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
在西方社会，直至近代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担任首相之时，方才历经了万般不得已的沉重压迫，进而创造性地发明了这样一种制度。然而，反观我们国家，早在汉代时期便已然推行实施了。
一个健壮的成年男子，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承担服兵役的义务。这一明确的规定实则蕴含着深刻且内在的意义。要知道，在当时二十岁方才被视为成年，可以独立进行耕种劳作。就农业经济的角度而言，其产出能力相对有限，因而必须注重节俭与合理利用资源。正如古语所云：“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通常的情形来论说，年年都获得大丰收，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平均而言，在三年的时间跨度中，总归会出现一个荒年。一旦遭遇荒年，平日的储蓄很可能就会消耗殆尽。倘若能够连续三年没有荒年，那么六年之中就理应存有两年的积蓄，九年之中则应当具备三年的积蓄。
然而，在农业社会当中，绝对不会出现连续丰收超过九年以上的情况，同样也不会连续遭遇荒年长达三年以上。一个壮丁，在二十岁时接手田地，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独立谋生。但是，当要求他为国家履行服兵役的职责时，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他的家庭所承受的负担。所以，在当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制定的规定是，从二十三岁起始；照常理推断，此时的他应当能够拥有一年的储蓄，从而能够抽身出来为公家服役。这一制度，绝非仅仅是一种单纯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实际上更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和道德良知的慎重决定。
这一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古代社会对于民生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稳定的追求。在文化层面，它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家庭、强调责任与义务的传统价值观。从社会角度来看，这种制度安排有效地平衡了国家的军事需求与民众的生产生活，为社会的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我们在探讨历史上的一切制度时，务必要留意到每一项制度背后所蕴含的当时人们的观念和理论。政治作为文化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机构，决然不会毫无缘由、随随便便地凭空产生出某一特定的制度。
在汉初时期，政府中的人员，原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他们亲身经历过民间的种种艰难困苦，对百姓的生活状况有着真切而深刻的认知，正因如此，才能够制定出这一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法规。
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常常抱有一种轻视甚至蔑视自身以往政治传统的态度，并且宣称中国缺乏成体系的政治理论，也没有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诚然，在中国过往的众多著作当中，确实鲜少有专门论述政治理论的书籍，也很少有纯粹凭借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人对于政治毫无理论、毫无思想。
只因为在中国古代，大部分的读书人在获取功名之后多半步入仕途，担任官职。他们对于政治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早就能够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得以展现和实施；根本无需通过凭空著书，脱离现实的实际情况，去构建并完成他们书本上的那一套空洞的理论。
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是紧密融合、相辅相成的。例如，在治理地方的过程中，官员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理念。这些实践经验经过传承和总结，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践和经验的积累，强调学以致用。这种文化特质在政治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使得政治思想更多地体现在实际行动中，而非单纯的理论著述。
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为政治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官员们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政治策略，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和需求，这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政治思想的体现。
于是，中国人的政治理论，早早地便和现实政治相互融合，达到了水乳交融、合而为一的境地。否则，何以解释皇帝和宰相一定要进行分权呢？倘若没有深思熟虑的政治理论支撑，又怎会形成这样一种权力制衡的架构？为什么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这样的严格选拔程序呢？这显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基于对人才选拔的精准考量和长远规划。为什么田租要力求减轻呢？这绝非偶然之举，而是出于对民生的关切和对农业发展的重视。为什么商业资本要加以节制呢？这背后必然有着对经济平衡和社会稳定的深入思考。为什么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呢？这无疑是综合考虑了民众的成长、家庭负担以及国家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
所以，当我们试图去研究中国以往的政治思想时，就应当格外留意以往的政治制度。中国决然不是一个毫无制度可言的国家，而每一项制度的背后，必定存在着其之所以如此的合理理论和深邃思想。怎能轻易地用“专制黑暗”等简单粗暴的字面表述就将其一笔抹杀呢？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以适应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需求。这种变革本身就反映了政治思想的动态变化和积极应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法家、道家等思想流派，都对政治制度和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旨在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平正义、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背后成熟且系统的政治理论和思想的指导。
因此，我们必须以更加全面、客观、深入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摒弃片面和肤浅的评价，方能真正领悟其中的智慧和价值。
汉代的国民兵役，呈现出多样化的分类，主要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一种是前往中央充当卫兵，肩负着保卫皇城与中央政权的重要职责；另一种是奔赴边郡成为戍卒，他们驻守在边疆地区，抵御外敌入侵，捍卫国家的领土安全；还有一种则是在原本所在的地方服兵役，负责维护当地的治安与秩序。
每一位国民都应当依次轮到这三种兵役类型。然而，唯有第三种，也就是在原地方服兵役的，从二十岁就开始了。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中央卫兵的选拔通常极为严格，要求身体素质出众、军事素养较高，他们所承担的责任重大，直接关系到中央政权的稳定。边郡戍卒所处的环境往往较为艰苦，面临着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频繁的战事威胁，但他们的坚守为国家的边疆防线筑牢了坚实的屏障。
在原地方服兵役的人员，虽然年纪轻轻从二十岁就开始服役，但他们在熟悉的环境中，能够更好地发挥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为维护地方的安定贡献力量。这种兵役安排，既考虑了国家整体的军事防御需求，又兼顾了地方的治安维护，体现了汉代兵役制度设计的周全与合理性。
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观察，汉代的这种兵役分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的兵役制度，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是汉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文化层面思考，这种兵役制度也蕴含着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责任意识，强调了国民对国家的义务和忠诚。
在汉代，中央军队主要由两支力量构成：其一称作南军，其二称作北军。南军乃是负责守护皇宫的精锐卫队，他们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确保皇宫内的安全无虞，是皇帝及皇室成员安全的重要保障。北军则是肩负着首都卫戍重任的部队，他们驻守在京城的关键位置，拱卫着整个首都的安宁与稳定。
当时，南北军全部的军队加起来总计还不到七万人。然而，尽管人数有限，但其战斗力和职责的重要性却不容小觑。各地方的健壮成年男子会依照规定轮流到中央充当卫兵，为期一年。
要知道，当卫兵所享受的待遇是极为优厚的。他们往返中央的旅费皆由中央统一供给，无需个人承担。当他们初到之时，以及期满退役之际，皇帝还会特意准备丰盛的酒席予以款待。在平日的生活中，他们的穿着所需以及饮食开销，也都不需要卫兵们自己破费。
当戍兵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所有的费用，毫无例外，都需要自己去承担。说到戍兵的期限，竟然只有区区三天。这其实是沿袭了封建时代的陈旧习惯。在封建时代，国家的规模相对较小，方圆百里便算得上是大国了。如此一来，从中央到达边疆，最远距离也不过五十里。要前往边疆戍守，仅仅需要半天的路程。倘若在边疆驻守三天，前后总共不过五天就能返回。在那个封建时代，戍边并非是一件艰苦之事，随身带上五天的干粮便足以应付。
秦始皇帝统一天下以后，似乎全然没有留意到这个问题，依旧要求老百姓按照旧例戍边三天。从会稽（如今的江苏）到渔阳（现今的热河），在政府的认知里，仍然只要你服役三天，这是长久以来的旧传统。然而，实际情况是，仅仅路途往返，就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而且，衣装粮草都要自己准备并携带，这是多么繁琐和麻烦啊！天下已然实现了大一统，国家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可是秦始皇帝的戍边制度却未能进行相应的改革。或许是政府事务繁忙，又或许是因为刚刚兵力混一了六国，正处于得意忘形的状态，从而没有关注到这些细微的环节上。
总之，秦始皇在戍边制度上的失误，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也促使后来的朝代更加注重制度的合理性和适应性。
然而，正是因为这样不合理的情况，从而引发了社会的巨大骚动。陈胜、吴广的革命，正是由此而兴起。近代的中国人总是喜欢说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毫无变化，试问一下，古往今来、国内国外，哪有这样的道理？又哪有这样的事情？就单单谈论戍边制度，一到汉代就发生了变化。
汉代戍边依旧规定是三天，但是你拥有选择不去的权利；只要每天拿出一百个钱，三天共计三百钱，交给政府，就能够免除戍边之役。倘若有一百个人选择不去，那么应该是三百天的免戍费用，政府会用这笔钱另外雇佣一个愿意去的人，这个人一旦前往，就要服满三百天的戍役。他也能够得到这一笔钱。这笔钱不仅足够他在边疆的用度，并且还能够留存一部分用来安置家庭。这无疑是一种灵活变通的办法。
按照理论来说，每个人都应当戍边三天，即便是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汉代曾经有一个宰相，真的让他的儿子亲自到边疆去，实实在在地当了三天戍卒；这件事情便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汉代这种对戍边制度的调整，反映了社会在不断进步和适应新的形势。它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国家的戍边需求和民众的实际情况，体现了一种相对人性化的治理理念。这种变通办法显示了汉代政府在制度执行中的灵活性和务实性。政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以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那位宰相让儿子亲赴边疆戍边的行为，彰显了一种对公平和责任的坚守，为社会树立了榜样，传递了积极的价值观。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社会中被传颂为佳话，也反映了民众对于公正和担当的崇尚。
汉代的戍边制度变化及其相关的故事，不仅是历史的一个片段，更是研究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重要素材，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治理理念和价值观念提供了丰富的线索。
在汉代，郡的长官设置有太守，还有都尉，就如同在中央有丞相又有太尉一般。太守乃是地方行政方面的首要长官，负责管理地方的各项政务，以确保地方的秩序井然和百姓的安居乐业。而都尉则是地方军事方面的首领，承担着维护地方安全和军事防御的重要职责。地方的部队正是由都尉来进行管辖和指挥。
凡是属于壮丁之列的人员，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都需要集合起来进行操演。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检阅，被命名为“都试”，其持续的时间为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期满之后，他们便返回各自的家乡。一旦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或发生重大事件，便会临时对他们进行召集。这实质上是一种国民兵的形式。
各个地方还会依据当地的地理形势和实际需要，分别有针对性地训练各种不同的兵种，例如车骑（包含骑兵和车兵）、楼船（涵盖水师与海军）、材官（即步兵）等等。在中央，有南军和北军这样的精锐力量；在边疆，有戍卒坚守防线；而在地方上，又有国民兵作为坚实的后备力量。当国家一旦遭遇战事或其他紧急状况，这三种军队都能够被有效地调用，共同为保卫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发挥作用。
国民除了服兵役之外，还要服力役。这是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以下历代一向有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则变成历史事件来讲述了。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好像现在要修飞机场、造公路就召集民工一般。在古代是纯义务的。全国壮丁按册籍编定，每人每年一个月，替国家义务做工。这在汉代唤做“更卒”，“更”是更替轮番的意思。如是则一个农民，既要到中央当卫兵，又要到边疆当戍卒，还要在地方上服国民兵役，“都试”譬如我们开一个秋季运动大会，这还比较轻松；而每年一月的更役，却比较国民兵役吃力些。但若不去践更（上番），按当时规定，出两百个钱给政府，也可以代替。
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连小孩子都有。说到这里，却有一严重的问题。当时政府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设法使国民人人就业，而却要国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遇有不克尽此政府所规定的职责的，那便就是犯法了。犯法就得抓去，有的便因此充当官奴，强迫在各政府衙门里做苦工。于是有的人便宁愿出卖自己，做私人家的奴隶。当时规定，奴隶也须缴人口税，而且须加倍缴。但这是由养奴隶的主人家负担的，不干奴隶自身事。因此汉代的奴隶特别多。要是在后代，无业谋生，还可以做乞丐、做流氓，政府不会来管。
但在汉代是不许可的。你要当义务兵，你要去修飞机场、公路，你要纳人口税；你的名字住址，都在政府册子上，不去就要出钱，出不起钱便是犯法。你做乞丐了，户口册上还是有你的名字，你还该向国家负责。于是只有把自己出卖给人家做奴隶。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政府要禁止此风，便规定奴婢的人口税加倍征收。但有钱的养着大批奴隶，反可发大财。譬如人山烧炭、开矿之类，全需大批人工。出卖为奴，便如参加此发财集团。因此奴隶生活，反而胜过普通民户。这在《史记·货殖传》里讲得很详细。这是汉代的奴隶制度。和西方罗马帝国的农奴完全不同。罗马的农奴多半是战争得来的俘虏；汉代的奴隶是农民自己游离耕土，来参加大规模的工商新生产集合；如何可相提并论呢？
汉代除却规定的义务兵役外，民间还有义勇队，志愿从军的。国家有事，可以自由报名。这叫做“良家子从军”。那些都是比较富有的家庭，尤其是居家近边境的，平常在家练习骑马射箭，盼望国家有事，报名从军，打仗立功，可以做官封侯。这风气在边郡特别盛。像陇西李广一家便是一著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