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玄宗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745年的阳春三月。
在这春寒凛冽之际，世间的万物大多还沉浸在沉睡之中，尚未从冬日的沉睡里苏醒过来。此时的长安城，依旧弥漫着一股清冷肃杀的气息，一片寂寥。
本月，京师朝廷颁布了一项颇为奇特的任命，竟将大臣裴敦复调去担任岭南五府经略使一职，这样的人事安排着实出乎众人意料，令人不禁对背后缘由浮想联翩。
听闻这个消息，裴敦复只觉脑袋仿佛被巨大的压力笼罩，整个人被困扰得不行，内心满是烦闷与无奈，感觉这消息如同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裴敦复本为京官，此次从京城调往地方，显然是降职之举。尤其调任的还是岭南，在当时，那里山路崎岖，环境恶劣，经济也不发达。美其名曰是调任，实则就是被贬谪到那偏远之地。
实际上，裴敦复前往岭南担任的经略使一职，并非闲职，而是颇具权势、地位尊崇的重要官职。只能说问题在于裴敦复眼界过高，对这一职位或许有着更高的期待。
唐玄宗在位期间，对唐朝边陲区域进行规划，将其划成十个军区。每个军区都配置了一名长官，其中一个长官的职务便是岭南五府经略使，由此形成相应的军事管理格局。
就拿大家熟知的安禄山来说，当年他可是手握重权的军区长官，权力范围极大，同时兼任范阳、平卢、河东这三个军区的节度使，一人横跨三大军区，其权势可见一斑。
其他军区节度使的驻地大多在长安上方，离长安较近，唯有剑南和岭南处于长安下方，而岭南距长安最远。可谓是地处偏远，朝廷难以管控，来此地担任五府经略使，妥妥就是一方封疆大吏。
从理论层面来看，情况确实如此。然而，京官与地方官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他们在职责、工作环境、面临的事务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人人都追逐功名、渴望建功立业，可这终究是机缘难测之事。倘若裴敦复到了岭南未能立下功名、做出政绩该如何？岭南距京师极远，他一旦离开长安，便远离权力核心，会渐渐被人淡忘，皇帝或许都不再记起裴敦复此人。
此外，裴敦复迅速察觉，此次被调任至岭南，背后必定存在有人暗中使坏、从中作梗的情况，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这一调任。
裴敦复产生如此想法的缘由并不复杂。朝廷于天宝四年将他调任至岭南任职，可就在前一年，即天宝三年时，他就已有过一次前往地方、深入基层的经历了。
一年之前，裴敦复被外调担任刺史之职，主要负责东南沿海的防务相关事务。在其履职期间，展现出非凡能力，成功将海盗吴令光擒获，彰显了其维护沿海安全的功绩。
吴令光身为海贼，常在沿海烧杀劫掠、骚扰百姓。他用兵奇诡，打一枪换一地，行事隐秘，朝廷多次征剿皆无果，玄宗为此震怒，早朝时多次发火。裴敦复到地方仅一年就擒获吴令光，皇帝大喜，召其回长安亲自接见，许以高官厚禄。裴敦复正美着，却没想到任命是去岭南做官。
岭南五府经略使那看似权势极大的职位，谁会真当回事！自己又绝非安禄山那样热衷权势之人，跑去岭南任职，可不就跟提前过上退休生活没两样嘛，实在没什么吸引力。
裴敦复满心疑惑，越琢磨越觉得事有蹊跷。前两天还和皇帝相谈甚欢，皇帝还拍着他肩膀承诺会提拔，可怎么转眼间，今天就要把他逐出长安了，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需清楚，当裴敦复从地方刺史的职位被召回时，唐玄宗已然赏赐他担任刑部尚书这一官职。
在唐朝，刑部尚书属于正三品的高级官员。皇帝这般如同坐火箭般提拔裴敦复，意图很明显，就是在为他的仕途铺路。只需再让他积累几年资历，皇帝再稍加提拔，他就能直接当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在大唐王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官职，其意义等同于宰相。它是当时政治体系里握有重权、参与机要决策、统领政务的重要职位，象征着极高的权力与地位。
官爵向来是为天下所共有的，本就该由品德高尚之人担当。裴敦复虽说能力较为出色，可就其品德方面而言，与理想的标准相比，明显还有所欠缺。
当他在朝廷担任刑部尚书一职时，手下有两名部下。其中一人名为程藏曜，另一人则叫曹鉴。这二人皆在其麾下，于相应职责上有着各自的角色与作为。
这两人品行恶劣至极，在其位不仅不谋其职，还贪污受贿、违法乱纪，仗着权势肆意欺压善良百姓，坏事做绝，实在令人不齿。
长安地处天子脚下，唐玄宗也绝非平庸之主。然而程藏曜和曹鉴竟如此嚣张，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违法犯罪。他们这般有恃无恐，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便是背后有裴敦复为其撑腰。
裴敦复身为刑部尚书，手握法律事务大权。要是他有意包庇自己的两名部下，凭借其职权便利，这两人极有可能逃脱惩处，在法外安然无事。
简而言之，这兄弟俩背后有能提供支持、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作为依靠。
程藏曜和曹鉴仗着有裴敦复撑腰，行事愈发肆无忌惮，不仅草菅人命，还公然强抢民女。不少大臣因忌惮裴敦复，对此选择视而不见。但他俩实在太过张狂、做事离谱，人神共愤，很快就有大臣站出来将他们捉拿收监，定罪论处。
有一位重量级的大臣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就是裴宽。在当时的情境下，能有这般勇气挺身而出，足见其胆识与担当，裴宽之名也因这一义举令人印象深刻。
裴宽与裴敦复官职级别相当。裴敦复担任刑部尚书，主要负责刑狱相关事务；裴宽则任职户部尚书，掌管着财政方面的工作，在经济管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裴宽在负责户部管理事务之余，还身兼一职，他同时担任本朝的御史，肩负着不同职责，在不同工作领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御史的职责就是专门纠察百官。百官言行稍有差池，他们必定过问；就算皇帝行事欠妥，他们也会直言批评。程藏曜和曹鉴竟敢在裴宽眼皮子底下犯事，裴宽火冒三丈，才不管裴敦复的情面，直接就将这二人拿下。
裴敦复与裴宽同族，是远亲关系。裴敦复见裴宽抓了自己的两个部下，觉得事情不大，便去找裴宽说情。他称同朝为官不易，这俩是自己亲信，希望裴宽给个面子放人，大家大事化小，日后也好相互照应。
裴宽的回应简洁干脆，就俩字——没门，毫无回旋余地，这般斩钉截铁的态度，显示出其坚决的立场。
裴敦复前去求情，却惨遭拒绝，这让他怒不可遏。他气裴宽丝毫不给面子，此时心思已变，不再是单纯想捞出那两个部下，而是对裴宽怀恨在心，一心想着找个法子整治裴宽，以消心头之恨。
裴敦复这次下了大本钱，他取出五百两黄金，设法找到了玄宗极为宠爱的妃子杨贵妃的姐姐杨三娘，试图通过这层关系达成自己的目的。
杨贵妃身为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家喻户晓。她是玄宗皇帝极为宠爱的妃子，在后宫独得恩宠。皇帝宠爱杨贵妃，杨氏一族也随之得势。贵妃姐姐杨三娘获皇权特许，能自由出入宫闱，有机会与皇帝交流。
裴敦复找到杨三娘，塞给她五百两黄金。其意图并非让杨三娘在皇帝跟前美言，把他那两个行事糊涂的部下捞出来，而是想让杨三娘诬陷裴宽，往裴宽身上抹黑，这妥妥就是一场政治报复行为。
杨三娘遵循“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原则，收了钱后在玄宗面前把裴宽说得一无是处，极力诋毁。玄宗未加细察便偏听偏信，直接降罪于裴宽，将其逐出长安，贬去河南担任太守。
您瞧，裴敦复此前就有整治他人的经历，如今接到前往岭南赴任的调令，他势必会心生疑虑，怀疑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暗中算计整治他。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还真就猜对了。原本没抱太大希望，谁料他的判断精准无误，仿佛有着未卜先知的能力，精准命中了结果。
对他展开整治行动的不是旁人，正是当朝宰相李林甫。李林甫位高权重，在当时的朝堂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番出手整治他，背后或许有着复杂的缘由与考量。
彼时的李林甫，任职礼部尚书，获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被封为晋国公，并且还兼任着尚书左仆射的职位，可谓身兼多职、地位尊崇。
毫不夸张地讲，在当时的大唐政坛，李林甫堪称首屈一指的人物，在皇帝眼中极具分量，是皇帝身边备受宠信、极为看重的关键角色，地位非同一般。
往昔他那可是备受瞩目的存在，众人皆趋之若鹜。然而自打裴敦复归来，情况急转直下，他明显察觉到自己的地位开始动摇，似有岌岌可危之感。
玄宗一日内多次召见裴敦复，对其极为赏识并给予重赏，还让他担任刑部尚书，大有继续重点培养之意。你如此行事，李林甫必然不悦，毕竟在他眼中，裴敦复可是潜在的威胁。
倘若日后裴敦复深得皇帝宠信，被皇帝任命为宰相，那按照这形势发展，我岂不是只能卸任下台了。
这段时日，李林甫也没歇着，他频繁地往皇帝跟前跑，几乎一天跑三趟。在皇帝面前，他时不时就说些裴敦复的不是，尽是些对裴敦复不利的言语。
从裴敦复纵容手下行凶，还构陷裴宽这些事，足以看出他绝非善类。李林甫根本无需刻意贬低裴敦复，只需将其过往劣迹如实揭露出来即可。
皇帝知悉情况后，才明白裴敦复竟是这般人物，意识到自己此前看走了眼。于是，他改变了重用裴敦复的想法，转而将其外调，任命为岭南五府经略使。
如之前所讲，岭南五府经略使可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唐玄宗委派裴敦复担任此职，实则是对他颇为厚待。不然的话，直接将其停职，裴敦复连申诉的地方都没有。
然而，裴敦复实在难以承受这种巨大的落差。三月份朝廷调令下达，可直至五月份，他依旧在长安磨蹭，一副拖拖拉拉的样子，就是不肯动身。
需明确，此次是天子下诏令裴敦复前去履职。按常理，皇帝诏令一下达，就该立刻收拾行装，分秒不能耽搁。然而裴敦复却再三拖延，两个月时间过去，他依旧待在长安。
不妨想象，两个月前调令下达，皇帝还以为裴敦复已然赴任。两个月后的某天，皇帝上朝时忽地想起此事，顺口询问，提及裴敦复到岭南也有好一阵子了，也不知他把当地治理得究竟怎样。
随后裴敦复从人群里站了出来，神色平静地回应，陛下，我尚未启程……
这般情形，换作皇帝非得气到抽搐。皇帝一脸愠怒，称此人倒真是有本事，竟敢赖着不走。当下决定，不让其去岭南担任经略使了，直接贬为睢阳太守。
原本身为封疆大吏，还担任着军区的首要职务，多有风光，可最终却落得个凄惨下场，官职一降再降，最后仅仅被任命为一个小刺史。
皇帝严令裴敦复即刻启程，明确表示若再有拖延之举，必将处以斩首之刑，绝无宽赦余地。
有趣的是，前任睢阳太守正是当年遭裴敦复构陷打压的裴宽。裴宽几年后从地方再度崛起，返回京师担任礼部尚书。而裴敦复则没了翻身机会，只得去睢阳当太守，本想就此安度余生，可李林甫怎会放过他，几年后，裴敦复就被李林甫杀害。
裴敦复去世的年份为公元747年，这一年对应着天宝六年。
往昔有一年，权势熏天的李林甫可谓古代奸臣中的“翘楚”。他呈递给皇帝一份奏疏，其上所书内容极为简短，仅“野无遗贤”这四个大字。
李林甫曾赞誉玄宗为圣明君主，“野无遗贤”便出自于此。其含义是，天下的人才都已被朝廷网罗，皇帝对贤才均予以重用，民间不再有未被发掘的贤能之士。
对于玄宗是否相信存在两种说法，不过李林甫的话完全可以反着来理解。实际上是他对有能力的人才、有德行的贤才极尽打压，该排挤的排挤，该诛杀的诛杀，致使朝廷如今陷入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
同一年，有个叫安禄山的家伙，不知是凭借一系列机缘巧合，还是处心积虑地运作，竟摇身一变，成了唐玄宗宠妃杨贵妃的干儿子。
在众人眼中，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没有谁察觉到存在什么问题。这一年里，各项事务按部就班，整体状况波澜不惊，并未出现任何异常的情况。
在丁亥猪年、天宝六载的时光里，大唐正值繁荣昌盛的盛世阶段，国家呈现出一派安定祥和的景象，辽阔疆土之内，处处太平。
然而，正如张明扬老师于其经典之作《弃长安》里所讲：
大唐边疆，皇帝热衷彰显功绩，宰相曲意逢迎，边将急切渴望建功，诗人也对军功大唱赞歌。他们共同形成了一条自驱动的盛世军功名利链，不停运转，把开边之举逐步推向国力极限，最终致使盛世走向衰落。
致使盛世大唐走向衰落的安史之乱，于天宝十四年爆发，而从那个时间节点回溯，距离彼时也仅仅八年时光而已。
古人曾言，做任何事预先谋划便能成功，不做准备就会失败。此外，古人还有说法，高明的医生注重预防疾病，中等的医生治疗即将发作的病，而水平差些的医生才去治已经发作的病。
在长达八年的时光里，唐玄宗李隆基对潜在危机毫无察觉。当我们研读历史至此，难免心生疑惑，究竟是何种无形的力量，在冥冥之中悄然改变了这一切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