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创立的脉络，通过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的逻辑梳理以及出土青铜器铭文的佐证而得以清晰，即：上古时期频发的大洪水，成为华夏各大氏族部落共同的威胁，而大禹治水的成功，为其积累了空前的权力和威望，最终成为夏朝的建立者。

而意外发现的西周中期遂国制作的青铜礼器遂公盨，又成为大禹治水的实物佐证，其底部铭文上第一句就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关大禹的记载，与《尚书》《禹贡》这些书面资料惊人相似。

疑点一：博览古代典籍的司马迁用4000字写成了《夏本纪》，但其中却有3000多字在说大禹，而记述从启到桀的夏朝16位君主的不过区区数百字，一度简略到“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这样的流水账，我们甚至无从得知某位君主在位时究竟发生过哪些事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大禹的记载，居然详细到连大禹和尧、舜等人的对话都有。我们都知道，在商朝的甲骨文出现之前，夏朝以及早于夏朝的历史时期，只发现过零星的字符，并未发现能够连字成句的文字系统。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夏朝没有文字，但至少说明夏朝的历史并未通过文字记述的方式完整保留下来（可能是文字载体不易保存，也可能是夏朝还没有形成著史的传统），以至于孔子都感慨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

相比之下，详细到连大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能完整记录下来，就显得十分可疑了。

疑点二：大禹的事迹存在一个时间越晚越详细的反常情况。比如，最早的西周中期遂公盨铭文以及《商颂·长发》只提到大禹是受天命敷土、浚川；春秋初年曾国的嬭加编钟、春秋中期秦国的秦公簋、春秋晚期齐国的叔弓镈铭文，开始把自己所统辖的地域叫做“禹迹”。

到战国早期，禹开始与尧舜产生联系，原本的“受天命”改成了受尧舜之命；而到战国中期时，包括楚简《荣成氏》以及《尚书》在内的史书，将大禹与夏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认为是大禹治水成功创立了夏朝，《夏本纪》中大禹和舜、皋陶的对话内容，就源自《尚书》。

在缺少新出土资料佐证之前，这种时间越晚内容越丰富的现象，本身就带有“层累说”的可能。（层累说是指历史在流传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传说中的古史期会变得越来越长，而传说中的中心人物也会越来越大）

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金文历普和天文推算把夏朝的始建年估定在公元前2070年，而根据现有的考古学搭建的年代框架显示，被古史称之为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绝对年代是公元前2200-前2020年。

被认为是大禹和涂山氏联姻并且会盟诸侯之地的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大型祭坛，碳14测定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100年；印证了禹征三苗事件的河南龙山文化取代石家河文化发生时间是在公元前2000年。

这些不同地域的“禹迹”，都将大禹的生存年代框架指向了公元前21世纪。按照古史的观点，大禹治水是夏朝建立的先决条件，即治水时间应当在公元前2070年之前。

然而，北京大学的张弛教授通过对龙山-二里头时段文化变迁的研究后发现，在公元前2300年到前1500年间，共出现了两次因水环境变化而导致的大规模人口锐减和社会倒退：

第一次是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中期到晚期的剧变，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被诸多考古学者判定为三苗遗存，这一巨变刚好对应了史书记载的三苗遭遇了“夏冰，地坼及泉”等特大自然灾害，这让大禹认为“天命殛之”，发动了对三苗的战争。

第二次是山东龙山文化早中期到晚期的剧变及岳石文化的衰落，总体规律是距离洛阳盆地越远，文化越衰落。

显然，古环境证据表明，大禹所在的豫中、豫西并不是大洪水的受害者，这些地区黄土台地分布广泛，特定的地貌条件可以让先民们就近选择新的栖息地，迁徙的成本远远低于治水的付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洪水对敌对势力的削弱，反而成就了大禹。

同样，郑州大学张莉教授的研究也发现，晋南、豫西一带的考古学现象明显与文献中的洪水事件对应不上。

公元前1900年左右，黄河流域出现了洪水引发的社会大崩溃，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但这场洪水发生时间并非在夏初，且洛阳盆地依然是洪水的“受益者”。

就在这次大灾难之后，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强势崛起。考古研究显示，二里头文化一期时，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到二里头文化二期时已扩张到300万平方米，这种扩张速度意味着人口出现了高速膨胀，换言之，有大量周边人口向二里头迁徙。

由于二里头文化被普遍认为是夏朝中晚期遗存，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从大禹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夏族群并没有受到洪水的直接威胁，这种情况下大禹治水的动因也就不复存在了。

事实上，在二里头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地区依然是古国林立、相互对抗，并不具备统一的权力秩序。那么，面对共同的威胁，由大禹通过统一调配不同部族的人力、物力资源继而建立领导秩序和绝对威望，岂不是顺理成章？

浙江杭州的良渚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前2000年，被誉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而考古发现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迄今发现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

然而，良渚的水利系统并不是良渚形成高度发达文化的前提，相反，良渚文化是在首先形成高度发达的国家文明之后，才具备了组织大规模人力开展水利设施建设的可能。

这不仅意味着修筑水坝的地方需要在良渚控制范围内，同时也需要有一个绝对强权的政体来调配足够的资源来供给脱离农业生产而从事水利建设的成千上万名劳力。

而这些，都是大禹所处年代不具备的，换言之，水利工程导致夏朝国家起源的逻辑并不成立。此外，在所有和大禹有关的历史遗存中，也均未发现类似良渚水坝一样的水利设施。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知，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并未对大禹治水做探讨。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解释另外一个疑问：既然大禹治水并非夏朝建立的先决条件，那为什么古人如此笃定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胜前认为，大禹治水故事的蓝本可能发生在良渚，人们用竹筏运送草泥包堆成堤坝，古史传说中的“息壤”原型可能就是草泥包。随着中原势力的兴盛，这个本属于良渚的故事被移花接木，这些工程都成了大禹的功绩。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华中师范大学的宋亦箫教授，他认为大禹神话实际上是北迁的良渚人带到中原去的，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描绘的正是大禹骑龟形象。

陈、宋二位教授的说法，不失为一种合理性的推测。中原龙山文化中频现的诸多良渚文化因素，表明的确有良渚文化群体北上迁徙。不过，上文提到，治水并不会导致国家起源，但国家起源却带来了治水的可能。

如果我们把大禹的生存年代从公元前21世纪下探至二里头文化一期（公元前1750年），将二里头文化视为整个夏朝的遗存，那么大禹作为二里头文化的创立者，构建了一个稳定发展了200余年的社会秩序。而夏朝200余年的国祚反倒比470年更符合14世17王的世系（参考商朝500余年国祚历31王）。

后世先民在追忆这段历史时，很自然的会将镌刻在记忆里的大洪水事件与第一代圣王出现时洪水莫名退去（实际是气候转暖）之间建立某种关联，认为是大禹对洪水的治理才终结了洪水，继而将大禹从人王上升到神王予以崇拜和祭祀，这或许是另外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