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谈及夏朝历史，都绕不开“大禹”这个关键人物。《史记·夏本纪》虽然名为记载夏朝，但全篇约3028字的正文中，仅大禹治水及施政相关的内容就占到一半以上，其中又有二分之一是在讲大禹治水，至于夏朝其他十六位君主则被一笔带过。

同时，历史记载中的大禹形象，也呈现出极为复杂的一面。

一方面，大禹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而治理水患，“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成为历代政治家歌功颂德的上古圣王；另一方面，大禹却又大会诸侯，将迟到的防风氏“杀而截之”以树立权威，又趁三苗遭遇天灾而出兵征伐，导致血流成河，权谋之术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与历史文献大篇幅记载大禹治水相反的是，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权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却并未花篇幅去探讨“大禹治水”可能的考古遗迹，甚至都没有把“大禹治水”作为夏朝建立的前置条件去探讨。

可见，在考古工作者看来，考虑到公元前21世纪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口基数，大禹时代的族群是否具备治理大江大河的能力，这一点确实还得打上一个问号。

气象学和地质学研究显示，公元前2000年左右，北半球发生了气候突变（称之为“新仙女木”事件），气温骤降，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交替频发，黄河大规模改道，下游河道横穿河北平原中南部于天津入海。

这场全球性的灾难，导致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古希腊文明发生衰落。而在我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原本处在蓬勃发展期的龙山文化也遭遇重创。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莉曾对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做过统计：受灾变影响，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聚落已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降幅高达90%。

在长江下游地区，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良渚文化时期留下来的环太湖地区的600余处遗址，到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同期时，只剩下寥寥几处。

正如《尚书》记载的那样：“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滔滔的洪水危害人间，浩浩荡荡包围了山岭、淹没了丘陵，水势汹涌直冲天际）。

可见，中外都流传数千年的史前大洪水传说，在历史上的确真实发生过，故而才能给全世界的古代先民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然而，在黄河中下游这场大灾难中，雄踞陕北的石峁遗址和位于表里山河晋南的陶寺遗址却并未遭受大的创伤。考古显示，石峁和陶寺遗址分别是龙山文化晚期罕见的两处超大型聚落。

其中，石峁遗址面积425万平方米，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石构城垣组成，存续时间为公元前2300－前1900年，废弃原因是人为撤离和外迁。

陶寺遗址面积280万平方米，拥有宫城、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等明确功能区划，存续时间为公元前2300－前1900年，废弃原因是遭遇外敌入侵。

虽然石峁、陶寺两个北方“双雄”在大洪水的天灾中幸存下来，但十分巧合的同时在公元前19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走向了衰亡。

有意思的是，原本遭受洪水重创的洛阳盆地，却在石峁、陶寺衰败后突然出现大规模人口集聚，形成了全新的二里头文化。

首先，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之一—新砦文化，总面积为70万—100万平方米，而二里头文化一期总面积却超过了100万平方米，仅仅五六十年后，遗址总面积又暴增至300万平方米。

聚落扩张的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合理的解释是有大量外来人口迁入伊洛平原。对此，昔日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教授曾表示：“（二里头）社会分化程度也不似嵩山东南的颍河中上游高。后者的聚落群在龙山文化晚期时规模急剧扩大，而其他地区则基本保持稳定。二里头都邑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发性，缺乏源自当地的聚落发展的基础，应当不是洛阳盆地龙山文化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

其次，二里头文化与石峁文化呈现出诸多相似之处。比如，被誉为二里头典型器物的绿松石龙形器、牙璋等礼器，均有直接的证据显示其源头来自石峁遗址。二里头贵族墓葬出土的铜斧和环首刀属于西北系青铜文化。

石峁文化“藏玉于墙”的祭祀习俗，也被二里头文化所继承，反映出二者有着共同的信仰或权力象征传统。不仅如此，二里头遗址过去曾被视为“大都无城”的典型代表，继而与以城防著称的石峁形成筑城理念上的差异。但随着国家文物局宣布发现二里头都邑城墙，这一差别也被推翻。

第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对石峁族群的古基因组（古DNA）研究后发现，石峁人主体为仰韶文化群体，直到龙山文化时期仍然保持了遗传结构的连续，石峁人群与位于黄河中游的陶寺人群的母系遗传联系最密切，石峁人群对现代北方汉族可能有更大的遗传贡献。

而另一项对二里头遗址夏代人群的分子考古学研究显示，与二里头人群距离最近的是山东、山西汉族，辽宁、内蒙古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陕西、青海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这和“石峁人群对现代北方汉族可能有更大的遗传贡献”结论吻合。

显然，以上种种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在灾后伊洛平原的突然崛起以及人口数量的激增，其背后的势力指向了陕北的石峁族群。

事实上，早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石峁文化就已经开始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各族群施加影响力。比如，根据考古学文化分期，晋南的陶寺文化遗存被划分为早中晚三期。陶寺早期文化显示，其是由山东大汶口文化和本地庙底沟二期文化结合的产物，与石峁文化并无互动和关联。

但到了陶寺文化中期时，陶寺的典型陶器却突变为明显带有石峁特色的双鋬手宽裆鬲、双鋬手甗，并且形成了早期和中期两处完全不同的王族墓地群。体质人类学专家张君和王明辉在对陶寺早期、中期两处王族墓地人群检测后发现，两者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如果陶寺文化早期对应的是尧帝陶唐氏的文化遗存，那么中期时，陶唐氏的上层贵族则发生了更迭，并且新的统治群体明显来自西北的石峁集团（或同属于石峁文化的支系族群）。这种相对和平的权力交接方式，暗合了史书记载的“尧舜禅让”。

但到了陶寺文化晚期（公元前2000年－前1900年）时，石峁族群再次南下，而这次南下，可谓是“举国迁徙”，并且暴力色彩明显。

考古发现显示，在龙山文化晚期，黄河以西的支流秃尾河沿线，突然出现大量石峁式石城，由此推测出石峁文化南下的总体趋势是从东北向西南，在即将抵达陕西渭南时，突然折向东南，经山西南部进入了河洛地区。

也就在这一时期，石峁遗址被人为废弃，陶寺遗址则遭遇了暴力入侵和破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对陶寺遗址出土人骨锶同位素比值分析后发现，陶寺中晚期的先民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外来移民。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博凯龄从陶寺动物利用变化角度出发进而得出结论，陶寺中晚期外来群体的方向为西北。

之所以将这次进入陶寺的族群再次指向石峁集团，是考古学家从日用品的风格分析得出的，“入侵者”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报复和毁墓虐尸，并不全力搜求宝物。

考古工作者推测：报复者与生前显赫的被报复者，应当属于同一群体。陶寺城址考古发掘领队何驽教授进一步分析得出：陶寺晚期“石峁集团”入侵—本地政权复辟—最终再次被剿灭的假说脉络。

此后，位于陶寺遗址西南的山西运城三里桥文化类型也被同一股势力强势入主，最终融合成为东下冯文化，并向豫西与南方汉江流域扩张，豫西一带则在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二里头一期文化。

当然，之所以要给石峁集团打上引号，是因为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支将陶寺毁城灭国的群体究竟是来自石峁，还是来自石峁的支系—晋中游邀文化。但泛泛而言，石峁族群和游邀族群同属于老虎山文化的地方类型，可以统称为“石峁集团”。

石峁文化虽然没有受到洪水的直接侵袭，但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农牧交错带南移，石峁族群赖以生存的农业环境遭遇破坏。简而言之，此时的石峁集团出现了人地矛盾，人口超出了土地承载力。

所以，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石峁集团开始了南迁。

至于大禹，究竟是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中哪一个阶段的统治者，抑或者是带领族群南迁的多位首领的共同缩影，我们已不得而知。

我们仅能根据有限的文献记载得知，“禹兴西羌”或与甲骨文记载的“有来羌自西”应该指的都是在位于陕西境内的族群。而“陕西人”的这次南迁，无疑催生了夏朝的诞生。

当然，环境考古工作者对大禹治水也有着最新的解释：大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距今4000年以后的气候好转而并非人力之所为。

只不过，当时的先民把水患的平复以及族群找到了新的适宜农耕的伊洛平原都归功于领导他们治水的大禹身上，但其背后的原型，却是一场因为争夺生存权而进行的暴力南侵。原本局促于晋南一隅自成一体的陶寺古国，成为最大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