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被认为是夏文化遗存的二里头遗址，至今也没有出土任何跟“夏”有关的自证材料，我们只能根据地层关系，判断出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同时又早于二里岗商文化，是一处公元前18世纪至前15世纪的大型都邑。

但商文化就不同，由于殷墟出土了甲骨文，所以我们得知了这里是商朝晚期都城，又根据考古学文化前后的延续性，找到了商朝早期文化二里岗文化，以及与夏朝同时的先商时期文化—下七垣文化。

所谓先商，指的是商汤灭夏以前商部落创造的考古学文化。这种不同文化遗址的分布，与史书记载的夏商两朝的疆域基本吻合。

比如，《战国策》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这个范围大体就是今天的豫西晋南一带，这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吻合。同样是《战国策》，“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这个范围大体就是今天的太行山东麓、豫东、豫北和冀南这块区域。

无论是先商的下七垣文化还是早商的二里岗文化，都跟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呈现格格不入的差异性。举个例子，二里头文化群体的饮器是深腹圜底罐，而商文化群体却使用鬲。在夏朝和先商部落的交界地点，这个差异更加明显。

《战国策》曾提到夏朝的北疆在羊肠，羊肠也就是起自今河南沁阳往北穿越太行山的羊肠坂道。这块区域以沁河为界，东北方向，考古发现的焦作李固遗址、新乡潞王坟遗址鬲为典型器物，文化面貌与下七垣文化相同；而西南方向，考古发现的焦作赵庄遗址、焦作北平皋遗址则以深腹罐为典型器物，文化面貌属于典型的二里头类型。

相互毗邻同属焦作境内，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文化面貌，恰恰说明这块区域就是夏商文化的交界地带，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对应的正是夏晚期和商早期。

首先，商族从豫北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分别通过在偃师和郑州营建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实现对夏朝核心区域的完全统治。随后，商族势力又沿豫西向今山西西南挺进，在运城营建了垣曲商城和东下冯商城，以控制这里的中条山铜矿资源；在临汾营建了上北平望遗址，实现了对夏朝故地晋南的全面控制。

其次，在全盘接收夏朝原疆域基础上，商朝统治疆域进一步扩张到了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北中南部、湖北北部、关中东部以及商丘以西这块广袤区域。

到二里岗文化上层，也就是商朝中前期时，商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扩张。向北，商朝控制范围已达到今天的晋北忻州、冀北保定一线，向南，商朝大举南征突破长江，在江西宜春留下了吴城遗址。向西，商朝控制范围抵达周原（西周发祥地）。向东则值得特别说明，二里岗上层文化出现在了山东济南和江淮一带。

因为在此之前，商丘以东包括今山东省全境在内的这块海岱文化区，从未纳入过任何中原王朝的治理范围，而是有着独立的发展脉络。直到商朝建立时，这里依然是岳石文化的天下，也就是地理概念中的东夷。

换言之，商朝对东夷的经略，是在商朝中前期就已经开始了，商文化的强势介入，终结了东方相对独立的发展脚步，同时，东征东夷也成为此后商朝坚持了数百年的国策，直至末代君主帝辛（纣王）身死国灭。

殷墟一期文化以后（约为盘庚、小辛之后的商朝中晚期），山东境内已出现多处高等级殷商墓葬群。比如1965年春，考古工作者在山东青州苏埠屯遗址发现了一座四墓道的大墓，这是除殷墟王陵之外发现的唯一一座如此高等级墓葬，说明殷商对东夷的控制不仅深入到了海岱腹地，而且墓主身份几乎与商王等同。

接下来我们在回过头来看纣王对东夷的征伐，《左传》在总结商朝灭亡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将商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纣王将大量国力放在了东方战场，导致实力大损，无力抗衡来自西周的军事威胁。

从考古发现来看，商朝对东夷的渗透和战争，早在商朝前期就已经开始了，到商王武丁在位的殷墟文化时期，走向了顶峰。

但问题在于，纣王即位时，关中的周人已经崛起，这一点，商朝统治者其实也早已察觉。周武王的祖父季历因四处征伐，被商王文丁猜忌所杀，继位的周文王姬昌又被崇国君主举报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被纣王软禁在羑里7年。

上文提到，早商二里岗文化曾一度到达陕西关中的周原，然而，晚商的殷墟文化却大规模从西向东退却，除太行山西麓边缘地带发现零星晚商文化遗址外，它处再无殷商文化遗存，意味着此时商朝的西部疆域，退缩到了与都城安阳一山之隔的山西。

相较而言，来自西部的军事威胁，似乎远远大于东边的东夷。然而，在战略用兵的选择问题上，纣王还是坚持了历代商王的既定国策，持续向东用兵。

于是，考古呈现出的殷墟文化（晚商）面貌与二里岗文化（早商）时期相比，北、西、南三个方向都在退缩，唯独向东在进一步扩张和增强，疆域从四边形，压成了鱼尾形（】），虽然征服了东夷，却也丧失了对西周的战略纵深。

这还得从另一个考古发现说起。上文提到，殷墟文化相较于二里岗文化，在北、西、南三个方向出现了退缩。比如，南向，殷墟文化的影响力已经从长江边退到了河南信阳一带。北向，退守保定以南的定州。西向，只在晋东南有零星据点。

让人感到诡异的是，商朝最早占领的两处夏朝故地豫西和晋南，均未发现殷墟三、四期文化（约为商王廪辛、康丁到帝辛时期），就连昔日的统治中心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一带，同样没有发现殷墟三、四期文化，而且这一地区也没有见到其他任何晚商考古学文化遗存。

这也就意味着，自商王廪辛统治时期开始，豫西、晋南变成了“无人区”，没有任何文化势力进入，商朝连先祖商汤的都城都放弃了。

北京大学的孙华教授推测，“无人区”的出现，是商朝与西北方国在这块区域长期战争拉锯导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学荣教授则认为：是因长期干旱引起突发事件（比如瘟疫），进而在人们心理上产生恐惧而放弃，使该地区成为谈之色变的“禁地”。偃师商城废弃及洛阳盆地在随后几百年间成为“无人区”的现象，可反证商王朝统治者中存在的极度恐惧和绝望心理。

在高度相信占卜和鬼神的殷商时期，王教授的推测的确更接近事实真相。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商朝的疆域变化：从土地肥沃通达四方的洛阳、郑州，一路迁都向北回到商族的祖源地豫北，在盘庚迁殷（殷墟一期文化）之后，商朝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对南土的经营。

到商王廪辛（殷墟三期文化）时，晋南、郑洛地区又发生了未知的灾难，促使商朝彻底放弃了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垣曲商城等诸多据点。

所以，纣王继位时所面临的选择：一是南下、西进，重新收复一百年前已放弃的且可能给国人带来恐慌的“无人区”故地；二是沿着先祖既定战略，在已经建立诸多殷商据点的东夷地区继续扩大战果，以弥补商朝在西、南两个方向所损失的疆域。

显然，商朝晚期的战略抉择，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纣王选择继续东进，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在殷商这艘巨轮已经转向的前提下，替先祖们背了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