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深居了三个多月。

带着很多美好的期待回来，写过很多在农村的美好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所有的美好只是建立在当事人有足够能力的条件下。

前阵子村里有个伯母疯了，时不时要出来骂人，甚至动手，为了避免她伤人，我去阻拦过几次。

她之前患过抑郁症，当时已经到了躯体化的地步，常常瑟瑟发抖要裹着被子。

后面经过药物治疗好了，能正常生活。

她是清醒的。

农村有时也是个“吃人”的地方。

她的子女在社会上艰难立足，因为常有攀比风气，便把长脸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谁知自己孩子不管如何努力，好像总是无法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于是，她下定决心自己去社会上走一遭，但没文化年纪大，又不会说普通话，经历了重重打击后回到村子。

迎接她的是一些闲言碎语和嘲笑，那些得了势的上位者气势更是嚣张了。

后来，她索性仗着精神不太好当起了疯子，要去砸了取笑她的人的窗户。

这些取笑她的人，看起来并未对她造成过实质性伤害，只是因为生活无聊，所以把她当成谈资和精神胜利的对象。

底层人间最大的乐趣仿佛就是攀比和八卦。

当然，这些故事里，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他们也有良善温情的一面。

每次村里有些人家遇到真正的困难了，他们又都愿意组织起来伸出援手。

比如，多年前这个伯母上山砍竹笋伤到了拇指，村里的人第一时间把她送到了医院并垫了药费。

某些人家里老人重病了，条件稍差的，各家也会自觉给他们包个红包。

我上小学时，骑自行车上学出了一场车祸，连人带车摔下溪边，磕到下巴流了很多血，也是村里的人把我捡回去给我止血，带我看医生。

但不妨碍这些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言语挖苦我，甚至造过谣，也不妨碍如今他们共同取笑这个伯母。

这世上，少有纯粹的好人，也少有纯粹的恶人，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可能或多或少的成为被助者或加害者。

就像每次这个伯母发疯时，站在村口把全村人都给骂了，有的人即使本来和她没有过节，听到她发疯把自己也骂进去了也会加入那些抵制她的队列。

我曾尝试和邻居说，她的精神病了，我们不应该再指责她去火上浇油了。

被骂的次数多了，我渐渐的也不再发声了。

农村里的60后，70后，80后，90后都逃脱不了一个宿命，一个从出生那一刻就被当作生产资料的宿命。

那时候的60后，70后能读到初中已经是很了不起，很多人读小学时就要开始为家庭产生收益，年仅七八岁就得下地干活。

大多数人的父母是从更低认知的社会走过来的，60后，70后的父母很多连学堂都没进过，只知道要结婚生子，要多生才能多一个生产力，要养儿防老。

他们不懂何为教育，只有训化。不听话就打就骂，打骂到服从和正确照做为止。

直到60后，70后，也就是我们爸妈这一代有了孩子，他们能做的也只是复制自己曾经走过的路。

只有些许去外面见过世面，读了点书的父母，会重视教育，会用心培养孩子。

大多数的“失败作品”只能早早入了城，自求生路，有的还被要求赚钱养家。

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可能并未建立过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于是，在现代的新思想和父权思想的激烈碰撞下逐渐迷茫，迷失自我。

在底层认知里，养育孩子就像一门划算的生意，很多供了孩子读书的，在孩子出了社会后也会常常把:“你看我们辛辛苦苦供你读书，也没见你回馈我们”挂在嘴边。

他们不断的给孩子营造愧疚感，不断引导孩子走向他们的人生，把养育孩子当成投资，当成将来为自己充当门面的工具。

于是，家长之间的攀比成风，反噬了自己的孩子。

这些家长，总是在背后充当推手，把自己的孩子推向自己，以此来达到共生。

对于个人成长而言，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

作家李娟说:“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摆脱我的原生家庭，当我最需要爱的时候，我从来不曾被深深的爱过，以至于后来我得到多少爱都会不以为然，你会轻视这份爱，这是我的残疾，是无法克服的一部分。”

从小没有被爱过的孩子，长大后即使功成名就，内心也是潮湿的，这是心理的残疾。

唯有向前看，尽早觉醒，才有可能打破一代又一代的不幸。

努力去提升自己的认知和眼界，努力赚钱，然后努力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抽离那个环境。

把自己的内在小孩重养一遍，余生，好好善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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