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建立梁朝时已三十九岁，到公元530年时已在位二十七年，也已六十六岁了。

梁朝建立以后，北魏朝廷发生了诸多事件，而相比之下，南梁政权毕竟始终有一个梁武帝，显得似乎十分稳定，但是，在这种看似稳定的背后，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危机。

梁武帝虽然勤政，但矫枉过正，对宗室大臣过于宽容，致使梁朝上下弊政甚多。南梁散骑常侍贺琛就曾上书梁武帝指出当时梁国国内的几大弊政：

天下户口减少，郡受不了州的盘剥，县受不了郡的控制，全都不懂得治民之术，就知道搜刮百姓，应付上级的任务。百姓们受不了压迫，只能流离失所，或者依附大姓，或者

聚起来。从朝廷下派到地方负责征收各种赋税的官吏比比皆是，一个钦差大臣就会骚扰得地方百姓十分不安。资质平庸的地方官就听任这些人盘剥百姓，而那些狡猾的奸吏又助纣为虐，变本加厉地残害百姓，所以，朝廷多次下诏要求百姓们回到家乡安心生产，但实际效果甚微。

地方官大多贪婪残暴，廉洁的人少之又少，这都是因为风俗奢侈所致。当时

的南梁官员，经常举办宴会相互夸耀，浪费极大；还有就是蓄养歌姬舞女，本来是有品级要求的，但在当时，无论多么低级的官员都开始蓄养歌姬舞女，一心贪污。那些担任地方官的，虽然在任上靠盘剥搜刮了上亿的钱财，可卸任以后就又囊中羞涩了，原因就在于这两项的开支巨大。等到他们再度被派到地方任职，就会变本加厉搜刮百姓。至于其他奢侈浪费的方面能举出上百条。

一些官员不知为官大体在于清明、宽恕，刻意深文周纳，表面上看似在奉公，其实是在提高本部门的威权。

北伐之后，国库空虚，如今就要裁撤一些冗官，减少开支，只有减少开支，才能积聚财富，实现国富兵强。"

贺琛的这篇奏表虽然写于十年之后，但此时的梁国国内情况其实也与表内所云相差无几，梁武帝看了贺琛的奏表不仅没有虚心听从，反而勃然大怒，一一批驳。

《南史·郭祖深传》也称"帝溺情内教，朝政纵弛"，郭祖深曾抬着棺材，来到宫门外上书劝谏，他指出∶"大家比着奢侈浪费，贪污腐化也随之出现，这都是陛下要求臣下不严所致，廉洁之人无法得到晋升，贪污之徒提拔的路径很多。治国之本在于治理好百姓，而粮食则是百姓们的命根子。如今地方官从不鼓励农桑，竞相盘剥，即使遇到丰年、百姓仍然面露饥色。过去陛下崇尚儒学，设立了五馆，后来推崇佛法，造成家家通经，无人种田。如果陛下能鼓励农桑，不出数年，就会家给人足。现在的朝廷重臣，外廷则有徐勉、周舍，内廷则有云、旻，徐勉、周舍只愿苟安于江东。哪个朝代都有谋臣良将，贵在皇上能够知人善用。陛下登基二十余年，能够尽节劝谏的臣子又有哪个?朝廷重臣见到陛下都是唯唯诺诺，出来就说不敢在陛下面前提出异议。朝廷群臣很少有奉公守法、廉洁为官的，家中都是盆满钵满，他们既不种田又不经商，哪来那么多财产? 请求陛下能够罢免贪污之人，晋升廉洁之人，严明法纪，禁止奢侈。"

郭祖深还就此提出了二十九条，其中，他说到一是建康有五百多所寺庙，僧尼十余万，这些僧尼又养有"白徒""养女"，不受国家户籍管理，致使天下户口少了一半、请求勒令四十岁以下没有道行的僧尼全部还俗务农;二是朝廷提拔功臣，任命他们担任边境首长，这些人到任以后，不懂治理之术，只是以贪污残暴为务，有些南投我国的降将来的时候只是一人，到后来招募了大量部属。另外，一些部将对下属残暴，很多士兵因之死去，这些将领们上报说死去的士兵是逃亡了.也有战死沙场的，将领们却把他们纳入叛逃的名单里，士兵家属依法被征召入伍，一家逃亡，同姓都要受到牵连，同姓逃亡，全村都受牵连，造成一人逃亡，全村都随之而逃，空无一人。虽然梁武帝没有全部采纳，但还是赞赏他的正直，提拔其为员外散骑常侍、钟陵县令。

正如沈约所说的那样，梁武帝是个自视甚高的人，自视甚高带来的后果就是容不得别人超过自己，拒谏饰非，事事处处都认为自己做得最正确，而最终让国事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