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会围城记·客兵恣害》记载：
“客家乃以诛红巾为名，同官兵讨贼，后知官兵伎俩不高，兼贪居民田宅之利，乃树‘反清灭红（洪兵，红巾军）’之旗，曰：‘六县同心，天下无敌’云云，抗拒官军，残破乡闾，烧杀老幼。所过赤地，.....鹤山新尹来者，徉为效忠迎接，亦受其掣肘，大官以洪贼祸剧，未暇治也 ”。
此处有两点需要澄清，一是“反清灭红”之说没有旁证，从整个土客斗祸初期客家人的态度来说，“灭红”是实，“反清、抗拒官军”则未必，因为洪兵起义的口号正是“反清”，这也是洪兵所要做的；二是“六县同心，天下无敌”、“烧杀老幼”指的是客民向广府土著大肆报复之事。
史载，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二十一日，高明县精壮勇丁两万余人，进屯泽河（今佛山高明泽河村），与客家武装交锋，刚一接阵，便溃败下来——
“（土勇）畏怯奔窜，追逐被杀者三千余人，另绅士十余名”。
次日（11月22日），由于五乡土著居民“实有人在泽河帮仗”，客勇将原本针对高明团勇的矛头转到普通土民身上，开始对土著居民大肆烧杀抢掠，凡泽河、榕树、板村等土民聚居小村，“俱为（刻）贼蹂躏”。二十四日，大批武装客勇开至双桥上下三村——
“烧房舍百余，杀人六、七十，财物洗劫一空”。《鹤山麦氏族谱》
二十五日，客勇又准备攻打堂马、靖村等乡镇，幸亏值司官罗瀛闻警从县里赶回衙署，利用其威望、影响力力行禁止，四乡方赖以保存。
尽管客家开始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土著居民，但由于客勇是官府镇压洪兵的得力帮手，故官府仍然对其另眼相看，青睐有加。《鹤山麦氏族谱》载，咸丰五年三月间，李文茂、陈开等焚烧佛山， 率大股洪兵经西江窜入广西，踞浔（今桂平）、梧二州——
“自此广东地方，颇得暂安，时督抚大宪札谕各县设立公局，选择公正绅士，委之以命令，分别贼匪首从捆送究办”。
三月中旬，鹤山新邑缙绅沈公梁，由广海来任团总，另有四位武举人顾章林、冯廷彪、李其盛、马从龙协同到县，襄助沈公梁守御，以备不虞。
随着周边各县土客械斗加剧并愈演愈烈，鹤山的情况也随之恶化。《新会围城记》载，咸丰五年十二月，新兴、开平、恩平、新宁等县广府人与客家人再起大械斗，土民不支溃败，尖石、黄村、蕉园、西楼、南坑、高芦坝等土民聚居村落均被客民攻陷，惨遭剿洗，不少村寨被烧作废墟。（铁马冰河wu）彼时这些州县正遭遇自然灾害，粮食歉收，人民“饥死无算”。咸丰六年正月十七日，鹤山客勇又攻打罗村，攻破后大肆焚杀劫掠——
“墙垣倒塌，宛如平地，村民被杀者百余人”。（铁马冰河wu）
鹤山的客勇凶悍善战，即使对全副武装的洪兵也不在话下，势能碾压洪兵气焰，一般的土著居民就更不是其对手了。这种“强龙压过地头蛇”的状况与客家人控制了地方政权有关。据记载，当地有势力的四大武举皆是客家人，新任知县沈梁就是本邑武举马从龙、李其盛等护送前来的，沈县令被客民控制早就是公开的秘密——
“鹤山新尹来者， 佯为效忠迎接，亦受其（客民）掣肘，大官以洪贼祸剧，未暇治也”。
到咸丰七年，鹤山当局对日益强大的客家势力已经无力控制。当年三月初六日，牛蹄乡客民杨马头等纠集党众围攻补磊村，所谓理由是“捏以（ 补磊村有人）调戏伊女为词” ，客籍绅士调解、劝阻无效，便请知县沈梁带勇到牛蹄乡宅梧村捕获杨马头四，重打四百板，旋即派衙役将其押返鹤山县衙。马头四的儿子蛇仔得到消息后，纠集两千多人，执枪带棒赶到宅梧，将尚滞留在此的县令围住，声称如果不放他爹，到某时辰必杀县官。客家长老畏惧其凶焰，又恐牵累知县，只得邀约五乡缙绅请求沈知县放人，沈梁逼不得已，只好同意释放杨马头四 ——
“自此以后，客贼愈无王法矣”。（铁马冰河wu）《鹤山麦村麦氏族谱》
几乎与此同时， 客民于初七、初八两天将更合、合水两大土民交易圩场夷为平地，旋即又沿途烧杀，趁势攻至高明县城附近：
“（更合至高明一带）焚掠殆尽，妇女儿童，不能走动者，被（客）贼捉获无数，虽树木瓦砾，亦无一株一片存者，被害之惨酷，未有若高明之甚者也。（铁马冰河wu）一县之中，仅存石沂围、三洲圩，土村只存十九乡而已”。
土民不甘蹂躏，开始组织抵抗。三月十六日，高明县更楼、合水两乡土著居民，在更楼圩设立公局，“置炮、筑村、派勇”，准备反击、报复客民，并约期进击，但在早已准军事化的客民面前，土民一方由于组织松散、训练不足、缺乏斗志，刚与客勇接触，便望风而逃。
三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客民武装又以“帮仗”（帮助官府攻伐洪兵 ）为由，将靖村、荷村、堂马、莎芬、选田等乡镇焚劫一空。此时，肇庆知府、新会营参将卫佐帮率数千营兵，正驻泊于高明三洲海口，并将客家绅士李天参等数人拘押，意思是抑制客民的过火、滥杀行为 ，但却没有决定征剿客民。随后，有消息传来，说已经占据广西浔州、梧州的洪兵欲卷土重来，将要反攻粤境，卫佐帮旋即撤军退守肇庆城，以阻抗洪兵。
文献记载，官军撤离后，失去约束的客民开始肆无忌惮地戕害土民，大搞破坏——
“胆益大，心益毒，霸产踞业，视妇女为鱼肉，或强掳，或淫污，侵掘祖坟，掳人勒索，拦途截摸，擅杀无辜，无恶不作，无利不搜，虽睚眦之嫌，分毫之欠，无不报焉 ”。
其中也有一些知书识礼、处事公正的客家士绅出面劝阻，“约束子弟”，但长期积累的仇恨心态已浸成惯性，屡禁不止。在这种毫无安全保障的危险情况下，土民中稍有“身家门户”者，无不迁徙他乡，以避“客贼”锋芒。
一直到咸丰八、九、十年，客人仗势欺压、杀掠土人——
“强横肆虐，较前弥甚，横直百里，无村不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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