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6年从县里的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了乡里的小学。

在我来学校报到之前，学校已经有七八个县里师范毕业的师哥师姐。

当时的乡中心小学，还是五十年代一个祠堂改建而来，学生的教室都是土墙房子。

学校原来是没有教师寝室的，因为学校稍微上了年纪的老师，都是本土本乡的人，每天放学和班里的学生一样，步行回家，第二天提前来到学校，督促学生早读，除了寒暑假，周而复始。

后来，学校逐步有了从县里师范毕业的年轻老师，这些老师，大多数都不是本乡本土的人，有的家里距离学校有好几十公里，当时又不像现在这样镇镇、村村之间都有水泥路，因此不可能每天从家里到学校往返。

于是，学校只得向乡里争取，而当时学校也是一穷二白，校长只好厚着脸皮去乡里堵书记和乡长，经过软磨硬泡，最终学校建成了几间砖瓦平房，学校老师们终于有了一个窝。

平房建起来了以后，在分配房子时候又遇到了难题，总共只有七间房，除了七八个年轻老师外，还得考虑虽然是本乡人但家距离学校很远的老师，这样一来，僧多粥少，分宿舍就成了难题。

当时，只有一个年轻女老师，她肯定一个人占一间，所有人都没有意见，除了女老师这一间外，还剩六间房，而需要宿舍的老师太多了，没有办法，最后学校领导决定三个人住一个房间，中间用窗帘隔断。

那时，学校里还没有通电，晚上都是点煤油灯批改作业，一间寝室三个煤油灯同时点亮，进门都是很大一股很难闻的煤油味。

除了住宿不方便外，生活上也是一大难题，学校中午要蒸饭，老师和学生一样，都用饭盒或盅盅，在里面放好米，掺适量的水，放在一个大的蒸笼里，待中午放学后去厨房取。

好在学校厨房的两个老师傅，每天中午还给老师们弄一个菜或者一个汤，多数时候都是清炒素菜，一周能吃上那么一回肉，当然，中午的菜钱每月从老师的工资中扣除。

艰苦的生活确实很能锻炼人的意志，毕竟我们这七八个年轻老师，都在县城师范学校学习了三年，感受到了城里与农村生活的差距。

有老师就受不了这个环境，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胆大的老师，利用暑假的机会，和亲戚去了一趟深圳，这一去，这个年轻老师连辞职都没有回来办，就扎根深圳，如今，这个老师早已实现财富自由，前些年，我和另外一个老师去广东，他出面招待，一顿饭就用了上万元。

更多的老师则想方设法调走，有的老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将家里八辈子的关系都梳理了出来，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有两个老师调去了县里，两人后来成就都很大，一个当了副县长，一个当了教育局长。

不过，没有关系没有门路的还是多数，这些年轻老师中，多数还是留在了本校，兢兢业业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