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上海市某法院的一个案件判决。

女子熊某，在位于上海市静安区的出租屋里跳楼身亡，而出租屋里除了她以外，还有她的同居男友卞某。

事后，熊某的父母赶来上海，将卞某起诉到法院，索赔170余万。结果，法院判决男友卞某判赔偿17万。

根据判决书，可以看到案件的来龙去脉。

女子熊某在KTV上班，做的是陪酒女郎的工作。

事发当天，熊某下班回到出租屋，男友卞某发现她喝了很多酒，整个人摇摇晃晃，有些站不稳。

熊某向他抱怨称，KTV的客人点了很多酒让她喝，不喝就不给小费，让她心情很不好。

男友卞某因为非常困，又埋怨她回家太晚，不耐烦回了一句“快睡吧，别再叭叭了。”

之后，熊某躺在床上向卞某“要抱抱”，卞某予以拒绝。熊某想将卞某的头搭在她的肩膀上，卞某躲开了并转过身躺着背对熊某，并坚持不抱。

随后，卞某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感觉到了熊某起身，然后听到了拉窗帘和开窗的声音，约半分钟后，卞某听到了一声“啊”的惨叫，然后又有一声比较闷的坠地声。

至此，熊某跳楼自杀身亡，而熊某得父母认为是男友卞某导致女儿自杀，于是将其告到法院。

法院是这么认定的——

“卞某非但未给予熊某照顾，而且躲开熊某并转身背对熊某，致使其即使感觉到了熊某起身，听到了拉窗帘和开窗的声音，也未能及时看见并采取措施阻止悲剧发生。”

“法院认定卞某存在疏于对熊某照看的过错，且卞某疏于照看的不作为与熊某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卞某应当承担未尽到相应照看义务的侵权赔偿责任。法院酌情认定卞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

看到这个判决的，我的第一反应是，男女朋友什么时候成法定责任了？

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先说一下前几年的司法考试，有个很出名的题目——“女友和妈妈掉河里，先救谁？”

根据司法部公布的答案，女友和妈同时遇险，先救妈。

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解释说：‍

“男友对女友只有道义上的救助义务，而没有法律上的救助义务，所以如果先救其母，女友死亡的，不构成犯罪，反之，如果先救女友而母亲死亡的，构成不作为犯罪。”

这个千古难题，随着司法考试而有了答案——情侣之间只有道德义务，而没有法律义务。

所以，上海这个案子的裁判逻辑就很奇怪，既然男友没有法律义务，怎么就违法了呢？

女方在KTV被客人灌酒，心情郁闷，回家后求安慰，男方因为困+女友一身酒气，于是拒绝抱抱，这种情侣间的不耐烦，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不能因此拒绝抱抱争吵几句，就归结为女子自杀的原因，就成了没有尽到照看的责任，如果真要这么算，那KTV罐酒的客人，是不是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另外，男方在半睡半醒中听到了拉窗帘和开窗的声音，这个声音本身也不代表女方就要自杀，万一是酒喝多了，想要开窗通风呢?

不能以此苛求男方要预见女方要自杀，况且男方当时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没有完全清醒的意识，要求男方未卜先知，这不是不强人所难吗?

归根到底，上述这两个情节，不能说与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

因为正常人的行为，不管是拒绝拥抱还是起身开窗，都无法预计对方是准备跳楼。

而“饮酒过度”才是女方情绪和行为失控，最终自杀行为的直接原因。

换言之，女孩饮酒过度后，哪怕男友及时安慰、一直睁着眼，她也可能因为“感觉床单太丑”之类无厘头的理由自杀。

因为“不抱抱就自杀”，这是说不通的。

再联想到最近的几个热点案件：

“河北男孩随父骑行摔倒遭碾压身亡”案，不满12周岁儿童骑车上路，其父亲对未成年儿子有没有“照看不周”之责？

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胖猫自杀案”，胖猫在绝望自杀之前，谭竹有没有好好安慰他，尽到照看之责？

再往前看2016年的一个案子。

忻某与许某在外租房共同生活，两人因琐事争吵，忻某在朋友圈发布留言，表达了轻生的想法。随后忻某从许某就职单位的办公楼上跳下，坠地死亡。随后忻某父母状告许某。

法院是这么裁定的：

“许某事前已经知悉忻某有轻生的想法，但其确未耐心地对忻某进行劝解，亦未采取通知忻某亲属、朋友或者报警的方式防止悲剧的发生。虽然在有能力施救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救助他人脱离险境为传统道德所鼓励和提倡，但这种道德要求并非法定义务。”

“纵使许某与忻某系恋人关系，许某的救助义务仍未超出道德的范畴。如一审所述，忻某离世给忻母带来的悲痛，世人均能理解，但侵权责任的承担通常以法定义务的违反为前提，忻母于本案中要求许某承担侵权责任，无法律依据。据此，忻母的上诉请求，难以支持。”

这个判决，法律上的逻辑清晰明了，恋人之间只有道德义务，而无法定义务，所以也就不存在侵权责任的说法。

你就说这个案子，一个年轻女子自杀，她的父母要钱，刚好男朋友在身边，那就让他赔一点吧。可为什么不让灌酒的客人和KTV赔钱呢？

社会“秩序”思路，法律“正义”思路，哪个在前，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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