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 范喜民

1975年11月23我穿上了绿军装踏入军营。

紧张严肃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了连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在新兵训练时各个科目都表现突出的优秀战士却分到了炊事班当了一名饲养员。我虽然心里有怨气，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还是装做高高兴兴的样子去了炊事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很快就由慢慢的习惯这份工作变成了慢慢喜欢上了这份工作。看见一头头瘦弱蔫巴的小猪在我精心的喂养下变成了一头头膘肥体壮欢蹦乱跳的大肥猪时，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成功的喜悦。

在领导的表扬和同志们的称赞声中，我不但光荣入党，而且还被调到了二排四班当了一名班长。

当上了班长，我更加刻苦努力。时时事事都以身作则，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必须做得更好。在我的严格要求和全班同志的不懈努力下，我的班的工作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

就在我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因一个新兵的到来，让我不但背了一个处分，而且还险些脱下了这身军装。

新来的这名新兵叫崔跃民，他长得五大三粗，脸色黑紫。一对铜铃似的大眼睛白多黑少，给人一种不严自威的感觉。

崔跃民仗着自己人高马大，经常欺负别人。用别人的东西从来不打招呼，指派起别人来比我这个班长还振振有词。班会上同志提意见，他满不在乎。我的耐心教育还被他看作是软弱无能的表现。

只要看见别人洗衣服，他就把自己的脏衣服扔进别人的脸盆。

慢慢的他竟然把衣服往我的脸盆里面塞。我已经替他洗了好多次衣服了，他不但连声谢谢也没有，而且还变本加厉，喝五吆六起来，什么领口没洗净，袜子没打肥皂，反正是没有一次让他满意过。

那天，我接到了去教导队学习的通知。交代完工作后，我就想把脏衣服洗洗。躺在床上的崔跃民见我正在收拾脏衣服，便大声喊道：“范喜民，过来，把我床下的鞋子给我洗洗！”

我没理他端着脸盆就出了门。就在我正在洗衣房埋头洗衣服的时候，一双又臭又脏的胶鞋飞进了我的脸盆。不但脏水溅了我一脸，而且还吓得我差点摔倒。

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崔跃民。我的气不打一处来，从盆子里捞出胶鞋一下子就扔出了门。

崔跃民见我把他的鞋子扔掉了，立即跑过来在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不为战士服务，要你这个班长有屁用！”

堂堂七尺男儿哪里受过这等屈辱？我立即一个扫螳腿向崔跃民的下盘扫去。没想到崔跃民还真有两下子，轻轻一跳便躲过了过去。趁着他跳起来的时候我跨前一步握拳扬肘，撞向崔跃民的面门。我想能躲过我的扫膛腿，这一肘他也能避开，但没想到他竟然没有躲避，让我这一肘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他的鼻子上。

一刹那，崔跃民的鼻血就“涮”的流来下来。崔跃民还趁势把鼻血向脸上一抹。他的脸立刻就涂满鲜血。

崔跃民一边抹，一边大声地喊：“快救命啊，班长打人啦！”

很快，崔跃民就被送到了医院。指导员听我的叙述后安慰我：“安心去学习，崔跃民我了解，这样的人应该让他吃点亏。”

没想到我到教导队学习还没满10天就被退了回来。指导员说：“崔跃民去团里不但告了你，连我也捎带上了。处分事小，搞不好，你这身军装恐怕都得脱了。”

我越想越觉得憋屈，因此，我写了一份情况说明，还例举了崔跃民的一些不良习气交到了团里。

一个星期后上级处分下来了，虽然没有让我退伍回家，却给我记了一过，并免去班长，调到了机修连。

调到机修连后，我思想消极，干活没动力，脑子里总想着处分的事。带我的师傅姓王，河南人，名叫王魁有，我叫他王师傅。

王魁有当兵7年，修车技术相当好。他带出的徒弟中有好几个都当了排长，但他依然是一个大头兵。

王魁有除了有一身过硬的修车技术外，人也非常乐观。他常说，艺不压身，他有这身手艺，就是退伍回家，也绝对是个香饽饽。他让我好好跟上他学，不出一年，绝对让我成为连里的骨干。

听了他的话我也放下了思想包袱，专心致志的跟上师傳学起了修车技术。

时间又过了一年，1979年6月的一天，我与王魁有修好一辆并在修车试开了几圈后突然心血来潮想去公路上练练手。

就在我把车子开出一里多路后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位女兵。

当兵4年很少见到女兵，今天看见有个女兵在公路上走着，心里多少有点好奇，我刚想把车子看到前面再仔细看看她的脸，没想一只大黄狗突然从路边的玉米地里扑出来，直接问女兵扑了过去。

女兵吓得大声尖叫起来。那只大黄狗一口便咬住了女兵的裤子。见此情景我急忙把车停在路边，打开车门后一个箭步便冲过去，一脚踢在大黄狗的嘴巴上。大黄狗立即又向我扑来。我虽然练过格斗擒拿，但大黄狗的速度绝对超过人的速度，还没等我好反应过来，他的抓子便在我的脖子上抓出了一道血印。

我忍着剧痛飞起一脚又踢在大黄狗的下巴上。

大黄狗吃疼不过，尖叫几声后夹着尾巴一步三回头地跑进了路边的玉米地。

女兵见我脖子上有血印，非要拉我去卫生队不可。我也怕这只狗是狂吠，因此便开着车拉着女兵来到卫生队。

医生对我的伤口进行了一系列处理后告诉我，卫生卫暂时没有疫苗，让我等几个钟头他们已经联系好了，疫苗正在送来的路上。

通过攀谈，女兵告诉我她叫阮慧玲，是话务兵，今天是叔叔的生日，他是要去叔叔家祝寿的。

她提议趁疫苗还没到，陪她一起去叔叔家。

我还以为阮慧玲的叔叔家在附近的农村，没想到阮慧玲的叔叔却在部队大院，更让我没有想到了的是阮慧玲的叔叔竟然是我们团的阮政委。

阮政委和蔼可亲，我们聊好长时间，聊连队的工作，连队的生，还问了战士们思想状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吃过饭要走的时候，阮政委的爱人拉了拉我的袖子小声地说：“你可要对慧玲好点，她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缺少母爱，多关心关心她的生活。”

阮政委的爱人还把我当成了阮慧玲的男朋友。

这件事情发生后半年，我就又回到原来的连队，并且成了排长。我也不知道这次提干与阮政委有没有关系。但与阮慧玲却越走越近。

我们确立了关系后我才知道，在我救阮慧玲时，她就是一名排长了。

我上任副连长时与阮惠玲结了婚，结婚还不到两年，阮惠玲就生了一对龙凤胎。

阮慧玲温柔贤淑，不但是我的内贤助，更是我工作上的战友，我们相互勉励，共同进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