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同治年间，西北边疆烽烟四起，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中华版图，当时却因叛乱和外敌的入侵陷入了危急存亡的关头。

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占南疆，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借助英俄势力妄图割据一方；而清廷内部却围绕“海防”与“塞防”展开激烈争论，甚至有朝臣提出“弃新疆以保东南”的主张。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究竟谁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护佑边疆安宁？

1875年，初夏时节，北京紫禁城的氛围却并不轻松。

朝堂上，围绕着新疆问题的争论越发激烈。

一派人认为，新疆偏远荒凉，收复所需的军费如同填不满的无底洞，实在不值得；另一派则坚持，新疆乃国土根基，放弃新疆，将后患无穷。

争执中，几乎无人愿意主动承担这个烫手山芋。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毅然站出来请命：“臣愿以一死报效国家，誓保新疆！”他，便是左宗棠。

“新疆若失，蒙古必乱，而后直抵京畿，何以安天下？”

然而清廷内部以经济拮据为由，提出“弃疆以保海防”的观点。

他们认为，与其将大笔银两和精力投向遥远的新疆，不如优先守住东南沿海的重镇，以抵御日本的威胁。

面对这样的反对声，左宗棠并未退缩，而是多次向朝廷上书，陈述自己的观点。

他指出，新疆虽远，但其物产丰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更关键的是，如果放弃新疆，沙俄等列强必将得寸进尺，吞并更多土地，届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让自己的主张更具说服力，左宗棠甚至提出了著名的“抬棺出征”之举。

他命人打造了一口黑漆棺材，声称：“此行若失败，吾即埋骨边疆，绝不苟活归来！”

誓言再铿锵，西征绝非单靠热血就能成功，这场战役，注定是清朝历史上少见的艰难之战。

新疆距离内地万里之遥，如何解决大军的粮草问题，成了首要难题。

他细心谋划，将“粮草先行”作为战略核心。

他在甘肃等地设立采运总局，不仅征集了近五十万石粮食，还在哈密、石城子等地开垦荒地，推行屯田制，以保证战事的持续补给。

不仅如此，左宗棠还采取了积极的筹资行动。

当时的清廷财政早已枯竭，庞大的军费需求让许多朝臣头痛不已。

左宗棠转而寻求民间力量，他与胡雪岩合作，从外国银行借贷了数百万两白银，成功解决了燃眉之急。

出征前，他多次前往前线军营，勉励士兵：“此战事关国运，诸君当尽忠职守，共同守护疆土！”

他还特别提拔了如刘锦棠等有勇有谋的将领，将他们派往战场最前线，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

终于，1876年春天，左宗棠率领西征大军从肃州出发，正式踏上了复疆的征途。

而他不知道的是，西北的情况，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

1860年代，新疆因回乱的爆发陷入内战，各地伯克争权夺利，彼此攻伐，硝烟弥漫。

就在此时，南疆地区出现了一个外来力量——浩罕汗国的阿古柏。

阿古柏迅速占领南疆，并将目光瞄准了整个新疆。

面对割据一方的地方首领，只要采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策略，就能趁乱夺取更多领土。

阿古柏的战略奏效了，他逐渐将自己的势力从喀什扩展到和田，再到乌鲁木齐，最终控制了天山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为了扩大影响力，他将目光投向远方的列强，主动寻求英俄等国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政权。

当时的英俄正处于“中亚大博弈”的关键时期，两国在新疆问题上各怀鬼胎，阿古柏与列强的密切联系让清廷对其更加警惕。

“阿古柏之心，绝非小打小闹，其背后英俄助力，才是国家的心腹之患。”

正是出于对列强威胁的考量，清廷才下定决心进行西征，彻底铲除阿古柏。

1876年，清军收复新疆的战火逐渐燃至高潮。

南疆的广袤土地上，黄沙滚滚，烽烟四起，而一条至关重要的战线正沿着天山以南展开。

此时，清军的核心战略逐渐浮出水面：对敌人绝不手软，尤其是那些首恶分子，“不留生俘，降了也杀”。

这番话为清军在新疆的战斗方式奠定了基调：严守军纪，不滥杀无辜，但对于元凶首恶，则需一战彻底，将其势力连根拔起。

时任清军前线主帅的刘锦棠，率领部队直扑乌鲁木齐，而这一地区正是叛军白彦虎的重要据点。

刘锦棠亲自带领军队穿越天山，将敌人逐步压缩在乌鲁木齐周边地区。

面对清军步步紧逼的攻势，白彦虎集团仓促应战，终因士气低落和指挥混乱而败退。

刘锦棠趁势追击，不仅夺回乌鲁木齐，还攻占了战略要地玛纳斯城，这场战役，让清军彻底掌控了北疆的局势。

如果说北疆的战役是清军收复新疆的前奏，那么南疆的战斗则是整场战争的高潮。

左宗棠在乌鲁木齐捷报传来后，果断命令刘锦棠翻越天山，直取南疆的重镇吐鲁番和达坂城。

1877年春，清军在达坂城展开了一场恶战。

这座城池依山而建，易守难攻，敌军在城墙上布满了密集的火炮和弓箭手。

刘锦棠采用分兵突击的战术，命精锐部队绕至敌军后方，在夜幕降临时发起突然袭击。

经过数小时的激战，清军成功攻克达坂城，全歼守军，甚至俘获了敌将爱伊得尔呼里。

在清军南下的节节胜利下，阿古柏集团再也无法维持统一的指挥，面对清军的凌厉攻势，阿古柏最终在库尔勒选择服毒自尽（或为部下所杀）。

这一消息传来，南疆各地的叛军相继瓦解，清军顺势攻下吐鲁番、托克逊等战略要地，将阿古柏集团的残余势力彻底驱逐出境。

在整个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的“不留生俘”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的战略核心是打击叛乱核心势力，争取民心，强调对元凶首恶坚决打击，“斩草除根”，但同时强调 “行军需如秋雨之润，恩威并施”，整体上严禁滥杀。

这一铁血手段，不仅直接铲除了叛乱的根基，也对其他潜在的叛乱势力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

伊犁素有“西域咽喉”之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不仅是通往中亚的要道，更是新疆最肥沃的绿洲之一。

在清军尚未西征之前，阿古柏在南疆兴风作浪，而北疆的伊犁却被沙俄趁乱占领。

1871年，沙俄以“维护区域秩序”为借口，出兵侵占了伊犁河谷。

沙俄的真正意图显而易见：他们希望通过占领伊犁，将其作为中亚扩张的前哨，甚至借机进一步威胁清廷对新疆全境的统治。

在占领伊犁期间，沙俄的军队不仅筑起要塞，还强行移民垦荒，大肆开采资源，并通过外交渠道宣扬伊犁已成为沙俄“合法领土”。

如果丢失伊犁，不仅意味着新疆不完整，更会导致沙俄继续向东蚕食，威胁清廷统治的安全。

因此，在收复新疆其他地区的过程中，左宗棠始终将目光投向远方的伊犁。

他多次向朝廷上奏，力主对沙俄采取强硬态度。

“若不全复伊犁，则大西北局势永无安定，国威难彰！”

为了展示自己的决心，左宗棠不仅积极筹备后勤，还调兵遣将部署在伊犁外围。

他命刘锦棠驻守乌什，张曜驻防喀什，两路大军一旦接到命令，便可随时向伊犁进发。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率领大本营向西推进，在距离伊犁不足千里的地方驻扎，以此震慑沙俄。

这一系列行动，无疑向沙俄传递了清廷的态度：伊犁，绝不可能拱手相让！

左宗棠做好出兵伊犁的全面准备时，清廷却突然下达了圣旨，要求他停止军事行动。

原来，沙俄得知左宗棠准备进攻伊犁后，立刻调遣军舰驶向清朝东南沿海，并在外交场合放出狠话：“若清军胆敢进入伊犁，沙俄将全面开战。”

这一威胁吓坏了本就积贫积弱的清廷，慈禧与一众权臣深恐引发中俄战争，于是选择退让，们不仅命令左宗棠暂停军事行动，还要求他返回京城。

收到圣旨后，左宗棠悲愤不已。

“俄船东下，欲恫吓我大清；而朝中胆怯，不敢有所作为！吾此行，岂非壮志未酬？”

尽管他内心万般不甘，但作为臣子，他只能遵从朝廷的命令，眼睁睁地看着伊犁问题被搁置。

在左宗棠被召回京城后，清廷将伊犁问题的处理交给了曾纪泽，曾纪泽奉命前往圣彼得堡，与沙俄展开了一场艰难的谈判。

谈判初期，沙俄表现得咄咄逼人，他们坚持认为伊犁已经成为沙俄的合法领土，甚至提出要进一步扩张至天山以南的区域。

曾纪泽据理力争，明确表示伊犁自古属于中国，任何侵占行为都无法被接受。

经过长达数月的博弈，最终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根据条约，沙俄同意归还伊犁河谷的部分地区，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土地仍然被沙俄占据。

此外，清廷还需要向沙俄赔款九百万卢布。

尽管这是一场不对等的交易，但对于当时的清政府而言，这已是最大的让步，而左宗棠所坚持的“收回伊犁”至少部分得以实现。

“伊犁虽复，然国威未彰，疆土未全，吾平生所志，终未尽矣！”

回到京城的左宗棠，将全部精力投入新疆的治理和巩固上，他提议在新疆设省，建立完整的行政体系，以防再生乱象。

这一提议最终被朝廷采纳，新疆于1884年正式建省。

左宗棠却未能亲眼见证，因多年征战积劳成疾，他在回京后不久便病逝，带着对伊犁问题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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