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和珅,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影视剧里那位臭名昭著的贪官。
他能言善辩、敛财无数,深得皇帝信任,但在真实的历史上,也是如此吗?
和珅出生在一个满洲普通家庭,父亲是雍正朝的一名中等官员,在朝堂中并不起眼。
不幸的是,他还未长成,双亲便相继离世。
父亲的突然辞世让年幼的和珅和弟弟何琳,不得不寄人篱下。
那些年,家中仅靠一位老家仆和偏房的接济勉强维持,童年的他常常为下一餐的温饱发愁。
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和珅却没有放弃对学问的渴望,他每日清晨早起,在微弱的晨光下埋头苦读。
他的启蒙老师张宏是一位学识渊博却性格严厉的私塾先生,曾经对他抱有极高的期许。
张宏经常向别人夸赞这个满洲少年,说他的悟性与记忆力超越常人,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他能够将一本厚重的书籍翻阅几遍便熟记于心。
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让和珅的学问在同龄人中独树一帜。
12岁时,和珅进入咸安宫官学,这是清朝贵族子弟才能进入的精英学校。
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恩师吴省兰,这位老师不仅教导他经史子集,还启发他涉猎多种语言和文化。
”与影视作品中“谄媚小人”的形象不同,历史上的和珅不仅谈吐儒雅,还是一位颜值颇高的美男子。
通过日复一日的刻苦学习,和珅逐渐掌握了满文、蒙文和藏文,这在当时的官场是极其稀有的才能,也为他后来的仕途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
和珅的仕途起点并不顺利,年轻时,他曾满怀信心地参加科举,却不幸名落孙山。
落榜后的和珅没有放弃,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以家族武职出身为契机,成为了一名皇家侍卫。
初入皇宫,和珅的身份微不足道,只是一名三等侍卫。
他每天随侍在乾隆身边,谨守职责,不多说一句话,却也不会少做一步事。
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细致入微地记下乾隆的喜好与习惯,这种洞察力让他逐渐在侍卫队伍中显得与众不同。
转机出现在乾隆四十年的一个午后。
那天,乾隆在御花园散步,眉头紧锁,手中攥着一封来自云南的奏折。
他突然将奏折摔在地上,怒斥道:“昏聩!”随侍的侍卫们闻声跪下,个个噤若寒蝉,只有和珅不动声色。
他低头思索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开口:“皇上所言,当是守护之人的疏忽。”
乾隆闻言愣住了,转身望向这个并不起眼的小侍卫:“你也读过《论语》?” 和珅连忙叩首答道:“皇上恕罪,臣不过略有所闻。”
于是,乾隆饶有兴趣地考起了这个年轻人。
令乾隆惊讶的是,和珅的回答不仅条理清晰,还引用经典,契合实际。
乾隆的脸色缓和了几分,对和珅的才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数月后的一天,乾隆在书房夜读《孟子》,点着灯,却忘了时间。
和珅见状,悄然走到书桌前,点燃了更多的蜡烛。
乾隆抬头见是和珅,笑问道:“你也对《孟子》有兴趣?”和珅恭敬地回答:“皇上所读之句,臣略有所知。”
随即,他将乾隆刚才读到的文字补充得丝丝入扣。
乾隆大喜,拍着和珅的肩膀说道:“你是个可用之才!”
乾隆赏识他的才干,甚至破格允许他参与重要事务,无论是作诗、讲典故还是处理朝政琐事,他都能恰到好处地契合皇帝的心意。
正因为如此,他从一个小侍卫开始,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顶峰。
乾隆四十一年,年仅二十六岁的和珅接手了内务府总管一职
当时的内务府,是专门负责皇家及上三旗事务的机构。
由于皇室奢华的生活方式和不断膨胀的用度,内务府的资金状况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此前几任总管都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屡屡向户部借银,甚至以典当皇家器物来补贴开支。
和珅接手内务府后,首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将一项被称为“议罪银”的制度带入内务府管理之中。
这项制度的设想并不复杂:凡是官员犯下过错,可用缴纳银两代替刑罚。
表面上,这项制度对官员宽容有加,实则却让内务府赚得盆满钵满。
这笔银两不仅填补了皇家用度的缺口,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库紧张的现状。
虽然此举在后期被滥用,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但在乾隆眼中,和珅的这种手腕却是“灵丹妙药”。
不仅如此,和珅还在税收制度上做出了创新。
崇文门乃是当时进京货物的必经之地,原本税收漏洞百出。
和珅上任后,对崇文门的税务管理进行了彻底整顿。
他设立了明确的税率标准,采用“按级别征税”的方式,既增加了税收总量,又让内务府的财政收入迅速攀升。
人们评价道:“自崇文门得和大人治,盈收之数倍增,漏洞销尽。”
在和珅的治理下,这一税关成了大清税收的标杆,也成为其他地方学习的榜样。
和珅并不满足于仅靠土地或商铺获利,他善于挖掘潜在的经济增长点。
如他在当铺经营中引入了保单制度,为客人提供货物抵押的保险保障,这种方法在当时堪称大胆,既吸引了更多客户,也为商铺带来了长期稳定的收益。
更令人惊叹的是,和珅敏锐地意识到国际贸易对大清经济的重要性。
在他的推动下,大清对外贸易的许多细节被重新梳理。
他甚至专门研究西方的商业模式,将其中一些理念引入到大清的财政管理中,在当时封闭的环境下,和珅能够拥有如此开放的经济视野,实属难能可贵。
相比同时代的其他权贵,和珅更注重资产的流动性。
他并不像大多数富商那样一味购置土地,而是选择将大部分财富投向当铺、银号等高流动性的行业。
有人戏称:“和中堂的钱,比国库更懂得如何生钱。”
这种对资金的运用策略,不仅让他聚敛了大量财富,也为后来的商人树立了新的理财榜样。
正是和珅的“聚财”手腕,为乾隆的奢华生活提供了底气,也让整个乾隆晚期的财政状况得以维系。
和珅的聚敛手段虽然填补了财政空缺,但也为大清朝的官场腐败埋下了伏笔。
大臣们纷纷效仿议罪银的制度,想方设法搜刮民脂民膏,造成了地方百姓的怨声载道,国库虽短期充盈,但这种方式却无异于饮鸩止渴。
乾隆三十八年,皇帝下令编纂《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所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从经史子集到杂家笔记,无所不包,但这部巨著不仅仅是学术汇编,更带有政治宣传的任务。
和珅深谙乾隆的心思,既要彰显皇帝的文治之功,又要确保这些书籍内容符合清朝统治的思想标准。
在《四库全书》的整理过程中,有许多涉及敏感问题的书籍面临被禁毁的命运。
他对《永乐大典》这部明代文化瑰宝的保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这部巨著因明末战乱而散佚严重,许多卷册下落不明。
和珅主动组织人力搜集散落民间的残卷,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修复编纂,为保存古代文化精华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不仅如此,和珅在推动文化传播方面也表现出过人的远见,他大力支持出版业的发展,并鼓励学者进行文化研究。
例如,《大清统一志》和《皇清开国攻略》等重要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出版,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
他喜爱诗词歌赋,擅长模仿乾隆皇帝的诗风,以此博取皇帝的欢心。
但他的创作并不止于谄媚,其中许多诗句显示了他的才情和对生活的细腻观察。
他的私人收藏中更是拥有大量珍贵的字画和书籍,他甚至为此建造了一座藏书楼。
当然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从许多商人和文人处强取名贵书籍和字画,充实自己的私人收藏,这种做法也为人诟病。
当然以上种种,并不是为了洗白和珅,他依旧是个大贪官,
根据《和珅犯罪全案》的记录,和珅被查抄时,所发现的财产总计约为一千万两白银左右。
但这只是有据可查的记录,实际情况中,和珅贪污的财富远不止于此。
他在乾隆朝权势滔天,长期把持朝政,通过各种手段疯狂敛财。
比如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官员的贿赂,卖官鬻爵;
在掌管内务府、崇文门税务等关键部门时,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中饱私囊;经营当铺、商铺等产业,利用权力打压竞争对手,获取巨额利润。
因此对于和珅,决不能仅仅用一个贪官一言以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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