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泰元年（528年），孝明帝元诩因受不了其母胡太后专权，密召晋阳军阀尔朱荣入京。

尔朱荣亦有挟天子之意，闻诏当即举兵五千，向洛阳开来，然而军队刚到上党，元诩就犹豫了——这点人能干啥？光禁军都比这多好几倍，来了岂非徒惹母后不高兴？于是又秘密通知尔朱荣率部原地驻扎。

然而，世上没有不通风的墙，胡太后闻讯大怒——这是来要老娘老命啊！于是终日淫乐昏了头的她便听从男宠徐纥与郑俨建议，残忍地将亲儿子毒死，立了一个襁褓中的女婴为帝。

这一下又给了尔朱荣借口，他以明帝死得蹊跷，为之举哀为名，率军直取洛阳。

本来以尔朱荣的五千兵力，不要说拿下洛阳，能渡过黄河就不错了，但所有人都低估了胡氏小朝廷有多么的不得人心。

胡太后得知尔朱荣起兵的消息后，马上召集群臣商议，结果大臣们不是缄口不言，就是面露讥讽，全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只有太后亲信徐纥上前安慰：“马邑小胡，兵微将寡，进逼洛阳，完全是自寻死路”，并给出了“合理化”建议——只要命人守住黄河渡口，不足为惧。

于是，李神轨、郑季明等禁军将领率五千兵马前去镇守河桥。

结果，尔朱荣刚到河桥，久在禁军任职的尔朱世隆就三言两语说得禁军不战而溃，李神轨“遁还”；至小平，武卫将军费穆“弃众先降”，等到兵临洛阳城下，郑季明、郑先护又“开城纳之”。

就这样，尔朱荣不费吹灰之力便控制了北魏都城。

随后当然是清算旧账，早就出城与尔朱荣“阴结”的长乐王元子攸被拥立为帝，其兄彭城王元劭晋无上王，其弟霸城公元子正封始平王，率先投降的费穆迁中军将军、吏部尚书、领夏州大中正。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尔朱荣自己，他自封为大将军、尚书令、太原王、都督中外诸军事。

随后，费穆劝尔朱荣杀人立威，不久，胡太后与其所立幼帝被沉于黄河，洛阳三千权贵被诛于河阴。这次大屠杀事件在史书中被称为“河阴之变”。

河阴之变的过程、结果都相当明晰，但内在却有诸多的扑朔迷离之处。

河阴之变的起因貌似是费穆劝诫的结果，其实不然——

公士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前无横阵者，正以推奉主上，顺民心故耳。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伏，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公还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内难作矣。

——《魏书·费穆传》

按照费穆的说法——尔朱荣兵力不足，远道而来，又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没有战胜之威，众人不畏服，不若狠狠地诛杀、惩治。

费穆所言确是尔朱荣所担心的，但如果仅仅是兵力不足的问题，大可不必大行诛杀。他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虚张声势，震慑洛阳人士——当年董卓就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但他的应对是，让自己的队伍夜间出城，第二天又排好队列进入洛阳，如此循环多日，洛阳官民不知有多少兵马，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其实，尔朱荣也知道大杀百官对自己的形象有影响，所以，他当时并未马上行动，而是找到了自己的远房表兄弟慕容绍宗（后来的东魏名将，曾入选武庙），想再听听他的想法。

慕容绍宗坚决反对——大屠杀不得人心，弊远大于利。并劝尔朱荣千万不要这么做。

另外，从北魏朝臣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没有妄行杀戮的必要。当尔朱荣大兵压境时，洛阳百官确实是忐忑不安，但当听说元子攸已在城外即位后，便表现得相当配合，尔朱荣入洛阳时，他们不仅出迎，还在路旁行礼参拜，表现出将为新朝廷效力的姿态。

这种情况下，尔朱荣怎么可能会大杀百官，平白为自己带来麻烦？

再者，从结果来看，大杀百官也不符合尔朱荣的利益。河阴之变后，他与孝庄帝的矛盾加深，为此都不敢待在洛阳，而是返回晋阳，最后还因为没有经营好洛阳，被孝庄帝图谋杀之。

一是杀人后表现得非常匆忙。如果这场屠杀是为了有目的的消除政敌，抑或单纯的赶尽杀绝，那么为何尔朱荣在天黑之后，就匆忙宣布收兵，甚至都没有对现场进行仔细的清理？难道不怕有漏网之鱼吗？

二是尔朱荣在这场屠杀后就感到十分后悔。他上书孝庄帝，要求为遇害者进行厚葬，并赠与他们官爵——追封元劭为皇帝，其他皇族和刺史级别的高官则追赠司徒、司马、司空，三品及以上官员追赠尚书令、尚书仆射，五品及以上追赠方伯，六品以下及平民追赠镇、郡封爵。

对死者如此快的平反，并给予如此高的追赠，在历史上可不多见。如果他的本意就是滥杀而扬威，那么提出如此建议以表示忏悔，岂不是自相矛盾？

三是尔朱荣在河阴之变后的反应。事变后，尔朱荣及其部下十分惊恐，不敢进入洛阳。后来虽然勉强护送孝庄帝返回洛阳，但见到洛阳城阙，尔朱荣又狐疑不前，在禁军将领的劝说下才敢进入城内，但包括尔朱荣在内的人都全副武装，甚至不肯下马。

为什么尔朱荣和他的手下会如此恐惧？史书的解释是因为杀人太多，但尔朱荣既然已经打算对官员队伍进行清洗，此刻又为何如此胆小？简单地说杀人太多是解释不通的。

所以，河阴之变并非尔朱荣本意，至少不是全部。

在河阴之变中，执行杀人任务的，是尔朱荣的铁骑与禁军，其中，屠杀皇族、溺死太后是出自尔朱荣的命令，而开始不加甄别地滥杀时，尔朱荣与禁军领军将军元鸷一起登上高处掌握全局，说明禁军是参与了屠杀的，甚至是这次屠杀的主力。

武泰元年，尔朱荣至河阴，杀戮朝士，鸷与荣共登高冢俯而观之，自此后与荣合。

——《资治通鉴》

尔朱荣远道而来，与朝廷百官并没有深仇大恨，即使听信了费穆之言，打算杀人，杀掉太后和皇族，已经足以起到震慑朝野的作用，何必还要白白得罪北魏士族。

而且，在河阴之变前，尔朱荣有意放过了一些人，比如尚书仆射元顺等，说明他的计划本就不是滥杀无辜。但是，屠杀开始后，尔朱荣要保护的一些人也被杀了，这说明什么？

说明有人在借刀杀人。“有人”是谁？禁军。

在洛阳，与大臣们矛盾最大、积怨最深的，就是包括羽林、虎贲将士在内的禁军。

孝文帝改革以后，北魏就是重文排武，武人的地位是一降再降，孝文帝时皇权颇盛，他们还能强自压抑，等到胡太后临朝，他们压抑许久的怨气，就不可避免的爆发出来。六镇起义和大闹尚书省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神龟二年，征西将军张彝之子张仲瑀要求修改选法，不让武人担任清要官职，闻听消息的羽林、虎贲就在街上立了榜，张贴通告，宣称要杀尽张氏满门。张彝父子以为是虚言恐吓，不以为意，二月二十日即发生了羽林、虎贲大闹尚书省事件，他们先是在尚书省大砸大抢，后又闯入张府，把张彝拖到堂下，打得奄奄一息，又放火烧屋，把张仲瑀之兄左民郎张始均丢进火里烧死，张仲瑀钻进狗洞才逃得一命，但也是身受重伤。

所以，这一次，尔朱荣想对太后及其党羽进行清算，已知道其行动计划的禁军很可能推波助澜，借机发泄长久以来对文治政府的怨气，杀人以泄愤。

而且，他们与尔朱荣的关系只是合作，并不是完全听命于尔朱荣。正是因为出乎意料地见识到他们的凶残之后，尔朱荣才会惊恐得不敢进入洛阳，甚至进城以后还要和将士们一起在马上全副武装，随时打算逃跑。

当然，除了泄愤以外，禁军将领如元鸷、费穆等人还有更深的政治目的——就是迫使尔朱荣“北返”。

尔朱荣入洛之前，元子攸谈及“今玺运已移，天命有在，宜时即尊号。将军必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任更择亲贤，共相辅戴。”已将尔朱荣定位在拥戴之臣的位置。

尔朱荣入洛之后，有了图谋之心，但铸金人不成，于是高欢、司马子如、费穆等人就乘机劝谏，“陈不可（篡位）之理”。由此可看，无论是洛阳士族，还是其追随者，都不希望尔朱荣承继大统，他们所想的是让尔朱荣尽快“北还”，以安定洛阳局势。

而费穆所言“大行诛罚”也并不是担忧尔朱荣，而是恐怕其留在洛阳，使庄帝不能控制朝政，费穆提议“大行诛罚”于前，而元鸷实施于后，正说明了这就是洛阳武人所要的效果。

费穆等人都是在孝文帝改革过程中随着孝文帝移居洛阳，取得政治地位的。他们和北魏室亲的元鸷，所代表的洛阳武人，因为和平城之间的离心，都不希望尔朱荣留在洛阳，他们和尔朱荣合作的前提就是尔朱荣诛杀朝士，也就是为他们执掌朝政扫除障碍。

后来，尔朱荣可能也是想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并不想把罪过全部揽在自己头上，同时也不想和这些人的亲友们为敌，所以才会想出对他们赠与高级官爵的解决办法。

最后，尔朱荣甚至想用迁都来消弭大杀洛阳百官的后患，可惜遭到了武卫将军泛礼、都官尚书元谌力阻，又见到洛阳宫阙壮丽，列树成行，才罢迁都之议。

所以，河阴之变的发生实质上并非尔朱荣一人之“功”，虽然发起者可能是他，但幕后却是洛阳禁军，他实际上是替人背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