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805/j.cnki.11-1671/b.2020.0121
中国的茶与禅，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相传，南北朝时期，达摩到中国传法，面壁修行九年之际，有一次睡着了，醒后十分后悔，便割下眼睑扔在了地上，结果长成了一株茶树。他摘取上面的茶叶，以热水冲饮，竟消除了睡意，完成面壁之修炼，终成正果，创立了禅宗。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此后凡禅者打坐入定、诵经念佛之时，经常以饮茶来解渴提神，并且渐渐成为了禅门风尚，以致于到了晋朝，全国的寺观庙宇相继种植茶树。特别是从中唐开始，茶与禅宗在中国几乎是同步发展。而将中国禅门清规和茶会礼仪完美结合起来的，杭州市余杭区径山寺应该说是这个方面的典范。
一、作为“临济宗”祖庭的径山寺
径山，有径通向天目山，被称为“径山”；又有东西两径，东通余杭，西通临安，因此也叫“双径”。它地处余杭区径山镇，与临安区接壤，系天目山东南余脉，有霄峰、鹏勃峰、朝扬峰、大人峰、晏坐峰等五峰，其中霄峰最高，海拔达769米。北宋文学家苏轼曾写诗《游径山》：“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途中勒破千里足，金鞍玉镫相回旋。 人言山佳水亦佳，下有万古蛟龙渊。”
在唐朝之前，关于径山的史料，记载极少。其名，始见于唐朝诗人张佑的“题径山大觉禅师影堂”。这也意味着，唐代禅宗大师、牛头宗代表人物之一鹤林玄素（668-752）已在此布道弘教，且具有了较高声誉。但真正让其闻名于世的，是鹤林玄素的弟子法钦。相传，法钦（714-792），遵照师父的“汝乘流而行，遇径即止”的要求，云游至径山，在顶上结草为庵、传法修行，后名声日隆、朝野皆知。
到了唐大历三年（768），法钦奉诏入京，被唐代宗赐号“国一大师”；次年，法钦回归径山，唐代宗下旨建寺。由此，径山寺开始由民间变成了官办。而法钦成了该寺的“开山鼻祖”，被后人称之为“径山法钦”。他当年结庵之处，就是以后的真庵建寺，宋乾符六年（1013）被改为乾符镇国院、政和七年（1117）被改为径山能仁禅寺、南宋乾道二年（1166）宋孝宗御书额赐“径山兴圣万寿禅寺”。
据悉，苏轼（1037-1101）在杭州期间，曾四次到访径山，现存“东坡洗砚池”遗址。他还在径山寺推行了一项中国佛教界的重大改革——将住持由“自传制”改为“十方选贤制”，即寺院住持，不一定本寺僧人担任，只要有德行的高僧，无论来自何方，均可担任；一旦住持不称职，众僧人可罢免之，预防将寺院变成“子孙庙”。这在当时可谓极其民主而科学，对径山寺随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径山寺，原属佛教“牛头派”，隶属于“临济宗”。临济宗，其最大特征是“接地气”，所主张的“修行”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参禅者不再总是特立独行、听松观云，而在于最实际的日常生活中修得成佛。对此，唐兴元元年（784）怀海禅师（720-814）制定的《禅苑清规》还明确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要求每位僧尼都参加劳动，这也为径山寺后来形成以“茶”为特色的农业生产打下了基础。
宋建炎四年（1130），开始推崇“临济宗”，径山寺因道誉日隆、香火鼎盛、规模宏大，成了当时全国著名的古刹。宋嘉定年间（1208-1224），径山寺被列为禅宗东南“五山十刹”之首，居灵隐、净慈、天童、阿育王等江南名寺之前，顿时名扬四海，成为“东南第一禅院”，被海内外佛教徒奉为“临济宗”祖庭，于是历代帝王显贵、诗人墨客、求法僧人纷至沓来，这其中不外乎大量日僧前来求禅取法。
二、风行禅林及士林的“径山茶宴”
径山，岭峰高处多雾，峰谷山坡土质肥沃，所产之茶称为“径山毛峰”，其外形细嫩有毫，色泽绿翠，香气清馥，汤色嫩绿莹亮，滋味嫩鲜。北宋茶学家蔡襄（1012-1067）品饮后，曾盛赞：“清芳袭人！”清朝谷应泰《博物要览》记载：“杭州有龙井茶、天目茶、径山茶等等六品。”意为径山茶与龙井茶、天目茶齐各。《续余杭志》记载：“产茶之地，有径山四壁坞及里山坞，出产多佳，至凌霄峰尤不可得。”
而径山植茶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盛唐。据清嘉庆年间（1796-1820）《余杭县志》记载：唐天宝元年（742），国一大觉禅师法钦来径山结庵建寺后，“手植茶树数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谷，其味鲜芳，特异他产。”唐禅僧洪諲（？-901）于咸通七年（867）接任径山寺住持后，秉承其师沩仰宗初祖灵祐（771-853）倡导的“农禅并举”之宗风，在径山寺率众种茶，成为浙东寺院茶业生产的开端。
禅与茶向来关系密切，“丛林”尤重茶礼，向来有“谢食不谢茶”之说。“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因的就是茶能提神，不易昏沉，利于僧徒修身养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径山寺与茶闻名以后，由禅僧抚养、禅寺成长、被奉为“茶圣”的陆羽（733-804）慕名而至，在径山植茶、制茶、研茶，后在唐上元元年（760）写成了传世名著——《茶经》，使茶由饮而艺而道，将茶与禅融为了一味。
以茶为药，学禅务于不寐；以茶代酒，请客作宴，在唐代成了清操绝俗的时尚。中唐以后，随着佛教进一步中国化和禅宗的风行，茶与禅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尤其在南方，呈现了一派寺寺种茶、无僧不嗜茶的禅林景象。而“茶宴”在僧侣生活中的位置也日益提升，吃茶品茗亦被列入了《禅门清规》。到了宋朝，随着种茶区域的不断扩大，制茶工艺的改进，吃茶品茗的方式也随之转变，“茶宴”之风便在禅林及士林盛行。
径山茶，初为供佛所植，后置身径山寺的僧众，“近水楼台先得月”，便常年饮茶参禅，特别是每逢寺院举行重大活动时，还会在寺内举行茶宴，饮茶论佛，并逐渐演化成一套具有固定模式的仪轨，其中包括“献茗”“闻香”“观色”“品味”“论茶”“交谈”等，后人称之为“径山茶宴”。据说，当时的朝廷曾多次借径山寺举办茶宴招待有关人士；宫廷显贵以及苏轼、陆游、范成大等名流，也都曾慕名到径山寺参佛品茶。
中国是茶的故乡，早在神农氏时就已发现了“荼”（即茶），同时也有着严格的敬茶礼节。这也就是说，茶礼有缘，古已有之。而“径山茶宴”，其精髓和核心，是以茶参禅问道，让禅与茶融为一味。它体现了禅院清规和礼仪、茶艺的完美结合，具有品格高古、清雅绝伦的独特风格，将茶饮升级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堪称是中国禅茶文化的经典样式，以致于后来流传日本，成为“日本茶道”之源。
三、源自“径山茶宴”的“日本茶道”
众所周知，唐末五代，禅宗一花开五叶——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两宋以后，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临济宗则成为禅宗的主脉。其余四宗，除了曹洞宗尚传于东南一隅之外，另外三宗几乎衰微不彰。也正因如此，有了后来的“临天下，曹一角”一说。而径山寺，隶属于“临济宗”，到了南宋时期，作为皇城跟前的寺庙，一时声震于江南，影响波及到了海外，特别是对日本的影响深远。
当时，径山寺遵循临济禅“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教法、倡导“公案禅”、强调“顿悟”、励行“棒喝分明”的参禅方法，这很切合正处于新兴统治地位的日本武士阶级的需求。13世纪初，掌握镰仓幕府实权的北条氏十分仰慕径山寺，将其称之为“道之所在”，予以高度信任和荣誉，他不仅不断派日僧到径山寺求取禅法，还派日僧持其亲笔信来径山寺邀请中国高僧赴日传法。于此，径山寺几成南宋时期日僧渡海求禅的圣地。
据相关资料记载，南宋至明末，中国赴日弘法的僧侣有45人，其中属“径山派”三传以内的弟子有27人；日僧来华求法者有443人，其中史册留名者129人。这129人中大部分到过径山寺，或参禅、或求教、或住学，住学时间最长的达九年。其中，嗣法于径山祖师者有11人，嗣法于“径山派”三传以内弟子者有41人。这些嗣法的日僧中，就有将“径山茶宴”东传日本第一人圆尔辨圆和对“日本茶道”影响巨大的南浦绍明。
圆尔辨圆（1208-1280），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来到中国明州（今宁波）求法，次年赴径山寺，拜当时的高僧无准师范（1179-1249）为师。南宋淳祐元年（1241），他回国弘法，先后在今天的福冈和京都，开创了崇福寺、承天寺和东福寺，在日本积极弘扬禅法、传播中国文化。“径山茶宴”，也随之传入日本。他还将从径山带去的茶籽进行播种，又仿径山茶制作方法，生产了日本的“抹茶”，成为静冈茶的始祖。
南浦绍明（1235-1380），南宋开庆元年（1259）来到中国，拜杭州净慈寺虚堂智愚（1185-1269）为师。南宋咸淳元年（1265），虚堂智愚奉命住持径山寺，他随师上山。在径山寺期间，他不仅勤修佛法，还认真学习种茶、制茶技术以及茶宴礼仪。据说，他在两年后归国时，从径山寺带走了7部茶典。同时，还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回日本，并在现在的福冈的崇福寺仿径山寺举行茶宴，从而成为“日本茶道”之源。
当然，“日本茶道”在后来发展的道路上，虽然继承了“径山茶宴”之“禅茶一味”的唐宋遗风，但在此基础上以“和”“敬”“清”“寂”等四字为基本精神，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形成了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并通过这项特殊的品茶活动，一方面让参与者通过茶会，学习茶礼，陶冶性情，培养自己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则表现了一定的礼节、意韵和精神境界。
随着时代的变迁，径山寺自法钦开山迄今，由于战乱和失修等因素，目前原有建筑基本无存，仅剩钟楼一座，内悬明永乐元年大钟一口，宋代铁佛三尊，元朝至正年山历代祖师碑一块，可谓多灾多难。从上世纪80年代起，径山寺陆续重建建筑整体；2010年10月，复建工程奠基。如今，经过数年筹建后的径山寺，虽规模上没有唐宋时期宏大，但结构上基本保留着原来的布局，整个建筑庄严肃穆、气势恢宏，再现了江南名刹之风貌。它的存在，不仅见证了唐至明时期深厚的人文历史和禅茶文化，以及佛教中国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同时也成了中国禅宗和茶道对外传播的一个历史性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