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9年，赵光义率军亲征北汉，经过半年多的激烈对战后，北汉被宋军成功拿下，消失在了历史的烟云之中。

胜利之后，赵光义自鸣得意，认为自己实现了后周世宗柴荣，和哥哥宋太祖赵匡胤未竟的功业，强大到盖世无双。然而事实却是，能够顺利攻下北汉，本身就是赵匡胤精心布置的一盘大棋。

北汉作为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政权，能够长期存续，得益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辽国的雄厚支持。

在宋朝建立之初，赵匡胤制定了“先南后北”的军事策略，具体的安排是：先集中力量平定南方各国，如南唐、后蜀、南汉等，以南方之财养中原之兵。等到南方大定后，再集中精力攻打北方诸国。

这一策略不仅可以使宋朝获得了丰富的战略资源，还能有效避免多面作战招致的风险。

但朝中也有很多大臣对这项决策表达了异议，他们认为：“相对于南方诸国，北汉军事实力最强。让如此强国在北方虎视眈眈，大军攻打南方之际万一其趁火打劫，可怎么是好？”

对此，赵匡胤的回应是：“北汉暂时留存，可以作为抵御辽国的天然屏障，帮大宋分担抵御辽国的任务。如果先攻灭北汉，大宋必定要派驻兵力去守城抗辽，又何来精力去平定南方各国呢？”

定下先南后北的军事策略后，赵匡胤雷厉风行地平湖北、荆南，灭后蜀，灭南汉，灭南唐，一路凯歌奏响，捷报连连。

先南后北的战略，很好地帮大宋实现了以南方之财，养中原之兵的目的。

而北汉，也没有辜负赵匡胤的“期望”，它雄驻在宋与辽之间作为屏障，避免了游牧民族的长驱直入，十分给力。

但先南后北，并不意味着赵匡胤完全放弃了对北汉的削弱和瓦解。

公元963年7月，赵匡胤在平定荆南、湖南等地后，即派安国节度使王全斌等人攻略北汉边地，并成功占领了北汉的乐平及辽、石二州，迫使北汉紧急向辽国求援。

公元968年北汉更换国君，人心未定之际，赵匡胤趁机御驾亲征，去攻打北汉。

虽然在北汉大将刘继业（后来的杨业）的拼死抵抗下，赵匡胤为了不损失过多兵力最终选择了退兵，但这一行动却进一步动摇了北汉的根基。

公元976年，赵匡胤在彻底灭掉南唐后，再一次集结重兵准备攻打北汉，但就在双方大军激战正酣之际，赵匡胤突然去世，宋军被迫班师回朝。北汉又一次续了命。

赵匡胤多次攻打北汉没有打下来，真的是北汉牢不可破吗？情况并非如此。

如果赵匡胤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北汉，北汉绝对不会是宋军的对手。

北汉之所以能够屡屡护城成功，是因为赵匡胤不愿意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赢得胜利。

赵匡胤的目标，是采用更加稳健有效的“釜底抽薪”之策，在不动摇大宋军队根本的前提下，以最小的代价削弱北汉、收复北汉。

比如赵匡胤经常派军队深入北汉国境，掠夺北汉的人口和资源。据统计，

在赵匡胤的持续打击下，北汉的人口从数万锐减至三万多户，经济、军事力量大幅削弱。

与此同时，赵光义攻打北汉时动用的将领，也都是赵匡胤辛苦培养的将才。

总体来说，赵光义拿下北汉，并非靠他一己之力，而是赵匡胤多年悉心布局瓦解北汉的结果。

纵观赵光义与赵匡胤的几次军事行动，我们不难发现，兄弟俩在战略上最大的差异在于：赵光义更倾向于冒险和快速行动，赵匡胤则更加成熟稳重，遇事习惯于深思熟虑。

打仗时，赵光义从不吝于承担人力和物力的损失，有一种为达目的不惜一切代价的“狠劲儿”，即使“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在所不惜。

在攻下北汉后，赵光义既没有封赏大军、安定军心，也没有让大军得到足够的休整，便仓促发动了对辽国的进攻，结果在高粱河之战中遭遇惨败，导致宋军士气低落，患上了“恐辽症”。

986年的雍熙北伐更是赵光义军事冒险主义的巅峰。他选择安插宦官做监军，遥控指挥前线将领，结果严重限制了前方将领的灵活性，导致宋军指挥失当、配合失调、管理失序，在战场上只剩下任人宰割的份。

雍熙北伐的惨败不仅耗尽了北宋的军事储备，还彻底破坏了赵匡胤多年经营的军事体系，使北宋被迫由攻转守，失去了与辽国相抗衡的实力。

总而言之，赵光义虽然完成了灭北汉的壮举，但这一胜利的背后，是赵匡胤多年精心布局和战略准备的结果。赵光义在军事上的冒险和缺乏深思熟虑，最终导致了宋朝在对外战争中的一系列失败。

知其然，也必须知其所以然。评价一个人的历史贡献，不能只看表面的成果，更要深入剖析成果背后的原因和长远影响。

赵光义的例子告诉我们：好大喜功、盲目追求短期胜利，却忽视战略规划与长远利益，最终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平衡好冒险与稳健的关系，避免因为短视和冒进而砸烂一手好牌，是值得我们深思和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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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李晴朗，艺术硕士，自媒体写手，终身学习践行者，坚信成长即财富，心安即幸福，时间花在哪里，哪里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