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的传奇女性，或是如白居易《琵琶行》中抚琴的歌女，或是如张爱玲般在文坛耀眼的明星。
只要有她们在的地方，总是充满争议，关于她们的评论褒贬不一，其背后的人性可见一斑。
冰心骂她“交际花”林徽因在文学以外的时间大量跻身于建筑学界，她吃苦耐劳，总是深入贫穷偏远之地亲自考察，这似乎完全颠覆了同时代文艺女青年固有的娇滴滴的形象。
冰心则深耕儿童文学，她的作品大量为儿童营造出美好的阅读环境。
那这样的两个人，又为何结下梁子？冰心又为什么那么公开评论林徽因？
原来，冰心在1933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太太的客厅》的文章，文中“明睇皓齿、左右逢源”的太太被众人解读为影射林徽因。
林徽因得知后，托人送去一坛山西老陈醋，暗示冰心“酸气冲天”，反击优雅犀利。多年后，冰心虽辩解小说原型是陆小曼，但坊间仍认为“三分像陆小曼，七分像林徽因”。
何为太太的客厅？
不过是林徽因家的客厅罢了。
那里时常到访一些学界、建筑界名人和名人的太太，充满了交际的气氛。正如斯泰因小姐家的文学沙龙，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是北平文化圈的重要据点，徐志摩、金岳霖、胡适等名流常聚于此。
事实上，林徽因本人并不是趋炎附势之流。
她也不屑于去做出一些交际来为自己搏的资源的事情，她的丈夫和她本人都确凭真本领在各自领域深耕，无需借助他人完成事业。
鲁迅批“多角恋”徐志摩曾为林徽因抛妻弃子，然而她最终选择与梁思成成婚。
有人认为她对待感情不够果断，鲁迅在打油诗《我的失恋》中“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链蛇，从此翻脸不理我。”
被解读为暗讽她对待徐志摩的“无情”。
但林徽因始终未公开回应，或许在她看来，感情选择无需向他人辩白，正如她所言：“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
她与徐志摩之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共鸣与理解，而非世俗评判所能定义。
林徽因和徐志摩并不是爱情上最般配的组合，徐志摩缺乏情感责任感，无法支撑林徽因需要的稳定研究生活和研究环境。
而梁思成却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林徽因选择梁思成作为他的终身伴侣，其实并不是一件多有悬念的事情。
林徽因的“招黑”，本质是民国文人价值观的激烈冲突。
她接受西式教育，主张女性独立，与传统“贤妻良母”形象格格不入；她将沙龙作为思想碰撞的平台，却被误解为“虚荣交际”；她的感情选择自由，却被旧观念审视。
钱钟书嘲“最驯良”婚姻在他的笔下，就是一座围城，即使幸福，其背后的幽暗也是不言而喻的。
有人说，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的幸福深深地刺痛了钱钟书，让他信奉的真理得到彻底的崩塌，所以他才会说林徽因的丈夫最驯良，意思就是他是男人堆里挺无能的那一个。
钱钟书与林徽因的恩怨，始于猫，终于《猫》。
钱钟书心疼自家的猫，与林徽因家的猫发生冲突时，甚至拿起竹竿“助阵”，这桩小事成了钱钟书写《猫》的导火索。
钱钟书看不惯林徽因的“高调交际”，认为女子应如杨绛般温婉持家，而非在男人堆里“出风头”。
面对嘲讽，梁思成夫妇选择沉默。
梁思成曾说：“林徽因是个特别的人，她的才华和热情，值得被所有人看见。”
事实也正是如此，二人共同完成《中国建筑史》，开创中国建筑学研究先河，钱钟书的偏见，反而凸显了梁思成的包容与林徽因的超越时代。
虽然钱钟书的确在文学界有他自己的一席之地，他的作品也的确正中时代世俗里最真实的那一面。
但这并不代表他本人任何方面都足够客观，他本人对林徽因的偏见就是他内心阴暗面的体现。
要知道，钱钟书的妻子杨绛一向最讨厌文学女性柔软细腻的那一面，她认为女性的柔软细腻应当面对丈夫、孩子、家庭，而不应当面对外界。
她也曾公开批评过张爱玲。
有这样的妻子，便足可以佐证，在钱钟书心中，对待相似的女性，有着相似的概念和信条，他们骨子里并不欢迎这样的文人。
结语林徽因在建筑学上的成就——参与设计国徽、抢救古建筑、培养专业人才——远比绯闻更值得铭记。
病重时，她仍为北京古城墙的存废奔走疾呼：“你们拆的是真古董，将来建的只能是假古董！”
这份远见与风骨，让后世重新审视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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