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17日，新疆罗布泊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马兰基地的电台突然收到这样一份求援电报：

电报很快被送到马兰基地驻军作战处处长周夫有手中。

周夫有赶紧查看地图，这个坐标指示的地点在库木库都克附近。经过请示，他令发报员回电：

约10个小时后，也就是17日晚上9点20分，马兰基地又收到一份电报，但这次的内容有点蹊跷：

什么重要情况呢？为什么在这份紧急电报中对“重要情况”不透露一个字，一定要等到凌晨2点才报告呢？

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周夫有手表上的秒针按部就班地走着，毫不理会那一双双紧盯着它的焦急的目光。

好不容易熬到凌晨2点，电台里终于传来了惊人的消息：

彭副院长是谁？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我国植物病毒专家——彭加木。

电台的那一方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考察队。

周夫有明白了，直到凌晨2点，考察队把这一重要情况电告，这意味着考察队经过多方查找，未能找到彭加木，这才郑重地请部队“派飞机寻找”......

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远去，纸，泛黄了；字，模糊了；记忆，淡忘了......

彭加木失踪也已经38个年头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知道他身在何方，魂归何处？

即使这个名字对今天的80后、90后如此陌生，但我们却无法遗忘这个人和他的那句格言：

“我想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也是光荣的。我愿一辈子做这样的铺路石子。”

不朽！

01

古人言：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1925年，彭加木出生于广州附近的番禺县槎[chá]头村一个杂货铺伙计家，原名“彭家睦”，老爸给他取这个名字以祈求“家庭和睦”。

槎头村的彭加木公园

彭家睦小时候并不很聪明，一次老爸给他猜谜：“树上有十只小鸟，用弹叉（弹弓）打下一只，还剩几只？”

他扳一下手指，很快回答：“还剩九只！”

不过，这孩子老师喜欢。在韶关仲元中学，彭家睦遇到了恩师廖平子先生。

老先生1902年被聘为香港《中国日报》副刊主笔，宣传革命，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是国民党北伐元老。

据说当年广东军阀陈炯明曾拉他当“省政府委员”，廖平子摇头道：“不当，不当，省府委员不当，国府委员才当！”

他不愿当官，宁可离开宦途，到仲元中学做一名国语教师。

廖老先生的国画、书法独具一格，当地大官们纷纷登门拜访，愿以重金求其书画，廖先生却常常拂袖而起，不置一词。

廖平子先生书画

然而，廖老先生却特别喜欢勤奋好学的彭家睦，教他练字画画。有一次，廖老先生挥毫作画，亲笔题词，赠给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家睦学弟清玩

千章古木 一片秋声

悠悠客思 天末危亭

在廖老先生的关爱下，彭家睦学习更刻苦了，学业也突飞猛进。

那年，由于是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农化系在整个中南地区只招收一名新生，彭家睦凭借扎实的功底，一举折桂。

1947年，彭家睦和他的大学同学兼女朋友夏叔芳一起毕业了，旧中国流传着一句话：“毕业即失业。”

彭家睦好不容易获得了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一名助教的聘书，可这时候他的导师王应睐要到山东大学医学院开设生物化学课，需要两名助教。自然，彭家睦和夏叔芳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夏叔芳劝他把情况和北京大学农学院说明一下，解除聘约，这样两个人就可以在一起了，谁知彭家睦却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叹了口气：

“人，总是讲信用吧！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已经答应人家，不便再改口。”

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只能靠鸿雁传书互诉衷肠。

02

有道是：小夫小妻小家庭，书桌台灯穿衣镜。

解放后，彭家睦过了一段最舒心的日子，此时他已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做助理员工作了。

尽管那时，国民党飞机还时不时飞到上海上空投下炸弹，但他与夏叔芳的爱情也终修成正果.1951年他们喜结良缘，第二年有了爱情的结晶——儿子彭海。

彭加木一家（妻子夏叔芳、儿子彭海、女儿彭荔）

那时彭家睦开始研究一项新课题——原胶原，这是存在于动物结缔组织中的一种蛋白质。

他常常整天在实验里埋头宰兔子，刮兔毛，刮净之后，再从兔皮中提取原胶原。

由于妻子在分娩时得了心脏病，心律不齐，彭家睦便挑起了家中的重担，从买菜到淘米，洗尿布、哄孩子、擦地板，他样样能干。

不过，尽管异常忙碌，可彭家睦的心里美滋滋的，心情就像新中国的天空一样晴朗美好。

由于出色的工作，组织上决定派他到“老大哥”苏联学习一项新技术——核磁共振。当时，能去苏联留学，真是莫大的荣幸！

然而，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彭家睦并没有去，而是把这个出国深造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说也真巧，就在组织通知他留学的时候，彭家睦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组织了综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正在“招兵买马”，分成多个小分队，准备分赴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

人，究竟能在怎样的意义和程度上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选择，对有些人是选择，但对有些人不是。

彭加木决心放弃留学机会，奔赴边疆。为了争取组织上批准自己到边疆去的请求，他还直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彭加木在显微镜前做实验

此信我们今日读来，仍感到铿锵有力：

......

我志愿到边疆去，我这是夙愿。

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体格健壮。

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

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

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路来的勇气。

......

在信的落款，他第一次属上这个名字——“彭加木”！

为什么改名？

彭加木后来解释道：“‘家睦’，只是希望家庭和睦，着眼于小家，太狭隘了。我要跳出小家庭，到边疆去‘添草加木’！”

他还咬文嚼字地解释道：“加木，合起来就是一个‘架’字，我要在上海与边疆之间架设桥梁！”

“生平只负云小梦，一步能空天下山。”用这句徐霞客的名句来形容彭加木此时的心情，可能再贴切不过了......

03

1958年7月，在一封给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领导的信中，彭加木写下了这样的话：

“虽然我在离沪时已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把工作搞起来，并准备让我的骨头使新疆的土壤多添一点有机质（关于这一点请不必告知夏叔芳）。

但是，假如在我体力不能支持的时候，没有人管这儿的工作，就将会引起重大的损失。

陈善明（彭加木在上海的同事）来到以后，我就可以放心了......”

这话透着淡然的忧伤，像一位垂垂老者嘱托后事，可那年彭加木才33岁，真是奇怪。

两年前，彭加木如愿以偿地踏上奔赴边疆的征途。

半年时间里，他先随云南生物考察队在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的西部边陲科考，然后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新疆，帮助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彭加木在新疆

接着南下海南岛，再折入广州开学术会议。

野外科考经常饥一顿，饱一顿，风餐露宿、栉风沐雨。可彭加木不在乎，总是笑笑说：“力气用不尽，越干越有劲。”

别说，他还确有这个底气。因为自幼喜好体育锻炼，彭加木真还没生过病，自我号称“不败记录的保持者”!

可是，物有成住坏空，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生老病死，人吃五谷杂粮，岂有不生病之理。而彭加木这一病就中了“大招”。

纵膈障恶性肿瘤。纵膈部位，就是气管、食道以及大血管等器官必经的通道，是要害部位。

当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严令他回沪看病时，彭加木的肿瘤已经长到两个拳头大了。

换了别人，腿先软了，可彭加木却是一个“从头到脚没有一根软骨头的特殊病号”。

当时，肿瘤的治疗方法之一是静脉注射氮芥，一种剧毒药物，会令病人呕吐不止。护士问彭加木反应怎样，他却笑笑说：

“没什么，反应不大，一切都照常，用药剂量可别减少，继续治下去，没关系，我吃得消！”

另一种疗法是照深度X光，照射之前患者要口服一种药物，极酸，勉强吞下，才几分钟就吐出来了。彭加木发挥自己的特长，每次再喝点小苏打中和一下，愣是忍住不吐。

一次，彭加木连续高烧40度，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彭加木额上渗着豆大的冷汗珠，诚挚的对医生说：

“一切肉体上的痛苦我都能忍受，只要把病治好，使我能多工作一些时候。”

自小受到廖平子先生熏陶的彭加木，文笔也极好。在生命垂危时刻，在抢救室里，写下了这样豪情澎湃的诗篇：

昂藏七尺志常多，

改造戈壁竟若何？

虎出山林威失恃，

岂甘俯首让沉疴。

好一个“岂甘俯首让沉珂”，经过四五个月的精心治疗，肿瘤居然明显地萎缩了，病刚一好转，彭加木就开始“抬头西望逐飞尘”了。

对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来说，无事不能。

04

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让大部分人变得渺小，而让有些人显得伟大。

解放后的中国历史中，有一段最耻辱的记忆——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颠倒”的时代：

人颠倒为妖，妖颠倒为人；白颠倒为黑，黑颠倒为白；善颠倒为恶，恶颠倒为善；真颠倒为假，假颠倒为真......

上海造反派的头头们盯上了彭加木，因为他是“标兵”，搞倒他影响大。

很快彭加木被列入“反党集团”名单，说他“骂马克思‘该死’！”；他曾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好家伙，这意思不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不能发展了吗？”

可是彭加木却说：“他说他的，我干我的！”

当时，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七个基础科学专题小组，解散了六个，而彭加木那个植物病毒所依然坚持工作，居然还不断出论文。

造反派的头头们气的直喊牙疼。

他们把彭加木拉到批斗大会，彭加木像一架喷气式飞机似的被反剪着双臂，依旧大声疾呼：“我抗议！你们纯粹是捏造！”

这家伙就像一颗铁蛋，连根针都插不进去。

于是，造反派们受到《羊城暗哨》的启发，脑洞大开，杜撰出一个国民党秘密地下特务组织“梅花党”，说彭加木是该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甚至连他家的老保姆也被认为是彭加木的“发报员”。

不招，就抄家。造反派真是“敬业”，家抄的一丝不苟，烟筒拆了，墙砸了，地板掀了，甚至彭加木生病时拄过的拐杖也折断了，因为怀疑里面隐藏着“微型发报机”。

可造反派们始终没找的“梅花党”的党徽，悻悻而去。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全国刮起了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茅头直指邓小平，上海造反派强令所有党员写大字报“批邓”。

可彭加木不惧造反派的淫威，就是不写。好心的同事看不下去了，合写了一张，劝他道：“你来签个名算了，免得麻烦。”

彭加木非常倔强地说：“我彭加木的名字，就是不签在这样的大字报上。”

05

文革结束后，彭加木的心情既兴奋、又焦急。他急于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光夺回来。

他向党组诉说了自己的心愿：“重上边疆，无论是去西藏、云南、新疆、青海我都高兴！”

唐朝诗人王维在《渭城曲》一诗中，曾感叹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如今，彭加木却是“西出阳关多故人”。

当老朋友们在乌鲁木齐机场迎接他时，大家已是“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了。

1964年4月，彭加木曾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的文章，他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

“我想，作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也是光荣的，我愿意一辈子作这样的铺路石子。”

彭加木劫后重返新疆，有一次，一位记者问起了这样的问题：“你在新疆分院担任什么工作？”

彭加木一听，便知记者在打听他在新疆分院的“头衔”。

他幽默地答道：“我在新疆分院，担任铺路工作！”

彭加木不是故作谦虚，尽管他多次来新疆工作，是新疆分院的“开院元勋”之一，但他唯一的“头衔”只是“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未在新疆分院担任过一官半职。

“铺路”，铺得纯粹！

他爱惜人才，倾其所有帮助，他在新疆带的三位助理研究员，两位汉族，一位维吾尔族，在他的精心培养下都取得了优异的学术成果。

彭加木喜欢书，实验室里经常放着他买的专业书，文学书。同事们向他借，他总是说：

“借什么？拿去看就是了。你们愿意看书，我心里很高兴！”

1979年冬，彭加木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走马上任之后，他就不再局限于植物病毒组，而是着眼于全院工作。

这时，彭加木着手制订了向罗布泊地区进军的规划。

罗布泊，一块神秘的不毛之地。

1959年，彭加木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采集过土壤样本。

1964年，彭加木曾来到罗布泊孔雀河下游一带，那时，罗布泊开始干涸，但还有湖水。

这一次，罗布泊已经完全干涸，变成了一片坚硬的盐泽。

罗布泊卫星图，像一只巨大的耳朵

别小看这块无人区，这里其实是“聚宝盆”。

这里的土壤中富含钾盐，是重要的肥料，能提高庄稼的耐寒、耐旱能力。

盐层中还含有制造飞机的重要材料镁，稀有金属锂、铷、铯，以及硼砂、石膏等。

特别是其地下水中重水的含量颇高，重水是如今重要的中子减速剂，也是制造氢弹的原料。

那里的植物罗布麻的叶子具有显著的降血压的作用。

然而，那里的气候非常恶劣，昼夜温差极大，白天50多度，夜晚能逼近0度，经常会刮起八九级的大风，狂风卷着黄沙连50米外的大山都看不到。

降水量更是少得可怜，年不足几毫米。以至于除了野骆驼，没有其它野兽可以生存，一只狼都没有。

那里有独特的“雅丹”地貌（因暴流侵蚀，再经强烈的风蚀作用而成），车辆必须绕行。有人计算过，汽车在两小时之内，拐了186个急弯，却只能前进11公里。

罗布泊雅丹地貌

“驰骋边疆多壮志，敢教戈壁良田遍。”

彭加木带领的科考队出发了，他们从北面的“720基地”进入湖区，花费七天，纵穿罗布泊，到达湖区南岸的米兰。

纵穿罗布泊，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彭加木是“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路的勇气”。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接着发现有干死的水鸭遗骸，随后又见死老鹰、死鸟、死羊.......”

“阿尔金山的石头可真美，做盆景上的假山再好不过了........”

06

时间走到1980年6月5日，科考任务有惊无险，成功完成。

在米兰，彭加木突然制订了一个新的计划，趁势考察古代丝绸之路，由米兰东进，经过东力克、山兰子、库木库都克、红十井、新东一号，然后取道吐尔逊北上，返回乌鲁木齐。

这个路程比原计划向东绕了一大圈，但彭加木认为这一带是“古丝绸之路”，值得考察。

这个决定可能是彭加木一生最大的错误，而且是致命的。

当时，考察队员已经极度疲惫，除了彭加木，每个人都归心似箭。东线的气候更为恶劣，酷热、干旱、风沙大、远离居民点。

由于遇到“吹屁股风”，汽车无法散热，只能走十几二十分钟就停下，打开前盖散热，一天只能前进40公里，比计划的80~100公里大大落后。

为了赶路，考察队员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到了第六天，1980年6月16日，队伍才到达库木库都克。而此时，他们的汽油和水已告罄。

经过商量，彭加木同意向当地驻军发出求救电报，但他同时又说：

“用直升机运水，太贵了！直升机飞行一小时就要花两千多人民币（注：当时的价格）。从最近的军事基地到这要飞几个小时，要花国家上万元，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就近找水？”

17日上午，副队长汪文先发现彭加木不见了，开始还以为他去大小便了，但过了一个小时还没回来。

大家开始紧张起来，最后在越野车的驾驶室里，发现彭加木的一本地图册中夹着一张纸条，只见上面用铅笔写着：

我往东去找水井

彭 17/6, 10：30

失踪时，彭加木穿一身蓝色劳动布工作服，戴着白色遮阳帽，脚穿42码的翻毛皮半高帮工作鞋。随身带一个铝制水壶，装两公斤水，还挎着一台海鸥牌照相机，他没想走远。

那年他55岁。

07

彭加木失踪，其实并不太多意外，他由于寻找水源，遇上暴烈的沙尘暴，单枪匹马很难存活下来。沙漠的环境那么恶劣，那么广阔无垠，要想隐藏一具尸体可谓不费吹灰之力。

沙是流动的，只要一天就可以在风的吹动下改变地貌，而一个人的体积很小，在沙漠里面简直沧海一粟，被掩盖住后，基本上没有希望被寻找到。除非当时身体上配备现在的GPS定位系统，否则很难定位。即使是GPS定位，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也不一定可以成功找到。彭加木失踪，就是一个普遍的不幸事件。

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彭加木再也没有回来，多少年过去了，人们共进行了七次寻找。前四次是为了寻找，后三次是为了纪念。

诗人臧克家在其诗作《有的人》中云：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彭加木死了，但他的“铺路”精神却永远不曾暗淡过。

尽管时光已走到21世纪10年代，物质生活已极大改善，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越来越陷入唯金钱的一元化怪圈，“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似乎成了一个永恒的迷雾。

但我们欣喜的看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特别是一些80后和90后们，心灵的泉水开始从他们内心涌出，絮絮低语的泉水明明白白地说：

生活，应有很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