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银行，利率，业务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房价和股价的见顶，日本国债和贷款利率中枢也步入长期下行，日本银行业经历了长期低利率环境。在此期间，日本银行业如何调整资产负债表？业务模式有何变化？
从资产配置策略来看，1990年代初期，日本房价和股价见顶之后，日本银行业的坏账发酵和确认较为滞后，银行业的资产结构调整尚不剧烈；90年代后期，随着信贷规模的收缩和股价下跌导致的权益资产亏损，日本银行业减少了股票持仓，同时增持日本国债，小幅增加海外证券投资；2013年以后，QQE时代，日本银行业提升现金类资产占比、降低债券投资占比，开始显著增配超长债，大型银行大幅增加海外贷款和海外证券投资。
从负债结构变化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银行业存款相较于贷款保持高增速；同时，从存款结构来看，随着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的利率逐步接近，定期存款占比下降、活期存款占比上升。同时，日本货币市场基金由缩量到清盘，具有清算功能的货币储备基金成为固定收益类基金的主流。
从资产负债的相对久期来看，低利率环境下，日本银行业贷款期限整体拉长；公司贷款浮息占比下降，居民贷款浮息占比上升；中小银行的久期错配程度更高。
从收入结构变化来看，在低利率环境下，日本银行业利息净收入的绝对规模下降，占比70%-85%；而由于“金融大爆炸”之后日本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规模和占比均明显提升，大型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在25%以上；投资收益（不含利息收入）的贡献在不同年份波动较大。
从业务模式变化来看，为了应对息差收入的下降，提升中间业务收入，日本银行业提高收费标准、拓宽业务类型，更加重视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业务；为了应对居民收入下降和抵押品价值下跌，更为重视无抵押、高息的信用贷款业务；随着债券投资收益下降，日本银行业更加关注另类投资。此外，从机构设置上，大型银行通过海外并购，拓展国际业务；银行间合并重组，减少分支机构数量，降低经营成本。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房价和股价的见顶，日本国债和贷款利率中枢也步入长期下行，日本银行业经历了长期低利率环境。
在此期间，日本银行业如何调整资产负债表？为了应对息差收入下降，日本银行业的业务模式有哪些变化？本文将重点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银行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变化，以及日本银行业的收入结构和业务模式变化。
一、日本银行业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1.1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简要回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由击溃泡沫转向促进经济恢复，逐步下调政策利率，以1991年7月为转折点，日本央行开始下调贷款基准利率，此后货币政策以逐步下调政策利率为主。二是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央行开始探索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操作（QE），其中，1999年2月，日本央行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降低0.15%，此后进一步调低，标志着日本央行开始执行零利率政策，同年，日本央行开始购买国库券，2001年，日本央行的资产购买范围扩大至长期国债。三是2013年开始，日本央行正式开启“量化、质化宽松”（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onetary Easing，简称QQE），包括将操作目标由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变更为基础货币、扩大长期国债购买额、延长购买国债的期限、增加ETF和J-REIT的购买等内容，并于2016年之后开始进行“收益率曲线控制”操作。四是2024年3月19日，日本央行宣布结束负利率政策。
1.2 日本银行业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在上述不同时期，日本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环境也发生明显改变，日本银行业相应调整了资产负债配置和证券投资策略。
1.2.1 资产端：寻找合意资产的三阶段
从资产端来看，1990年日本房价和股价见顶之后，日本银行业的坏账发酵和确认较为滞后，直到90年代末才出现银行的集中破产，因而在90年代初期，银行业的资产结构调整尚不剧烈；90年代后期，随着信贷规模的收缩和股价下跌导致的权益资产亏损，银行开始提升债券投资规模和占比；2013年以后，QQE时代，银行证券投资占比再度下降，现金类资产占比提升，信贷投放占比仍保持在较低水平。
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银行业大类资产配置比例相对稳定，自1998年开始，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收缩初见端倪。1990年以后，日本贷款利率和国债利率均已开始下行，但存贷款利差仍保持在2%以上，银行资产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1998年开始，银行贷款的绝对规模开始收缩，银行开始提升证券投资的规模和占比，尤其是增加债券投资。
第二阶段，1999年至2012年前后，日本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收缩，权益资产也出现亏损，作为风险处置方案的一部分，商业银行减少了股票持仓，同时增持日本国债，小幅增加海外证券投资。1998年开始，随着房地产领域坏账的发酵，日本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收缩；同时，股票市场的下跌，也是日本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由于日本商业银行普遍和企业客户之间存在交叉持股（Cross-Shareholding），银行可以持有企业不超过5%的股权，企业股价的盈亏直接影响银行资本。在股价大幅下跌的背景下，形成了“股价下跌-银行资本侵蚀-银行信贷扩张受限”的链条。2002年开始，日本商业银行持有的部分股票转移至新成立的银行持股购买公司（Banks’Shareholding Purchase Corp）和日本央行。日本银行业持有的股票占证券投资的比例从30%以上逐步压缩至10%以下。这一时期，日本商业银行增加了债券投资，尤其以日本国债的投资为主，同时小幅增加了海外证券的投资。
第三阶段，2013年QQE之后，银行提升现金类资产占比、降低债券投资占比，银行开始显著增配超长债，大型银行增加海外贷款和海外证券投资。日本央行开启QQE和收益率曲线控制之后，日本债券利率进一步下探，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已经不足1%，2016年以后甚至步入负利率，日本银行业开始提升现金类资产占比、减配日本国债，同时在债券持仓中开始显著拉长久期。日本大型商业银行的外国贷款占比不断提升，达到30%以上；日本银行业的海外证券投资在全部证券投资中占比也超过30%。
1.2.2 负债端：存款活期化，货币基金消亡
从负债端来看，日本银行业存款相较于贷款保持高增速；同时，从存款结构来看，随着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的利率逐步接近，定期存款占比下降、活期存款占比上升。
从存款增速来看，90年代末期开始，尽管日本银行业的贷款规模出现收缩，存款规模仍保持正增长，尤其是区域银行的存款高增、信贷增长缓慢的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央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直到90年代初才完成存款利率市场化。在此期间，企业和居民对于非管控利率的存款产品（如大额存单、大额定期存款等）需求较高，创新产品如货币基金规模也出现了快速扩张。泡沫破灭后，银行存款继续保持增长；从企业存款来看，大型企业倾向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和并购活动，而中小企业则增加了银行存款（Murai et al.,2020）。
从存款结构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定期存款利率的快速下行，日本银行业的定期存款占比下降，活期存款占比提升。1993年至1994年，日本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先后完成利率市场化。此后，随着政策利率的逐步下调，存款利率也快速下调，从1993年至1996年，定期存款利率已经从2%以上下行至0.5%左右，2016年以后，定期存款利率更是长期处于不足0.1%的超低水平。从1993年到2003年，日本定期存款占比自70%左右下降至45%左右，活期存款占比自15%左右上升至45%左右；此后直至2010年，上述结构保持大体稳定；2010年以后，定期存款进一步下降至20%左右，活期存款占比上升至60%以上。
低利率环境下，日本货币市场基金由缩量到清盘，具有清算功能的货币储备基金成为固定收益类基金的主流。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货币市场利率高于定期存款利率，货币市场基金（MMF）也受到市场欢迎，规模一度快速扩张。2000年之后，货币市场基金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环境下，规模逐步下降，到2016年之后，货币基金难以维持净值，全部被清盘。1997年之后，日本市场上出现了货币储备基金（Money Reserve Fund，MRF），MRF扮演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账户的清算基金，客户证券账户中的闲置资金，通常自动购买MRF，MRF在投资组合的评级和久期方面接受更严格的监管。2016年货币基金清盘后，仅有MRF被保留。由于MRF在清算流程中的特殊性，为了在负利率环境下维持MRF的净值在1以上，资管机构减免了管理费用、代替投资者承担负利率投资的损失，并且针对MRF豁免了禁止补贴的条款。截至2023年末，MRF在全部固定收益类基金中占比97%，其余3%为少量长期债券基金。
1.2.3 资产负债久期：贷款期限拉长，久期缺口上升
从资产负债的相对久期来看，低利率环境下，日本银行业贷款期限拉长，公司贷款浮息占比下降，居民贷款浮息占比上升；中小银行的久期错配程度更高。从贷款的期限结构来看，2000年之后，日本银行业的贷款期限出现明显的拉长，其中，公司贷款和居民贷款品种都是如此；不过，从浮息贷款和固定利率贷款的占比来看，公司贷款中浮息贷款占比下降，而居民贷款中浮息贷款的占比上升。2010年之后，如果不考虑核心存款（core deposit），日本银行业资产负债的久期缺口明显上升，其中，大型银行的久期缺口上升幅度较小（主要是由于长期固定利率贷款投放），区域银行和信用社的久期缺口上升较快（主要是由于投资于长期债券）；不过，将核心存款纳入考虑之后，由于稳定的核心存款占比较高，银行资产端和负债端的利率风险相对平衡。
二、日本银行业的收入结构和业务模式变化
2.1 收入结构变化
从日本银行业的收入结构[1]变化来看，在低利率环境下，日本银行业利息净收入的绝对规模下降；而由于“金融大爆炸”之后日本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规模和占比均明显提升；投资收益的贡献在不同年份波动较大。
一是利息净收入，1997年以来，日本银行业的利息净收入绝对规模下降，在营业收入中占比大致在70%-85%。随着日本银行业息差的收窄，尽管银行业的资产规模继续扩张，日本银行业利息净收入却出现收缩，从1996到2019年，日本银行业利息净收入的规模下降了40%左右，2020年开始，利息净收入的规模有所回升。从营收占比来看，利息净收入大致在营业收入中占比70%-85%。
在低利率环境下，日本银行业的存贷款利差不断压缩，最低存贷款利差不足1%。从贷款利率的绝对水平来看，1993年至2000年，平均贷款利率从4%以上下行至2%附近，2000年至2010年，平均贷款利率大致保持在1.5%至2%区间，QQE开启之后，平均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最低下行至0.77%附近。与此同时，虽然存款利率也快速下行，但存贷款利差仍然缓慢下行。1993年至2000年，日本银行业贷款和存款的利差从2.50%左右压缩至1.90%左右；2000年至2010年，存贷款利差继续压缩至1.40%；QQE开启之后，日本银行业逐步进入不足1%的超低净息差经营时期，2022年，存贷款利差最低压缩至0.70%附近。
二是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日本银行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规模和占比逐渐提升，尤其是大型银行的手续费收入提升较为明显。在日本“金融大爆炸”背景下，1998年以后，日本解除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禁令；2004年以后，银行证券中介业务管制解除，日本金融业逐步由分业走向混业，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规模和占比均有明显提升。2000年前后，大型银行通过合并重组，形成综合化的金融集团，拓宽财富管理和交易业务，近年来大型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占比提升至25%以上。
三是投资收益，在年度间波动相对较大，绝对规模和占比均较低。在低利率环境下，日本金融市场的各类利差普遍收窄，例如信用利差（贷款利率-存款利率）、转换利差（债券利率-货币市场利率）、被动利差（货币基金利率-存款利率）均处于较低水平，银行业出现转换功能“失灵”的现象（Murai et al., 2020）。在上述环境下，银行自营交易获取投资收益更为困难。1996年以来，日本银行业投资收益（包括交易账户和其他债券投资、衍生品、外汇交易的收益）在营业收入中占比最高达到13%左右，在债券利率上行的部分年份（如1999年、2003年），日本银行业债券综合损益转负；在2008财年和2022财年，自营业务的投资收益（不含利息收入）转负。
2.2 银行业务模式的变化
一是为了应对息差收入的下降，银行通过提高收费标准、拓宽业务类型，提升中间业务收入。一方面，日本银行业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尝试提升传统银行支付结算业务的收费标准（例如ATM和转账费用），但是这种尝试也面临来自新型银行业务模式的竞争，例如开设在7-11连锁便利店中的“7银行”。另一方面，银行业更加重视面向高净值客户的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业务，包括投资信托的销售、养老保险的销售等。大型银行由于在国际金融中心设有分支机构，在资产管理和外汇交易方面存在优势，例如，三菱日联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中17%来自于资管业务；部分中小银行选择共同设立资管公司的方式来参与相关业务。
二是拓展国际业务，提升资产组合收益，大型银行在海外市场的贷款和证券占比均达到30%以上。正如我们在前文分析指出的，日本大型银行通过增加在海外市场的资产配置，提升资产的总体收益；不过，缺乏稳定的外币存款也成为日本银行业增配海外资产过程中的一大困扰（白川方明,2021）。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大型银行集团进一步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收购了部分海外金融机构；尤其是在日本央行开启QQE之后，日本银行业进一步提升了海外贷款和海外证券投资的占比，大型银行海外贷款和海外证券投资的配置比例均达到30%以上。
三是为了应对居民收入下降和抵押品价值下跌，日本银行业更为重视无抵押的信用贷款业务，并收购在征信方面有专长的机构；同时，银行还对企业提供无追索权不动产贷款、无抵押定型贷款等。随着居民工资收入下降，向无抵押品的个人提供高息信用贷款，对银行而言变得更有吸引力；部分银行通过收购在获取个人征信信息方面有专长的机构，提升相关业务能力（Murai et al.，2020）。2012年以后，日本银行业信用卡贷款余额结束了下行趋势，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从3.2万亿日元回升至4.5万亿日元以上。企业贷款方面，日本银行业开始提供基于项目现金流的无追索权不动产贷款，以及基于信用评分模型的无抵押定型贷款等（日本央行,2005）。
四是随着债券投资收益下降，日本银行业更加关注另类投资。根据日本央行（2005），为了应对投资收益率下降，大银行、地区银行增加了被称为“替代投资”的组合债、证券化产品、风险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不动产基金的投资。这类投资在日本央行的统计中体现为“其他投资”，其规模和占比都逐步提升，目前已经达到日本银行业证券投资的10%左右。
五是银行间合并重组，减少分支机构数量，降低经营成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银行业经历了部分银行的破产，以及银行间的合并重组，城市银行由13家减少为5家[2]，第二地区银行（多数由储蓄银行改组而来）由68家减少为39家。2001年以来，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由1.5万家左右减少至1.3万家左右，尤其是第二地区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下降比较明显，城市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一度下降，近年来再度回升。随着分支机构数量的减少，1996年以来，日本银行业的人事费用下降了30%左右，非人事费用下降了9%左右。不过，在低息差环境下，由于营收的规模同样缩减（分母下降），日本银行业的成本收入比仍超过60%。
参考文献：
1.白川方明，裴桂芬等译，动荡时代，中信出版社，2021年。
2.日本央行，金融系统的现状与评估——以银行业为核心，2005年8月。
3.王洛林，余永定，李薇，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7-8月号。
4.小峰隆夫，陈曦译，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经济 1989-2019，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
5.Baxter R.，Japan’s Cross-Shareholding Legacy: the Financial Impact on Banks, Asia Focus, 2009.
6. Ishihara,H.，Why unrealized losses at Japanese banks are only 5-10% of the US[EB/OL]，2023/6/5[2024/4/11]，https://market-news-insights-jpx.com/insights/article005056/
7.Murai,T., & G. Schnabl，The Japanese Banks in the Lasting Low-, Zero- and Negative-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 Credit and Capital Markets，2021, Volume 54.
注：
[1]为了便于和我国银行业报表比较，本文对日本银行业协会披露的利润表科目进行了调整，利息净收入为利息收入减去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减去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投资收益包括了交易账户收益和其他普通收益，交易账户收益包括交易账户的证券和衍生品投资收益，其他普通收益中包括了债券到期和出售收益、外汇交易收益和衍生品收益等，下同。
[2]5家城市银行包括三菱日联银行（MUFG Bank）、瑞穗银行（Mizuho Bank）、三井住友银行（SMBC）、里索纳银行（Resona Bank）和崎玉里索纳银行（Saitama Resona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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