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冬，埃德加·斯诺总感到浑身无力且常伴有阵痛，使他的回忆录撰写工作无法顺利推进。

于是，他决定前往医院进行身体检查，这才发现自己不幸确诊胰腺癌。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斯诺的身体状况不仅毫无起色，还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况愈下。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丈夫，妻子洛伊斯内心十分焦急。

她决定给美国政府写一封求助信，希望能够带斯诺回国接受顶尖医师的治疗，不料却遭到尼克松的拒绝。

无奈之下， 她只好把求助的目光转向中国，希望能得到我国的帮助。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况且一直以来斯诺都是中国的好朋友，毛主席在接到洛伊斯发来的求助信息后，当即决定要将斯诺接到中国，让最好的癌症专家为其治疗。

那么，为何埃德加·斯诺作为一个美国人，却被美国政府拒绝提供帮助呢？当收到主席的回复后，斯诺有没有来到中国，他的病情又怎样了？

1928年，年仅23岁的埃德加·斯诺不顾家人反对，怀揣着对神秘东方大国的向往，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道路。

他的第一站来到当时中国最繁华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又结识了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

斯诺曾说鲁迅是他读懂中国的一把钥匙。

一次，两人在谈起《阿Q正传》时，鲁迅的一句“民国以前，百姓是奴隶，民国以后，变成了前任奴隶的奴隶了”，引起斯诺的好奇。

他不解地问道：“现在不是已经推翻皇帝，建立起了民国吗？您是认为现在的阿Q还是一样的多吗？”

闻言，鲁迅冷笑一声：“呵呵，现在的世道比之以前好不到哪去！”

“那你认为俄国的革命会更加适合中国吗？”

“就我所看有关俄国的书籍介绍，至少俄国与中国是十分相像的。”

一番话点到为止，透露出的意思却十分明确。和鲁迅的交流，让斯诺不禁对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1936年4月，借着采访宋庆龄的机会，他向其提出前往陕北采访红军的请求，希望对方能够为自己提供帮助。

宋庆龄当即着手为其写下介绍信，让他和一位名叫马海德的医生能够顺利穿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前往陕北红军根据地。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来到中国工农红军的临时驻地保安，计划如实地记录下自己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

在到达苏区前，他对于我党的认知基本来源于国民党的报道，因此他已经做好了面对一群“穷凶极恶”之人的准备。

但令斯诺意外的是，到达保安的第一天，他就见识到了一个与传闻大相径庭的情形。

在这里，写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的红色鲜艳旗帜随处可见，红军战士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常常与百姓打成一片，叫人辨不明身份。

虽然这里的道路崎岖泥泞，基础设施不如国统区那般完善，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眼神中也没有麻木，取而代之的尽是希望与朝气。

这与国民党所宣传的野蛮、暴力形象迥然不同，斯诺不由得对真实的陕北苏区兴趣更甚。

在接下来的四个多月时间里，他听了毛主席的建议，穿上红军的服装，戴着五角星帽，行走在陕北苏区。

凭借这一身行头，即使他长着一副明显是外国人的脸，斯诺的采访之路也十分顺畅，无论是红军战士，还是人民群众，在自己遇到困难时都会主动伸出援手。

不知道某个地方怎么走，会热情地为他带路；不晓得某个采访对象在哪，会真诚地为他指路；不清楚某个地方的具体情况，会亲切地为他介绍……

斯诺就这样在陕北苏区度过了四个多月的生活，于10月底启程返回北平。

在离别前，他在笔记本上写道：

与红军相处的四个多月，是一段我非常难忘的时光，在那里我见到了最质朴最幸福的中国人，感受到了希望与自信……

回到北平后，斯诺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将他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真实、公正、完整地呈现，整理成书，发表问世，名为《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一经发表便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它为世人呈现出一个与以往印象中完全不同的中国红军，破除了国民党散布的不实谣言，让人们第一次看到真实的红军。

此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本书了解到真正的红军、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从而自愿加入党的革命队伍之中。

在陕北苏区生活的期间，他也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来到陕北苏区，斯诺见到的第一位我党领导人是周恩来。

据书中描述，见到周恩来的第一面自己就十分惊讶，他没想到这个令国民党十分忌惮的传奇人物，竟是一副儒雅书生的模样。

中等的个子，清瘦的身材，脸上的胡子又长又粗，却一点不显邋遢，一双深邃热情的眼睛，融化了粗硬胡子带来的严肃。

身上有一种领袖的气质，但并不刺人，反而十分温和，整个人只站在那里就十分引人注目。

“总体来说，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思维缜密，非常擅长推理分析，说话温和，充满对生命的热爱，反而是国民党人员时常说些粗俗骂人的话，二者形成了奇特的对比……”

从书中不难看出，在与周恩来交往的过程中，斯诺常常感受不到他面对的是一个高级领导人，两人就像朋友一般地交流。

他还曾在书中提到一个令自己十分感动的事情：周恩来在知道斯诺要赶去延安采访毛主席后，特意为其挑选出一匹精壮的良马，并打电话告知延安接待处的同志要招待好自己。

抵达延安见到毛主席时，斯诺不禁感叹谣言误人，国民党口中“杀人放火、洪水猛兽”的人物，身上却有着农民般质朴纯真的气质。

在延安期间，他发现这里基本上没有军民之分，所有人打成一片。毛主席作为被国民党悬赏几十万元取首级的人物，却能够随意走在田间地头，与农民亲切地交谈。

民众见到他也不会感到惊讶，反而是热情地同他打招呼。

进行过几次交流之后，斯诺不禁对眼前这个农民气质的人物深感敬佩。他发现毛主席虽然深居陕北，却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局势都有着十分深刻透彻地理解。

俩人在谈及中共的对外政策时，毛主席的一番话颠覆了斯诺一直以来的认知。

他本以为像国民党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一样，共产党也会将国民党视为首号敌人，但毛主席却说：

“日本侵略者是全中国的公敌，是现阶段的第一敌人，应该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这番在我们现今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话，却带给斯诺极大的震撼，他有预感中国共产党将会是最后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党派。

这也是后来他将书名起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原因。

虽然后来斯诺因为报道“皖南事变”真相而被蒋介石驱逐出境，但新中国成立后，依旧多次回到中国，与在这里结识的老友相聚。

时隔十多年，他再次来到中国时，毛主席虽然并没有喝酒的习惯，却还是特意拿来茅台酒与他共饮。

凭借着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在1970年国庆大典之际，斯诺还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一众领导人一起观看阅兵仪式。

当然，他并不是只凭借一本《红星照耀中国》便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与阅兵仪式，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地促进中美间的交流，向世界展现真实的中国。

如果说《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像是打开了一个裂缝，让世界得以看到充满正义感、勇气和牺牲精神的中国共产党，那么之后斯诺的行动都是在维护这个裂缝不会闭合。

被驱逐出境的斯诺回到美国后，曾多次向时任总统罗斯福提议加强同中国国共两党的交流合作，促进中国早日回归和平。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对共产主义十分排斥。

斯诺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自然就会引起“麦卡锡主义”者的不满，在这一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媒体拒绝发表他的文章和作品，将其视为与共产主义“同流合污”的宣传者。

长期的政治迫害和社会边缘化，让斯诺和他的妻子困扰不堪，于是1959年他们决定搬往政治中立、环境宽松的瑞士，继续创作。

这也是后来斯诺病重请求回国治疗却遭到拒绝的原因。

定居瑞士一年后，斯诺再次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十年间沧海桑田，中国的面貌已然焕然一新。

他明白此时的中国正在面对多国的围困，对外的声音难以发出，于是他决定充当传话筒，将现在的中国，将中国的变化传达给世界。

回到瑞士后，他将自己此次在中国花费五个多月时间，重新走过当年自己走过的路，见证到的改变编写成书《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

该书一经发表，同《红星照耀中国》一样，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的焦点，让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正在慢慢崛起的中国。

此后的又一个十年，斯诺多次来华，每次都会将一个新的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斯诺有关中国的文章和著作，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正走向欣欣向荣的中国，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和无限潜力的中国。

1970年，在中美两国均有缓和关系之际，斯诺再次访华，为两国关系的转变带来了契机。

这次来华期间，毛主席明确向他表达了与美国交好的希望：

“对于尼克松上台我还是欢迎的，不是说喜欢他这个人，只是我个人认为，在他任职期间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做的，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谈的。”

并且斯诺被邀请参与阅兵仪式，无疑也是相当于对美国抛出橄榄枝。

只可惜斯诺本人却没来得及见证中美建交的历史性时刻。

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斯诺最终还是因罹患癌症去世。

在得知斯诺患癌后，毛主席曾经想将其接到中国来治疗，却被他多次婉拒。

他害怕自己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会引发美国政府的不满，使得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直到1月23日，斯诺的病情恶化，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商议决定派中国医护人员前往瑞士，将其“强行”带回中国治疗。

可惜天不遂人愿，三天后当医护人员抵达瑞士，斯诺已经奄奄一息，不能再承受长时间的空中飞行，这一想法只好作罢。

半个多月后，斯诺最终还是在病痛中离世。

按照他的遗愿，他的一半骨灰被带回中国，葬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长眠于他心心念念的中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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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过冬】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