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钱与铁钱
大钱实际也是一种劣币,因为它们的面额与实际价值相差悬殊。大抵大钱是官方财政匮乏和币制混乱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期铸行的大钱是较多的。前文已述及,三国时期蜀汉和孙吴都铸过大钱,蜀汉铸行的大钱是直百五铢,开始时直百五铁重约8克,此后随着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它的重量也不断减轻,最后竟至轻到1克以下。吕蒙白衣渡江,战胜关羽,夺得荆州,孙权赏他一亿钱,可能就是荆州库存的减重直百五铢,所以史书说赏钱虽多,“徒有虚名”(〈晋书·食货志》)。孙吴于嘉禾五年(236)铸行大泉五百,赤乌元年(238)又铸行大泉当千,最后又铸行大泉五千,这样的“大面额”铜钱,在我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还有“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两种大钱,一般也认为是三国时期铸行的,但它们究竟是谁铸行的,目前意见不一。《隋书·食货志》上提到,南朝梁代百姓私下“以古钱交易”,古钱中就有“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近代四川、湖北、江苏等地出土,据说四川出土最多。“太平百钱”现今存世并不很多,但种类却相当多,形式很不统一。从正面钱文看,字体有大篆、小篆、隶书等区分。其中“大”字有的写得像帐篷,称篷篷太平”;“百”字有的一横两头翘起,被称为“鹿角太平”;有的把“太”写成“大”,或者改成“世”,即成了“世平百钱”。从钱背看,有的是光背,有的虽基本光背却有阴文,有的则有曲折文(被认为是不波或龟背)和星点。
钱重大的8克以上,小的只有3克以下。关于它们的铸行者,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认为它们是年号钱,是东吴会稽王孙亮于太平年间(256258)铸行的。这种说法无法说明为什么这种钱会在四川较多出土。二是认为它们是晋惠帝永康元年(301)益州刺史赵酝据蜀自立时所铸。这种说法的问题是,赵安自立只有一个多月,他怎么能铸行种类、数量那样多的太平百钱?三是认为东吴铸行于“大泉五百”之前作为过渡。这仍然无法说明四川较多出士的问题。四是认为是东汉末年四川地区的五斗米道政权铸行,道教恰恰是宣扬“太平”的。但这种说法难以解释为什么湖北江苏地区也有出土的情况。
由于南北朝前期官方铸钱很少,也就不见有铸大钱事。后来官方铸钱稍多,铸大钱事也随之增多。见于记载者,如北周保定元年(561)铸造“布泉”,规定每值值布泉十枚(即值五铢钱五十枚)。大象元年(579)又铸行“永通万国”,规定每枚值五行大布钱十枚(即值布泉一百枚、五铢钱五百枚)。南朝梁元帝时曾铸行当十钱,梁敬帝时曾铸行当二十钱。
陈朝太建十一年(579)铸行“太货六铢”钱,规定每枚值五铢钱十枚。梁武帝普通四年(523),梁铸铁钱,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地铸行铁钱。这次铸行的铁钱与东汉灵帝时的“四出五铢”颇为接近,钱背外廓与方孔四角相楞相连,所以被称为“四出铁五铢”。当时梁朝正要兴师北伐,大约军费不足,以此作为筹资手段之一。公孙述铸行铁钱,行用范围仅限于川蜀一隅,而此次铸行铁钱,行用范围却是我国的整个南方地区。梁武帝佞佛,几次舍身寺院,每次都由大臣用钱一亿为他赎身,钱数这样大,可能就因为是铁钱。
两、贯、文的出现
从三国时期到隋以前,官方铸行的并不只是虚额大钱、减重小钱、铁钱和其他劣币,在较为安定、正常的时期,也铸行了一些质量较好的钱币。
三国两晋时期是否铸行过普通小钱,史书失载。见于记载的,是刘宋文帝元嘉七年(430)铸行四铢钱有学者认为,这次铸钱是西晋以来第一次官方正式铸钱,表明了货币经济的初步恢复,这是有道理的。这种钱有相当数量是质量较好的。萧齐于永明八年(490)派人到四川铸造了一千多万铜钱,最后因成本高而停铸。既然如此,则所铸钱质量应该是较好的。但今人却未能辨别出哪一类钱是这次铸造的。梁朝天监元年(502)铸行“天监五铢”和“公式女钱”。两种钱钱文都只有“五铢”二字。但前种钱有外郭和内郭(有人认为没有内郭,只有外郭),较为正规;后一种钱没有内、外郭,不太精整;但据本朝人梁桓《钱谱》和杜佑《通典》记,二种钱都重如其文,质量较好。
北魏铸行的“太和五铢”钱,工艺虽显得有些笨拙,铜质也稍差,但却较为厚重,而且流行时间较长。北魏、东魏铸行的“永安五铢”,工艺水平提高,质量胜于“太和五铢”。北齐天保四年(553)铸行“常平五铢”钱,这也是一种从外观到铜质都好、重量也足的优质钱。
有人称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中国钱币史上的“过渡’时期或“转换”时期,这种说法未必妥当。但这个时期钱币在某些主面确实处于“过渡”或“转换”的阶段。例如在钱文方面处于由标重钱向年号通宝钱过渡或转换的阶段,另外,在货币单位上也存在类似情况。
黄金在先秦两汉通常是以镒或斤为单位的,有时便简称“金”,以致人们对有些地方的“金”究竟是代指镒还是代指斤颇有争议。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以“两”为单位的计量。最早注意到这一情况是清代史学家赵翼,他在《陔余丛考·金银以两计》中讲:“金银以两计,起于梁时。”。”后来人们发现,晋朝已有以两计黄金的情况。例如,《晋书·王机传》载,曾犯有重罪的杜弘“送金数千两与(王)机,求讨桂林贼以自效”又如,同书《孝愍帝纪》记灾年“斗米金二两”等。
黄金以两计,影响白银也以两计。如《十六国春秋》记大灾年,肉一斤值银一两。《梁书·羊侃传》载太清二年(548)“诏送金五千两、银万两”,等。但有时也仍用斤计量,如《周书·柳庆传》载:“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交易。”于是金银计量,“斤”、“两”混用,这显然是从先秦汉以“镒”、“斤”为单位到唐宋以“两”为单位的一种过渡。
魏晋南北朝时期,铜钱的单位也有变化。先秦两汉,单个铜钱没有名称,讲到钱,通常是说若干钱;此时期单个钱开始称为“文”,讲到数目较小的钱,就讲钱若干文。这一变化似乎还只是名称的变化,不牵扯计量单位,而“贯”的出现却是计量单位发生了变化。先秦两汉讲到数目较大的钱,习惯以“万”计,讲钱若干万;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贯”这一计量单位。
较典型的事例是《殷芸小说》所记述的如下的故事:有几个朋友聚会,有人说自己想当官,作扬州刺史;有人想发财,拥有家财万贯;有人希望成仙,骑鹤飞上天界;第四位心最贪,三样都想要,他希望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里就是以“贯”为钱的单位的。另《魏书·徐謇传》载“赐钱一万贯”,《夏侯阳算经》:“有金一斤,直钱一百贯”等,也是用“贯”计钱较早的例子。
银以两计、钱以贯计,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有其合理性。金银价较贵,以斤计显然不如以两计更合适。唐宋一直到明清,白银始终以两计,形成钱两制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钱以贯计,也是适合中国中古时期的具体情况的。如粮食一石、银一两、绢一匹的价格通常都是在数百文到数贯之间浮动,显然“贯”比“万钱”更适合计量。钱的“贯”和白银的“两”一样,也一直用到清末(后世的“缗”、“串”大抵是“贯”的同事异名)。
在这一历史阶段,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衰落是部超势,但历史是螺旋式上行的,在衰落中也孕育着新的跃进,另外在一些局部,更有不少进步。和田马钱的出现或许是一个例证。
1873年,一位英国险家-福赛斯(T.D.Forsyth)在中国新疆和阗发现了一种以前人们从未留意的奇特钱币,它是一种冲制钱币(中国古钱中以前还没有发现有冲制钱币,它们都是浇铸的),钱币中央没有穿孔,而有马的图案,周围有汉文和拼音类(当时尚不清楚为何种文字)两种文字。这一发现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此后,这种钱币不断被发现收集,到现今已存世数百枚。随着数量的增多,人们发现它们彼此间有不少差异,经仔细分析,人们断定,这些钱币不是同一模具在同一时期内制造的。如钱币中央有带马的图形的,也有不带的,有的则是骆驼的图形。
币文有多有少,字体也有不同。从重量和大小上看,这种钱币大致可分为两等。它们多数为铜质,个别也有质的。引起人们最浓厚兴趣的还是它们的币文,其汉文部分通常为“六铢”、“铜钱重甘四体”,另外一种文字经专家研究,被确认为供卢文,于是这种钱币有了更为恰当的名字,汉快二体钱。所谓供卢方,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后5世纪流行于中亚地区的一种拼音文字,中国吉佛经译为“传卢虱托”,省称“传声”。后来有好几个民族用快声文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古代的于阗是其中之一,依卢文字母成了儿种语言的公用字母。汉二体钱被确认为是吉于圆国的钱币,其中常见的售卢币文被初步释读为“大王、都尉之王秋仁之”、“大王、众王之王、都尉之王秋仁之”。当然也有争议。争议最多的还是这种钱币的铸行时间,现在一般倾向于限定在东汉后期到南北朝时期。
这种钱币是我国新疆地区自己铸造的最早的钱币它们是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同中原地区人民亲密关系的历史见证。由于这种钱币制造工艺明显地受到古罗马的影响(因为古罗马钱币的冲制的),所以,它们又是研究古代中西关系和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资料。从币文看当时新疆地区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由此人们难免会作一种推测:新疆和田地区发行这种钱币,是不是也同春秋战国直至西汉前期的商业大潮有关,可不可以视为这一大潮的余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