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具有麻静性的饮料，对人体有双重作用。适量伙用时，是一种兴奋剂，能使人精神愉快，过量饮用时、又会抑制大脑活动，削羽人的自制力，使人丧失持与酒养。所以，亲朋好友相聚，常饮酒来使气氛融洽，增强亲密关系和凝聚力。在政治斗争中，酒往往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伙酒行为则成为政治策略。一方常常要促使另一方多饮，以麻痹其斗志，或者以倦装醉酒掩饰自己的意图。由于社会的习惯标准认为，节饮者志向远大，堪当大任;而酗酒者自制力差，往往因酒误事贻害国家，因此，处于激烈政治斗争中的人们，常常拿酗酒指责政敌。酒，是一种用处很大的政治饮料。
用酒赏赐，是土层统治者笼络下级、施恩示德的常用手段。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年在位)，曾因外出而丢失一匹骏马，当他前去寻找时，看到一伙人正在分吃马肉。当这些人知道所吃的正是秦称公的马时，非常恐惧，害怕受到惩罚。穆公却说，吃马肉若不喝酒，会有伤身体，并赐给他们酒喝。后来秦晋两国交战，穆公被围，吃马肉者相约拼死救助移公，使穆公反败为胜，并俘获晋惠公。类似的尊者以酒施恩的例子很多，君主赏赐臣属美酒或设宴款待群臣，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当霸主，意图并吞天下，但都属于此类。由于一国力量有限，为了免于四面树敌，常常寻找盟友。诸侯之间为了联合对敌，常常歃血饮酒，结为盟邦。春秋战国前后549年，盟会多达百余次，大多是借
汉代时，窦婴(?-前131年)是汉文帝窦皇后的酒修好之盟。堂侄，汉景帝时，因军功封为魏其候;武安侯田蚡(?-前131年)是汉景帝王皇后的同母兄弟，两人都是外戚。景帝时，窦皇后称皇太后，窦婴十分得宠，田蚡对他很尊敬。窦太后死后，窦婴渐渐失势;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前140-前87年)，王太后底护田蚡，田蚡担任丞相，骄横专断，权势超过了窦婴，过去趋奉窦婴的官员们都转而奔走于田蚡之门。
只有灌夫因为是故旧的关系，而且其人颇有侠气，反而越发和窦婴往来亲密。灌夫(?-前131年)，西汉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字仲孺，曾因军功任中郎将、太仆，喜欢喝酒。一次，田蚡举办喜宴，王太后下令，所有的宗室侯爵都应该去贺喜，窦婴也带灌夫赴宴。座上，灌夫给田蚡敬酒，田蚡不肯斟满，灌夫因醉酒而冲动，大发脾气，使酒骂座。田蚡大怒，将灌夫向拘留，上奉章弹劾他侮辱丞相，有不敬之罪，把他的家属全部拘捕，要一并判以死罪。窦婴奋身营援，向汉武帝说明，灌夫只是因醉失仪，没有死罪。但王太后在宫中打听到此事，向汉武帝施加压力，武帝只得偏相田蚡，将灌夫判死，家属皆受株连被录，实婴也受到牵途，因讲谤斩首。这件大案是两个政治集团的倾轧，原因复杂，但灌夫借酒御琴田蚡，却是直接诱因。
对于身处位率地位的人，酒常常成为避祸进谏的工具。西汉丞相萧何死后，曹参(?前190年)继任,继续推行体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一切政事都遵循萧何制定的措施处理，史称“萧规曹随"。所有的下级官员求见时，曹参一概以美酒加以招待，席间不谈国事。当客人想进言时，他总是频频举杯相劝，使客人无法开口，直到被灌醉为止。相府后园靠近官吏的办公之处，那些官吏们成天纵酒。曹参身边的一个官吏便请曹参去游园，目的是想让曹参听见后对那些官吏的行为子以制止。曹参听到喧闹声后，反而带了酒去和官吏们~道欢饮。
当汉惠帝(前195-前188年在位)责备他味喝酒，不管国事时，曹参奏道:“陛下觉得自己才能比高帝如何?”惠帝说:“我哪敢和先帝相比。”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能力比萧何如何?”惠帝道:“不及萧何。”曹参说:“陛下对极了。高帝和萧何定下的政策我们安心照办不就行了么?”在曹参任内，汉朝天下太平，也算安然无事。但究其饮酒行为，不外乎用酒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也有逃避政治斗争的目的。
另一个运用酒来麻痹政敌的成功例子，也发生在和曹参差不多同一时代。陈平(?-前178年)，阳武今河南省原阳东南)人，汉朝建立时，封曲逆侯，在汉高祖去世之前，曾经得罪过昌后的妹妹吕要。高祖去世后，吕氏大权独揽，陈平虽然担任丞相，但总是担心昌要报复，于是，整日沉酒于酒，不理政务。吕多次向吕后进谗言，陷害陈平。陈平知道后，更加沉醉于酒中。吕后听说后，放松了对陈平的警惕，并对他表示信任。目后死后，陈平与周勃合谋，一举铲除了吕氏
政治势力。晋武帝时(265-290年在位)，太子司马衷愚钝，但武帝坚持要传位给他，众朝臣多以此为忧，担任司空的司瓘(220-291年)总相直速武帝，劝其废掉太子但一直没敢说出口。一次，武帝设宴，卫喝得大醉跪在武帝面前，说:“臣想有所启奏。”武帝说:“你想说什么?”卫瓘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抚摸着武帝所坐龙床，叹息道:“此座可惜!”意思是说不该传位给司马衷。武帝听出了他话中的意思，却也假装糊涂，说:“公真大醉耶!”两个人意见相悖，又事国家命运，但卫瓘借酒进谏，武帝以醉不怪。酒在这里起到了缓和矛盾的作用。
禁 酒
饮酒之风的盛行，刺激了酿酒业的发展，但若饮酒漫无节制，则不仅有害于饮酒者一己之身，而且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古人对此早有认识，因此禁酒的历史与造酒和饮酒的历史一样悠久。历代王朝禁酒，不外乎三导致统治腐败，君臣之间会因酒失礼，大臣之间会因失和，从而危及政权的巩固;也害怕庶民百姓酗酒事，引发争讼殴斗，不利于社会安定，影响统治秩康一是古代农业生产常因频繁的天灾人祸而遭致破坏，食骤然减产是常有的事，而酿酒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特别是遇到饥荒之年，政局不稳，若把粮食浪费于造酒就会加剧政局的不稳定。三是为了防止百姓造酒卖酒获
取厚利，而由官府专卖，可以使国家垄断酿酒的利润。夏代就有因酗酒而处刑的事例，如夏禹的第三代继承人中康在位时，掌管天文历数的官员羲和纵酒失职中康就命令胤侯去讨伐他，胤侯在出征之前，对将士们宣布，羲和丧失德性，沉湎于酒，对天象昏迷无知，犯了先王的杀头之法，由此可见，夏代的先王已经制定了处置因酒失职者的刑法，商代初期的统治者，恐惧纵酒亡国，制定有禁止官员酗酒的训示，对于酒醉而歌乐者要处以在面上刺字的墨刑，周代的统治者鉴于商朝统治者因酒废政，溺于酒而亡国的沉痛教训，制定了中国古代第一部专门禁酒的法律《酒诰》。
《酒诰》首先从正面阐述戒酒的重要，指出戒酒不但是文王的教导，也是上帝的旨意，造酒的目的，不是让人享受，而是为了祭祀神灵。其次，从反面总结了殷商灭亡的教训，指出从成汤到帝乙如何不敢饮酒而勤于政务，而他们的后代继承人抛弃前人的传统，沉醉于纵酒作乐之中，不把臣民的怨恨放在心上，因而众叛亲离，走向灭亡。最后谈戒酒的措施，规定王公诸侯不准非礼饮酒，凡民众聚饮，不能轻易放过，统统抓住送到京城里，处以死刑，而且规定执法者若不照禁令办事，同样有杀头之罪。
西周末年，礼崩乐坏。春秋时期，群雄蜂起，禁酒之令连在形式上也难以保留了。至秦王朝建立，国家统一，法令严酷，曾制定有禁止民间卖酒的禁令，规定由各地管理农业事务的田啬夫和各乡的部佐监督实行，违禁者要治罪。西汉时期，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曾颁布一项律令，规定三人以上无故聚会饮酒者，罚金四两。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因天早歉收，曾禁止百姓卖酒，当然，这些饮酒卖酒的禁令，主要是针对社会下层，对于上层社会，形同一纸空文，他们是不会遵守的，饮酒作乐仍旧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汉武帝根据丞相桑弘羊的建议，开始对酒实行椎酤，即抽取酒税，这一措施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却意味着民间饮酒和卖酒的合法化，禁令废弛，众人聚饮的风气，重新恢复。东汉时期，禁酒只是临时措施，只有汉和帝(89-104年在位)、汉顺帝(126-143年在位)、汉桓帝(146-166年在位)年间，在年景不佳、农业歉收、政局不稳时，由朝廷下诏禁酒，但只是对下层社会有一定的限制，对上层社会则全无效力，因此都持续时间不长就弛禁了。
汉献帝(181-234年)建安初年，当政的曹操励精图治:他看到北方初定，但群雄未灭，战祸连年，粮食匮乏因此表奏朝廷，请求彻底禁酒，以节约粮食，但却遭到在朝野极有威望的孔融反对。刘备建立蜀汉(221-263年)之初，也曾下令禁酒，严禁百姓私自酿酒，凡是民间藏有酿酒器具的，一律搜缴，并处以刑罚，但不久就取消了禁令。
魏晋南北朝时期，绝大多数国家都不禁酒，即使禁酒，时间也往往很短，后赵的石勒(319-333年在位)曾严厉禁酒。北魏文成帝拓跋于太安四年(公元458年)鉴于官民酗酒导致诉讼以及饮酒议政的现象严重曾宣布酿酒、酤酒、饮酒者，一律斩首，但八年后魏献文帝即下令解禁。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基本不禁酒，但唐代乾元二年(759年)、建中元年(780年)和建中三年都因饥荒而一度禁止酿酒，目的主要是缓和社会矛盾。五代时期，天下分裂，禁酒法令颇不一致。
后梁(907-923年)时期，允许百姓自行造曲，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放松对酒曲生产的限制，在此之前，酒曲生产一向是被严格控制在官府手中。后唐时期(923-936年)，也允许百姓私自造酒曲，但要征税，后晋时(936-947年)，恢复对酒曲的官卖制度，后汉(947-950年)则严禁民间私自造曲，一经发现，不论多少都要处以死刑，并对酒实行专卖。后周时(951-960年)政府依然控制酒曲生产，但允许百姓买曲酿酒，显然，酒禁放宽。五代时期各政权都存在时间短暂，更迭频繁，禁酒与弛禁也是变化多端。
北宋时期酒曲由官府专卖，百姓买曲酿酒，酿酒和卖酒都要征税，而且限制销售的疆界，并以严酷的刑法，惩罚私自制作酒曲者。南宋则是由官府供应酒曲和雕具，酿户出钱去官府的隔槽自己酿酒出卖。元代禁酒比较严厉，1294年，太宗窝阔台曾颁布酒曲等禁条，私自酿酒者受到严惩。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对平、滦地区禁酒十分严厉，至元十二年(1283年)规定，造酒者本人发配服劳役，财产和子女则由官府没收，元朝禁酒总的特征是先严禁，后弛禁，但专卖时间却较为长
明清时期，也时有禁酒法令，但收效不大。由于担久。心造酒浪费粮食，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和三十年宣布山海关、盛京、直隶禁酒，乾隆二年(1737年)和五年，清政府也曾在山西、河北各省禁止酿酒，以便节约粮食，但在非禁酒地区，酒的生产规模很大，酿酒、饮酒之风都很盛行。乾隆初年，苏州一地的粮食,大半用于酿酒，平常人饮用黄酒，一天多达五六斤之多。自清朝中叶以后，清政府未再实行禁酒，一则愈禁愈烈，二则是禁而无效，不如不禁。
纵观历代禁酒，禁止不严和弛禁的原因，首先是酿酒业已经颇具规模，饮酒习俗很难改变，统治集团更是离不开酒，祭祀、宴乐、节日、犒赏，都要用酒，禁酒措施也常常是禁下不禁上，王卿大臣权贵照饮不误。所以，禁酒往往不能彻底，此禁彼不禁，下禁上不禁，明禁暗不禁，天长日久，法令自然废驰。再则，自汉代以后，酒税是王朝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源泉，驰禁往往有利于扩大税收，以供应朝廷和官府的巨大开支。
王朝政府的财政困难，往往是导致驰禁的原因。总之，无论是禁酒与弛禁，都与统治者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都是维护王朝政权稳固的措施。
竹林七贤与酒
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没有禁酒法令，民间可以自由造酒。制曲技术，酿酒工艺较前代都有明显进步，酒业市场扩大，从贵族士大夫到普通百姓，饮酒风气很盛，酒品种十分丰富。当时有一个人叫程卿，曾喝过-种名为千里醉的酒，他边走边饮，归家而醉卧。还有用桃花浸泡过的酒，称为桃花酒。据传喝了这种酒，可以祛除白斑、增色美容，故又称“美人酒”。此外，还有梨花盛开时酿制的梨花春、用李汁和成的驻颜酒，以及芦酒、钓藤、杂麻、蔗酒、榴花酒等。这时期酿酒事业的蓬勃发展，还反映在琳琅满目的酒类著作中，如《四时酒要方》、《白酒方》、《七日面酒法》、《杂酒食要方》等。其中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以专门章节总结了当时制曲和酿酒的技术经验和原理，堪称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工艺学著作。
魏晋南北朝是酿酒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又是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黑暗的时代。其时盛行士族门阀制度。门阀制度在魏晋之际形成，东晋达到鼎盛，东晋末始衰南朝以后士族地位继续下降，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门阀士族本身也越来越腐朽。在生活上，他们极端奢侈腐化，个个熏衣剃面，涂脂抹涂，穿宽衣服，戴大帽子着高底鞋。在思想上，此时玄学和清谈占据统治地位在日益衰败的过程中，门阀贵族和一些士大夫，把崇尚交虚的老庄之学作为精神寄托，与此相适应，脱离现实的空洞议论和聚合意气相投者纵饮美酒，就成为那时-些贵族士大夫逃避现实甚至应付世事的方式。由此酒文化的内涵被大大地拓展了。
如果说酒在夏商时期被借以加强人与神之间的联系，在西周一代被用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酒却反映出种种人生态度，也折射出时代思潮。它成为人们认识自我并试图超越自我，以便由此领悟个体生命真谛的工具“竹林七贤”，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酒文化的代表人物。
竹林七贤都是魏晋时期的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向秀、王戎和阮咸七人大都崇尚老庄学说:反对旧礼教，蔑视权贵。因为经常在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寺中聚饮清淡，时人誉之“竹林七贤”。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嵇康和阮籍。
嵇康，字叔夜，谯郡侄人。出身寒微，娶曹操曾孙女为妻，与曹氏皇室是姻亲，曾任中散大夫。他崇敬上古圣贤，善于写诗作文，擅长弹琴，喜欢饮酒，司马氏掌权后，要求嵇康做官，但遭其坚决拒绝。他曾作过(酒会诗》曰:“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究已。百卉吐芳华，崇古邈高跨。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轻丸期禽，纤纶出鱸鲔。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
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竹林七贤的另一代表人物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曾任太尉司马懿的从事中郎、散骑常侍等职。正元初，封关内侯。嗜好饮酒，有时整日沉浸于醉乡之中。他的父亲叫阮瑀，曾依附于曹操，而他却生活于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他不满于司马氏政治集团，但又迫于强大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消极对抗的方式，他饮酒放纵，以此来躲避政治迫害。
刘伶，字伯伦，西晋沛国人，嗜酒之名更加突出:他不满于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礼教的虚伪，经常乘车出游，车中装载美酒，随身带一把锹，一边行路一边痛饮，并吩咐从人说，自己在哪里醉死，就在哪里用锹挖土埋掉。一次，他酒瘾大发，叫妻子为他备酒，妻子恐怕他纵酒伤身，劝他戒酒，刘伶无可奈何，便假意答应断酒，并要求妻子备酒，以便对神发誓。妻子十分高兴，取来酒，刘伶跪而叩祝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醒。
妇人之言，慎莫可听。”说罢又饮酒不停，直到酩酊大醉。刘伶不仅酒量过人，诗文也写得出色。他写过一篇《酒德颂》，写一位惊世骇俗的大人先生，幕天席地，只知喝酒，无忧无虑，其乐陶陶。酒醉之后，倒地便睡;酒醒之后，似乎对世界有所领悟。他感觉不到酷暑严寒，人世的利禄欲望更不能扰动他的感情。大人先生俯视世界万物，纷纷攘，犹如江海上漂载着点点浮萍。这些描写，既是刘怜自己的写照，也是魏晋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的思想的反映。
说它是酒德领，毋宁说它是对当时名教政治的反叛。
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也是一位酒徒。史书记载他能活八斗，可见其海量。他的幼子山简也是嗜酒之人，醉后常常歪戴头巾，倒骑在马上，昏昏欲睡。永嘉三年(309年)，官任征南将军，都督荆、湖、广、交四州军事,镇守襄阳，也是这般情状。襄阳小儿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
自南北朝至唐代，饮酒之风依然盛行，唐代有“酒中八仙”、“竹溪六逸”、“醉士”、“醉民”;宋代有“云溪醉侯”、“醉翁”等，继承魏晋时的风流余韵，也流传许多伙酒嗜酒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