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实际上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它就像一个即将饿死的人，眼前摆着两个选择：一份可能掺了老鼠药的佳肴，和一顿绝对干净的、但是要几小时后才能送到的大餐。
要命的是，苏联必须要从这二者中选一个。
我们在前文讲到：1928年1月，斯大林赴西伯利亚地区考察，而在这身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职业生涯里的唯一一次“下乡”中，他发了一次火。
斯大林查出当地一些政府官员干脆住在乡绅家里吃喝玩乐，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些干部帮忙伪造农业数据，蒙蔽高层，使富农的资产得以保全。
以小见大，彼时苏联全国粮食短缺问题的出现，不是没有缘由的。
紧接着，斯大林亲自作出指示，要求政府部门采取高压手段，强制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并且将这一政策在全国推行；即便是高层钦点的“钦差大臣”，在收粮时对百姓产生恻隐之心，导致指标没能完成，也一并被当作“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处理。
此后，高层更是掀起了一轮规模骇人的清洗，仅库班地区就有不少于5000名各级干部和相关负责人被捕，超过40%的人被开除党籍。
“天子之怒，血流千里”，莫过于此。
表面上看，斯大林似乎只是被“腐败干部”和“富农”两个群体沆瀣一气的做法气晕了，然而倘若当真把喜怒全摆在脸上，他又怎能被称作“钢铁”呢？
政治场上的事，听话须听音，尤其是像斯大林这样的顶级政治家，每一个举动的背后都必然有其深层次的考虑与目的。而他的这次发怒，实则在释放一个危险的讯号——要下狠手了。
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倒台后的那段时间里，最大的赢家并非斯大林，而是布哈林。
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彼此的盟友关系迅速出现裂痕，而布哈林派呈现出了极为强劲的上升势头，甚至一度在各条战线上几乎要击溃斯大林。
理念上，布哈林派更加温和，善于求同存异，能够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鼎盛时期，甚至有一部分人支持斯大林的老布尔什维克态度发生了摇摆，或者实际上已倒向了布哈林。
此外，布哈林学者出身，满腹经纶，口才极佳，这令他在辩论场上所向披靡。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高层的态势非常有趣，虽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势如水火，你死我活，但对于托洛茨基的主张，斯大林也并不是全盘否定的；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若非立场所限，斯大林都想举双手赞同。
就拿“新经济政策”这一点来说：1925年底的第14次代表大会上，苏联高层就一个问题展开了激烈且深入的探讨：这套政策是否符合苏联下一阶段的发展需求，我们是否还要继续秉承下去？
众所周知，“新经济政策”是内战时期苏俄决策层深陷绝境时逼出的大招，它极大刺激了国家经济的活性，起码保证了基层民众的许多切实利益，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而其中的许多思路，可以说是每个国家发展建设的必经道路，它的诞生本来就具备必然性与合理性。
然而问题在于，这套政策本质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非常“不苏维埃”，伴生的“小布尔乔亚”的耐普曼阶层完全与无产阶级理念相悖，前者却又在苏联社会中发挥巨大影响，这一点更是令相当多的布尔什维克如鲠在喉。
20年代中期，苏联的社会生产力依旧称不上强大，新经济政策或许远不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可许多高层领导便已动了“卸磨杀驴”的心思，希望将其赶紧甩掉。
对于这个问题，高层分歧极大：布哈林立场鲜明地主张保留“新经济政策”，起码应当在农村继续推行，保证苏联建设成发达、富裕农业，以此为基础再向工业国转变。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则强烈反对，声称应当立即废除“新经济政策”，并且还要借助阶级斗争来消除该政策的资本主义影响，消灭富农。
这伙人还提出了这么一套颠覆认知、骇人听闻的理论：恰恰由于经济发展落后，苏联更应当“把农村作为工业化的殖民地”，最大限度地将农业产出的资金抽调到工业建设中，以加速国家工业化。
他们将此总结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毫无疑问，这种想法是极为残酷的。
在咱中国，政府一而再地减免各种税收，调整政策，确保减轻农民负担，为的就是“民生”二字。而所谓的“原始积累”论，则是毫不遮掩地把苏联农民当成了“工具人”，本质上讲，这也是一种剥削。
然而，恰恰是这套理论直接戳进了斯大林的心窝窝里。
斯大林的考虑主要有两点：其一，为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苏俄与德国缔下《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如今看来，这份和约几乎拯救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可在当时，它却被视为“丧权辱国”，而其提出者列宁，即便贵为国家的缔造者、伟大的导师，也一度被骂作“卖国贼”、“德国间谍”。
弱国无外交，弱小只能任人宰割。
其二，20年代早期，高层内部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假若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再搞一次武装干涉呢？
或者退一步讲，倘若新一轮世界大战爆发，以苏联眼下的国力，能否在世界局势的洗牌中站得住脚？
在当时，沙俄帝国留下的烂摊子可谓触目惊心：其工业产值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全国只有不到3万台拖拉机，覆盖不到全国1%的耕地。
民用机械尚且如此，更不用提军队了。
这种居安思危的设想影响了许多高层领导，斯大林便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布哈林的建设思路或许能让苏联富裕起来，可“富裕的农业国”重点并不在于“富裕”，归根结底还是“农业”——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真正实现强大。
彼此的矛盾其实并不复杂，我们可以用更加通俗的方式形容两种思路：两人都计划建一座房子，土木老哥布哈林开始一丝不苟地设计图纸，计划先打一个足够稳固的地基，保证日后建的房子又大又漂亮。
斯大林则赶紧四处借钱买建材，马不停蹄地破土开工。
布哈林见状非常不解，警示称如果地基不够牢固，房子日后怕是得出事。斯大林却说：来不及了，天气预报说下个月就要来大雨，到时候房子盖不好，难道要钻进地基坑里躲雨吗？
或许在斯大林看来，一时不够好可以改善，但需要的时候没有，那一切就都完了。
虽然他深谙其中利害，可相比于逻辑，政治家无疑更在意目的。为联合布哈林势力对抗托-季联盟，他最后还是做了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摇身一变，一夜间成为了“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
说来也讽刺：苏维埃政权刚成立时确立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力求做到决策层内部的民主，目的是为了在遇到问题时，大伙发表自己的意见，取长补短，商量出最合适的解决办法；或者少数服从多数。
然而最终背道相驰：当不同意见出现时，最终总会以“一伙人消灭掉另一伙人”的结局收场。
话说回来，布哈林本就是苏维埃革命的元老，是高层领导中少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原本地位就很高，加上斯大林短暂的支持，其权势更是进一步扩大。
1927年底，“粮食收购计划”的弊端以及粮食危机的出现令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布哈林“建设富裕的农业”主张的必要性。这段时期，高层内部对布哈林的呼声甚至压过了斯大林。
另外根据一些资料：加米涅夫曾当众指责斯大林“太过专权”，此话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担忧。彼时苏联政坛中形成了若干秘密政治团体，目标明确，就是设法将另一人推上最高领导人的权位，取代斯大林，避免一位强权统治者诞生。
由此可见，斯大林当时所面对的局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正如我们先前所说：1928年初，斯大林在西伯利亚视察时的表现，实则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这其实就是明晃晃的“战争宣言”。
1928年7月4日，在苏联高层会议上，双方围绕着关键问题再度展开激烈讨论，而从与会者们的反应来看，人们对布哈林的呼声似乎更高了，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斯大林对这位昔日的“亲密战友”动了杀心。
1929年下半年，苏联开始强制推行集体农庄制度，与此同时，布哈林开始被边缘化，失去了一些重要职位，并且不再担任《真理报》主编。此时，布哈林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时至今日，仍有人抛出这样的话题：倘若当年某某赢得了斗争，取代了历史上的斯大林，苏联会避免解体吗？
或许在另一条时间线里，在苏联最高领导人布哈林同志的带领下，苏联建设成了富裕的农业，又依托扎实的经济基础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最终成为一个政治民主、产业均衡、经济发达、物资富足、百姓安居乐业的乌托邦。
然而想要做到这一点，这个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必须是完美的：周边没有环伺它的西方列强，也没有蠢蠢欲动的入侵者，否则，一个农业国是无法在1941年底抵挡住德军的致命一击的。
事实上，从某个角度来看，苏联的大部分成功都依托于斯大林本人的远见卓识，他使得国家总能在危难来临之前便做好战胜困难的准备。
同时他本人也是一名纯粹的实干家，为不辜负整体路线，为国家利益最大化，保证政权的存续，他敢做出任何事，哪怕消灭所有反对者，身负骂名，千夫所指。
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大林冷酷残暴，对苏维埃政权是殚精竭虑、绝对忠诚的。
您可能会问：苏联高层为什么不能选个折中的办法，既不耽误农业建设，又尽可能地快速实现工业化？
很遗憾，受“苏联式权斗”风格影响，历史并没有为他们准备这个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