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朱总理在全国九届二次人代会上，谈到整顿金融秩序时，特地指出要严肃查处湖南株洲冶炼厂期货交易一案。

2001年3月下旬，新华社发出了寥寥百来个字的通稿，报道了此案查处的结果：

原株洲冶炼厂进出口公司经理徐跃东因犯玩忽职守罪、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原株洲冶炼厂厂长、全国人大代表曾维伦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一石激起千层浪，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株洲冶炼厂期货风波又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撩开几年来蒙在这件事上的神秘面纱，或许能引起人们对事件的深层次的思索，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

首“战”即亏，“株冶”期货原不顺

1991年11月，株洲冶炼厂“火炬牌”铅锭获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注册，是我国首个在国际金属交易市场上市的产品。

“火炬牌”铅锭作为国际金属市场的知名品牌，成为了境外期货交易产品之一。

这对“株冶”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它意味着株冶的拳头产品质量达到国家出口免检水平，更具有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件大好事，间接引发了后来的期货大案。该厂进出口公司经理徐跃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境外期货交易的。

1992年元月13日，徐跃东从日本和韩国考察回国，在向厂领导作汇报时，提出可试验性做铅、锌期货交易。

世界著名的期货交易市场——东京证券交易所

当时在场的株洲冶炼厂厂长曾维伦和一些厂领导都表示同意。

随后，曾维伦和一位副厂长多次组织厂销售处和进出口公司负责人研究铅、锌产品套期保值的问题，并将境外期货交易作为工厂经营方式之一，交由进出口公司运作。

1992年8月，株洲冶炼厂“火炬牌”锌锭在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又获注册，该厂成为全国唯一一家拥有两个国际期货产品的单位。

徐跃东以此为契机，以株洲冶炼厂和厂进出口公司的名义陆续在多家期货经纪公司开户，进行以铅、锌为主，兼作钢、镍等期货交易。

为了更好地了解市场行情和方便交易，株洲冶炼厂进出口公司以每月2500美元的租金从英国路透社租用期货交易终端机一台。

徐跃东还先后安排进出口公司的几名业务员学习境外的期货交易业务，并授权他们在开户的期货经纪公司进行交易。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该厂交易员对境外期货业务和风险缺乏了解，预期的盈利并未实现，反而“屡战屡败”。

到1994年5月16日止，株洲冶炼厂及其进出口公司在香港新盛业有限公司、香港金群发展有限公司、日本金友株式会社、东方鑫源铅锌公司及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等期货经纪公司的交易席位进行的期货交易，均造成亏损。

粗略计算，各种交易户头累计达1500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28亿元。

其中，株洲冶炼厂户头亏损400多万美元，进出口公司户头亏损1140多万美元。“株冶”在境外期货交易中一开始就被市场狠狠地“将了一军”。

90年代期货交易（图文无关）

有禁不止，盲目交易再受损

1994年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若干意见请示的通知》。该通知第四条规定：

对国有企业因业务需要参与期货交易的要以套期保值为主，并只能从事与本单位生产经营有关的期货品种。

亏损单位不得从事期货买卖，盈利单位参与期货交易需要经主管部门批准或由公司董事会作出决定。

然而，株洲冶炼厂在既未报经主管部门批准，也未经公司董事会做出决定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进行境外期货交易。

而且徐跃东、曾维伦等人为了利用各期货经纪公司给予的信用额度，还擅自扩大了期货的交易量。

他们又以香港火炬金属有限公司的名义，先后在伦敦的BRANDEIS、M.G(德国金属)英国公司、新加坡的中金商品私人有限公司、香港的R.M.H英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等期货经纪公司开户，进行以铅、锌产品为主的期货交易。

曾维伦授权徐跃东可在各开户的期货经纪公司进行交易，而且还授予了他资金调动和结算的权利。

此后，徐跃东充分利用授权，在以冶炼厂、厂进出口公司及香港火炬金属有限公司名义开户的十余家期货经纪公司进行了大量的铅、锌产品的期货交易；

而作为厂长的曾维伦也不甘寂寞，他跟一名主管经营的副厂长一道，通过业务员在以冶炼厂名义开户的新加坡中金商品(私人)有限公司进行了少量的期货交易；

而株洲冶炼厂驻香港火炬金属有限公司职工欧阳、田某等人也在以该公司名义开户的期货经纪公司进行了部分期货交易。

株冶案卷宗

由于多头开户，而且多人参加交易，株洲冶炼厂对期货交易的管理严重失控，再也不能针对该厂的产品和产量进行套期保值了。

加上徐跃东知情不报，没将期货交易亏损的情况报告厂领导，株洲冶炼厂的期货交易落得个连年亏损。

从1994年5月17日至1996年8月31日，该厂在以不同名义开户的十余家期货经纪公司进行的期货交易中，共亏损4764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95亿元。

大肆卖空，投机炒作陷困境

1996年8月13日，曾维伦等厂领导组织株洲冶炼厂销售、财务及进出口三个部门负责人召开工作座谈会。

销售和财务的负责人提出，工厂1997年度锌锭将增产6万吨，但如果按当时每吨1020美元的市场价计算，预计将亏损人民币8千万元。

株洲冶炼厂

与会人员均主张增加铅、锌套期保值数量，即通过扩大境外期货做空交易量，来达到扭亏为盈的目的。

接着，厂长曾维伦先后组织召开厂进出口工作会议、期货研究会及厂务会，对扩大境外期货交易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

1996年9月10日，徐跃东按曾维伦的指示，根据上述会议精神，拟定1997年度做13万吨锌、6万吨铅的套期保值方案。

次日，株洲冶炼厂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了此方案，并决定向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申请备用信用金用于期货交易。

1996年9月至1997年元月，徐跃东、曾维伦先后在新加坡中金商品(私人)有限公司及BRANDEIS(伦敦)、杰拉尔德有限公司、英美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等四家期货经纪公司进行期货交易。

他们以每吨1081美元至1178美元的价区卖出锌期货、期权合约9.25万吨。

加上1996年2月该厂在香港金群发展有限公司卖出的4万吨一年期的锌期货合约，共计卖出锌期权已达13.25万吨。

1997年2月，徐跃东、曾维伦又以工厂名义在其主管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期货处开户进行铅、锌产品的期货交易。

由于当年上半年锌期货价格逐年上涨，徐跃东、曾维伦等人投机心切，在有色总公司期货处和新加坡中金商品公司频繁地买进卖出锌期货合约，将锌期货卖盘盲目扩大。

到1997年6月底，该厂锌期货卖空净头寸增加至17.0675万吨，已经大大超过了拟定的13万吨套期保值目标。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当年7、8、9三个月到期。

然而，更要命的还是徐跃东瞒着厂领导私自进行的锌期货卖空交易，竟然高达25万吨！

就在上述期货交易的同时，徐跃东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下，利用各期货经纪公司给予的信用额度，采取截留工厂货款、贸易预付款等款项用于追加保证金。

他将这些保证金先后以进出口公司和香港火炬金属有限公司名义在12家中外投资的期货经纪公司卖出锌期货合约25.68万吨(其中锌期权2.8万吨)。

而且，徐跃东还将一些到期的头寸后移，致使大部分锌期货头寸也集中在1997年7、8、9三个月到期。

截至1997年6月下旬，株洲冶炼厂卖出的锌期货合约和徐跃东擅自卖出的期货合约累计已达42万吨，严重超出了该厂自身的生产能力。

1997年7、8、9三个月已经成为株洲冶炼厂期货交易中一道难过的“坎”。

面临爆仓，北京紧急施援手

徐跃东、曾维伦盲目卖空的投机行为，受到了国际炒家的无情打击。

英国某投机商调集巨额资金买进锌期货，华尔街某对冲基金也分批购进锌期货合约，并频繁炒作锌现货短缺的消息。

在国际炒家的“拉抬”下，加上1997年锌产量在世界范围内萎缩，锌期货价格从1997年初的每吨1100美元上涨至6月每吨1690美元，不到半年暴涨50%。

中国有色总公司发现情况有异，于6月25日召开年中工作分析会，要求参加期货交易的单位报告卖出锌期货的情况。作为株洲冶炼厂厂长的曾维伦竟然讲不清具体数量。

总公司让其赶快查明交易数量，并定于6月29日在北京市怀柔县云岫山庄召开专门会议听取汇报。

曾维伦和一名主管副厂长随即打电话通知徐跃东进京随同汇报。

在此次专门会议上，徐跃东仍将自己背着工厂私自卖出的25万余吨锌期货合约隐瞒不报，只汇报了工厂卖出的17万余吨锌期货合约的情况。

中国有色总公司责成下设贸易集团公司协助株冶针对卖出的17万吨锌期货头寸制定调整方案。

贸易集团公司协调中金和人民银行，将11万余吨锌期货头寸移仓至1998年，其余6万吨则计划在1997年7月至12月每月实货交仓1万吨。

徐跃东暗暗透了口气，自己擅自违规操作的25万余吨锌期货合约未被总公司察觉。

然而纸终归包不住火，到7月中旬，曾维伦发现进出口公司违规占用工厂资金近8亿人民币，便立即通知进出口公司经理徐跃东准备资料，于20日下午开会说明原因。

徐跃东

见事已至此，徐跃东不得不于20日中午向厂领导交代擅自卖出25万吨锌期货合约的事实。

此时，锌期货价已涨至每吨1800美元以上，意味着每吨卖盘至少要亏600美元。25万吨期货如果按期交割，株洲冶炼厂将巨亏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2亿元。

而此时的株洲冶炼厂对于即将交割的这25万余吨卖盘，已无力追加保证金，面临爆仓进而破产的危险。

曾维伦等人感到事态严重，遂于21日到北京向中国有色总公司汇报，请求救援。

中央有关领导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为了最大程度挽回损失，朱总理对此做出了亲笔批示。国家计委组织中国有色总公司、中国银行、国家储备局倾力相助。

株洲冶炼厂在中央的支持下，才得以筹集资金，在1997年7月21日至8月7日期间，以每吨1560美元至1760美元的高价买进自身的空头合约25.48万吨，平掉到期头寸。

随后，国家计委又组织全国厂商调来6万余吨锌、锭现货交仓、并对部分到期头寸进行了调整，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株洲冶炼厂大量的平仓、交仓和移仓后，国际投机资金从期货市场抽出，锌期货价自1997年9月开始下落、到年底又恢复到年初的每吨1100美元左右。

因而，株洲冶炼厂移仓至1998年的11万余吨锌期货头寸到期平仓后，还盈利3000多万美元。

尽管如此、从1996年9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株洲冶炼厂在期货交易中的实际亏损还是高达1.2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0.64亿元。

资金匮乏，套骗信用证打“水漂”

从1996年5月至1997年7月，在徐跃东擅自违纪卖出25万吨锌期货合约的同时，还涉嫌诈骗。

检察官分析案情

徐跃东因炒期货资金紧张，先后三次背着厂领导、利用虚卖虚买的形式，骗取银行远期信用证，总金额高达1200余万美元用于违规炒卖。

1996年5月，徐跃东从株洲打电话给深业有色(香港)公司副总经理韩智敏。

他谎称株洲冶炼厂有2310吨电解铜想销给香港深业公司，要韩买入后转卖给新加坡中金商品(私人)有限公司。转手即可赚钱，这个建议当然得到了韩的同意。

尔后，徐跃东又打电话给新加坡中金公司总经理张某，谎称“株冶”准备用备用信用证将卖给香港深业公司的2310吨电解铜买回来。

因该公司不能接受远期信用证，请张从该公司将货买进后再转卖给株洲冶炼厂。张欣然同意。

1996年5月15日、徐跃东与张某签订了一份购买2310吨电解铜的合同，每吨价2150美元。

电解铜

5月28日，徐跃东又与韩智敏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以每吨2058美元的售价将2310吨电解铜销给香港深业公司。

6月17日，徐跃东擅自拟写远期信用证申请书，并持与新加坡中金公司签订的虚假购货合同及厂长曾维伦签署的未注明日期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到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申请办理金额为496.65万美元的远期信用证。

该行于6月19日按其要求开具了LC9710158/96号180天期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受益人为新加坡中金公司。

6月20日，株洲冶炼厂按合同向香港深业公司开出了总金额为475万美元的发票、并注明此款付至新加坡中金公司株冶账上。

随后，徐又伪造香港浩通公司运送2310吨电解铜的海运提单，编造株洲冶炼厂出口货物发票及装厢单等票据、寄给香港深业公司。

6月25日，香港深业公司跟张某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以每吨2083美元的价格将2310吨电解铜销给新加坡中金公司。

至此，一个由徐跃东精心编制的销售怪圈便“链接”上了。

不难看出，这笔“莫须有”的买卖除了让两位“中间商”赚足了差价外，对“株冶”来说是包亏不赚的、唯一的好处是从银行骗到了一张远期信用证。

1996年7月2日，当一切“手续”都准备好后、徐跃东便谎称经审核单据无误，向中行省分行申请对外承兑，将“空头支票”转换成了现款，打在了新加坡中金公司株冶账上。

徐跃东将一部分钱用来给所在的进出口公司还账，另一部分钱买了锌锭。

尝了“甜头”之后，徐跃东又于1997年元月和5月两度故伎重演，用类似的方法向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骗开了两张180天期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金额均在480万美元以上。

期货事件案发后，三张信用证的受益人在境外银行贴现，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根据株冶及株冶进出口公司的申请垫付了款项。

1998年8月，中行省分行将三张信用证受益人贴现款项转为了株冶在中行株洲市分行的正常贷款、这个由徐跃东招来的“巴掌”最终还是打到了株洲冶炼厂的脸上。

笔者感慨：株洲是一个新兴工业城市，大大小小的工厂不少，国家也鼓励企业“走出去”，参与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全球市场竞争。

曾维伦受审

然而，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应该怎样去经营和管理好自己的资产，通过什么样的决策去促进企业的壮大发展，恐怕是一个很值得思索的问题。

希望这起差点给株洲冶炼厂带来灭顶之灾的期货风波能够给这些“厂长”、“经理”们敲响一记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