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年11月10日，时隔七年半，李忠良再次踏入湖北省仙桃市公安局的大门。
此时，法律已彻底为李忠良摘掉了“诈骗犯”的帽子，但他的心情仍然异常复杂，因为他的命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苦心经营的公司被迫关门，数百万元资产付诸东流，判赔的200万元六年间仅仅执行了19万元……
时至今日，仙桃市公安局又与“报案人”闹得不可开交：11月11日仙桃市公安局状告“报案人”案如期开庭；11月12日，法院又开庭审理“报案人”状告公安局。
卖方报警“被诈骗”
1997年5月31日，仙桃市公安局接到王某报案，称南县物资公司经理李忠良诈骗其公司钢材1040吨，要求公安机关为其遍回损失，并追究李忠良的刑事责任。
王某时任仙桃市科达物资贸易公司(下简称科达公司)总经理兼法人代表。
王某在报案材料中称，1996年7月，他通过武钢销售公司业务员秦亚军介绍，与南县物资公司经理李忠良认识，并达成协议。
协议规定，由科达公司供应给李忠良4种型号的钢材1040吨，总价值为 290.64万元。李忠良先付定金10万元，其余货款于当年12月底以前全部付清。
如果需方南县物资公司不能履行合同，将由供方科达公司所在地法院作出裁决。
报案材料称，协议达成后，李忠良当场支付了10万元定金，科达公司分别将提货单和购销合同交给了李忠良和秦亚军。
一周后，王某按协议将钢材全部发出，可李忠良在收到钢材后拒付货款，此后秦亚军，李忠良两人于1997年4月去向不明。
仙桃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认真研判，认为李忠良和秦亚军有合伙诈骗嫌疑，于当年6月2日决定立案侦查。
6月11日凌晨，仙桃市刑警大队出动警力，将李忠良抓捕归案。
李忠良表示，双方确实有一份《钢材供销协议》，协议中的供方是科达公司。协议中的需方为南县物资公司。
协议签订后，他没有收到科达公司的一根钢材，他本人更是与“诈骗案”毫无关系。
后经查明，仙桃市公安局在未出示搜查令的情况下，对李忠良人身和住所进行搜查；
在未出示任何证件，通告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将李忠良从南县物责公司驻武汉办事处，刑拘至仙桃市看守所；
在关押期间，多次威逼李承认收到仙桃市科达公司钢材1040 吨，并胁迫他付清货款。
90年代末的仙桃
一朝被抓倾家荡产
李忠良管是湖南省南县物资局一名职工，1992 年，随着下海经商浪潮的兴起，37 岁的李忠良承包了南县物资局下属的南县贸易总公司对外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南县物资公司）。
该公司由李忠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每年向物资局上缴利润10万元，主要经营钢材销售。
李忠良承包公司后，跳出南县这个小圈子，把钢材生意的重心放在产钢的武汉和家乡长沙（李忠良的户口在长沙市）之间。
公司在李忠良的经营下，规模日益壮大，资本逐渐积累，至1997年，他拥有数百万资产，流动资金达上千万。
李忠良谈及往事，伤心落泪
当时，李忠良已是湖南钢材营销界响当当的人物，只要他一个电话，生意伙伴就敢给他发去几十万元的钢材。
在被仙桃市公安局羁押期间，李忠良被迫代表南县物资总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
李忠良的爱人为了丈夫早日获得白由，依照公安局的意愿，将26 万元现金，29万元现金汇票和145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共计200万元，交给仙桃市公安局。
不仅如此，李忠良本人还出具了 80.64万元的欠条。
仙桃市公安局向李忠良承诺，在此案了结之前，此款由公安局保管。
可没几天，仙桃市公安局除留下25万元现金外，其余款项随即交给了科达物资贸易公司，并由科达公司出具了175万元的收条。
1997年8月19日，仙桃市公安局在收取李忠良1万元保证金。以“还款积极”为由，为李开具了《释放证明》，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李忠良在被羁押两个月后暂获自由。
按相关规定，诈骗案犯罪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公安部门是不能向其收取保证金。仙桃市公安局为了规避风险，在收款原因上写了“还款积极”四个字。
然而，李忠良万万没有想到，他被公安局抓获后，他是个“诈骗犯”的消息就不胫而走，苦心经营五年才打开的大好局面，眼下已是四面楚歌。
1997年下半年。湖南南县物资局抽回了在李忠良公司注册的 50 万元，及当年利润10万元，另一投资者也抽走了400万元投斑款，留给他的只剩下一堆债务。
物资局大楼
因李忠良尚处于取保候审阶段，且公司没有流动资金，公司被迫停止营业。
当年底，因没有营业额，无法进行年审，李忠良苦心创办得南县物资公司被工商部门自动吊销营业执照
“诈骗犯”一审胜诉
1998年1月16日，南县物资公司并李忠良本人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状告湖北省仙桃市公安局。
李忠良请求法院撤销公安局做出的取保候审决定，彻底恢复其人身自由。要求公安局返还其违法行为所造成的200万元损失。
李忠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理由是《释放证明》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还款积极”4个大字。
由于这4个字，使案件性质从诈骗案变成了经济纠纷案。而这也成为李忠良敢于“叫板”公安局的原因。
长沙中院认为，仙桃市公安局对科达公司举报的材料不进行严格审查，即对原告李忠良限制人身自由。
同时，仙桃市公安局以刑事侦查为名，为他人追款讨债，侵害了南县物资公司和李忠良的合法权益，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同时，仙桃市公安局在得知李忠良与诈骗案无关的情况下，仍拒不退还扣押款项，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1998年2月1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撤销仙桃市公安局对李忠良非法限制人身白由和非法扣押两原告财产的具体行政行为。
仙桃市公安局返还扣押南县物资公司和李忠良56万元(145万元承兑汇票尚未兑现)，并支付银行利息二十八万余元。
同时赔偿李忠良精神损失费800元，赔偿南县物资总公司对外发展物资公司其他损失4万元。
走出法院后，李忠良终于松了一口气。法院证明了他是清白的，李忠良赶紧将判决书复印了多份。邮寄给当初的生意伙伴，但回应者寥寥。
李忠良深切地感受到，“诈骗犯”的帽子，虽说从法律上摘掉了，但社会影响远未消除，他仍不敢在生意场上抛头露面
法院终审裁定公安局“替人讨债”
因不服长沙中院作出的判决，仙桃市公安局于1998年6月18日向湖南省高院提出上诉。
仙桃市公安局认为，长沙中院所作的判决，规避了取保候审性质和其已过诉讼时效的法律事实。
仙桃市公安局认为，该局对李忠良实施取保候审是刑事司法行为，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所以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仙桃市公安局还认为，李忠良起诉时，距离取保候审决定发出已过了6个月又28天，其起诉期限远远超过行政诉讼三个月的诉讼时效。
湖南省高院终审判决认为，仙桃市公安局以刑事侦查为名插手经济纠纷，为他人追讨债款，侵害了南县物资公司、李忠良的合法权益，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违法行为。
随后，仙桃市公安局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致函湖南省高院，认为该院判决仙桃市公安局支付利息一项缺乏法律依据。
湖南省高院遂对自己的判决予以了纠正，并认定仙桃市公安局赔偿李忠良精神损失没有依据。
由于南县物谊公司的承兑汇票冻结后又被科达公司质押兑付，湖南省高院再审补充判决由仙桃市公安局赔偿145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损失。
一案引发连环案
仙桃市公安局终审败诉后，于2001年10月10日向仙桃市人民法院提出起诉，状告科达物资公司法人王某，请求判令王某退还额取的现金41万元和5万元利息。
因被告王某下落不明，仙桃市人民法院裁定此案于2002年9月12日中止诉讼。
后来，因湖南省高院补充判决仙桃市公安局应赔偿145 万元银行汇票损失，2004年7月8日仙桃市公安局又向仙桃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仙桃市人民法院
公安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王某向公安局退还领取的现金150万元。
仙桃市公安局称，目前王某只退还了3万元现金及价值22万元的小汽车一辆。
2004年11月11日，仙桃市公安局状告“报案人”王某一案，在仙桃市人民法院如期开庭。
庭审中，王某的代理律师认为，仙桃市公安局与王某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科达公司收到175万元，系南县物资公司所付，收条已明确证实。
科达公司现已注销，仙桃市公安局被判赔 200万元，是因其为谋取私利而违反程序办案所致，王某请求法院驳回仙桃市公安局的诉讼请求。
王某的代理律师
2004 年8月6日，王某接到仙桃市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后，于9月9日也对仙桃市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认为上述”退款”实为“责令交款”，轿车也系公安局“违法扣押”。
王某请求法院判令仙桃市公安局立即退还被扣车辆及现款。
据王某的代理人在诉状中称，当时仙桃市公安局从1997年6月26日到1998年3月18日，多次以赞助费、退赃手续费为由，向王某收取了29万元。
截至2004年，而公安局已经还了11万元，还剩余18万元未还。
仙桃市人民法院已于2004年11月12日开庭审理了此案。
在庭上，仙桃市公安局对未还的18万元不认可，理由是王某的代理律师只出具了收款单复印件，没有原件。
仙桃市公安局与报案人王某闹得不可开交，给法院的强制执行增加了不小的麻烦。
自1998 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以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的法官，先后六次赶赴湖北省仙桃市公安局强制执行，几乎每次均被告知“没钱”而无功而返。
仅有一次，执行法官得知仙桃公安局的一个银行账号上有19万元，于是直接通过财政渠道，将该款项强制执行。
至于什么时候，原告李忠良才能获得被迫交出的200万元，仍是个未知数。
1998年5月以来，没了公司的李忠良，只得去了湖南宏鹏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又从一名业务员做起。
虽然从事的仍是老本行，本身具有的众多客户资源，但在工作中他只能隐姓埋名，甚至以第三人的身份联系业务。
不过，由于业务能力非常出色，一年后。李忠良从一个普通的销售员被提升为销售经理，到现在，他已经是湖南宏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了。
李忠良说，按照1997年初的发展势头，许多同行已是亿万级的富翁，虽然现在他还停滞在一个“打工经理”的位置上，这毕竟是他努力奋斗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