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当时党中央有心释放他，但前提是必须写份悔过书。结果，文强说：
“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总理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这么多人和我有关系，我却成了国民党，要写悔过书，也是他们写，我不写！”。
文强意气用事，就此放弃了这次机会，之后毛主席说了句话：“让他好好改造吧！”
这一改就是26年，1975年，文强出狱了，来接他的人是周总理，面对总理，他说：“是我不识时务，误入歧途，实在无颜再见大表哥了······”
文强口中的大表哥就是毛主席，他为什么管主席叫大表哥呢？
原来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是文强的一个远房姑妈，他在长沙一所学校就读时，毛泽东也在此教书，后来毛泽覃和他说了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之后文强就认了亲，不再管毛泽东叫毛老师，而是改称大表哥。
文强最初的革命意识就是来自于毛泽东的影响，两人在一起经常抬杠，文强说不过大表哥，就会耍赖，说“你知道什么东西呀，嘴里只有革命、革命”。
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强逐渐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他救国救民的抱负和不怕杀头的勇气，并且通过大表哥也认识了不少湖南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从中深受影响，终于有一天，他对大表哥说，“我也要革命，也要当英雄。”
后来他确实参加了革命，但却没有当成英雄。
文强出生于湖南长沙，是文天祥的后代，他的父亲曾加入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蔡锷都是好友。在他三岁时就听母亲说，闹革命是要被杀头的，但他并没有被杀头吓到，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18岁的文强考入黄埔军校四期，与周恩来相识，并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
1927年8月，文强参加了南昌起义，成了贺龙麾下一名连长。起义失败后，他在长沙躲藏了3个月，与组织也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他只身入川寻找组织，在黄埔同学廖宗泽的帮助下，恢复了组织关系，并被派到川军某团担任团支部书记，去做兵运工作。
1929年年底，他参与了万源起义，结果在四川军阀的围剿下，起义宣告失败。他逃到了陕西境内，与土匪混迹了数月，到1930年10月，又重新回归，并出任中共川东省委书记。
1931年，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后来在同志们的营救下出狱。
但就是这一进一出，被当时正走“王明路线”一派认定失节行为，接着就被开除了党籍。文强心中不忿，跑到上海去找周恩来申诉，未遇无果。
因为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党内人员都在潜伏，不甘心的文强又前往中央苏区。
到了苏区后，他才发现原有的联络点和人员都已失效，他谁也联系不到，而此时也回不到四川组织了，1935年，他只好回到湖南长沙，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宣传抗日。
在长沙，他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而此时的廖宗泽已加入了军统，之后文强的命运也偏离了轨道，在戴笠的引导下，彻底脱离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阵营，再后来成为了军统要员。
文强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参谋本部上校参谋，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的收集中日英苏等国对日本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基于此，在珍珠港前，文强曾推测日军很可能要偷袭珍珠港，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1940年，文强潜伏到上海，主要负责对东南五省汉奸政权的策反和日军情报的收集。
1942年，文强出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处长，策反了华北、东北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
1945年，因为文强的出色表现，他被老蒋钦点为中将，时年38岁的文强，成为国民党军队里最年轻的中将。
后来，他与杜聿明成为好友，杜聿明意识到文强是个人才，能力出众，就劝他不要干特务了，正儿八经的当个军人。
1946年，戴笠死后，文强成了郑介民、毛人凤拉拢的对象，但此时的文强已志不在此，对特务工作已厌烦了。
1948年8月，他通过程潜调回了湖南，出任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
1948年9月中旬，杜聿明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指挥部副参谋长，赴任前，程潜曾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说“你这次到徐州要做好当俘虏的准备”。
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鉴于他强大的人脉关系，党中央有心释放他，但还要看他的态度如何，结果如开篇所言，文强选择了改造。
1959年的国庆节，文强作为战犯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当晚，他彻夜难眠，连夜写下了一首长诗，诗中写道：形势逼人焉再误，喜情如醉耳边驰。他终于开始悔过了。
1975年3月19日，文强等一批战犯被特赦，结束了长达26年的改造生活，此时已是68岁了。
出狱后，周总理问他，为什么当年就是不愿意写悔过书呢？他的回答也很令人心酸，他说，一是觉得自己必死无疑了，二则是赌气，因为当年他觉得自己很委屈。
1983年，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为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1985年，蒋经国托人告知他，说给他准备了一百万美金，作为补偿，他可以住美国，也可来台湾。
文强拒绝了，他说拿了这些钱，他一天觉也睡不好，有辱我的祖宗，有辱文天祥！
2001年10月22日，文强辞世，享年9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