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清明的时候，陕北的田野到处都是新绿，黄土高坡上也静悄悄地开满了野花。
那时候，延安县委组织部长是薛明。当时薛明没在城里，正在窑洞外面，和一群婆姨们一块儿给八路军纳鞋底。突然，坡下面传来县委书记王丕年的喊声：“薛明在不？来客人！”
薛明一抬头，就瞧见一位军人。那军人一身戎装，唇髭短短的，嘴里还叼着个大烟斗，正笑眯眯地跟着王丕年朝着她这边走来。
薛明还没反应过来，王丕年就冲她喊：“薛明，贺司令员来看你！”
“贺司令员！”薛明赶忙站起来，向贺龙敬了个礼。贺龙朝她点了下头：“我跟王书记过来转一转，了解点情况。”
王丕年笑着对贺司令员讲：“贺司令员，你们聊，我找这群婆姨们打听点事儿！”话一说完，王丕年朝那群婆姨们递了个眼神，就领着她们走下土坡了。
薛明发现院子里就剩她和贺老总了，心里一下子就有些紧张起来。贺龙很明显地察觉到了她的紧张情绪，便示意她坐下，慢悠悠地说：“王书记说你工作干得相当不错，我是来取取经的！”
贺老总说他是来听工作汇报的，薛明就把延安县这一年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仔仔细细地给贺老总汇报了一番。
贺老总听完汇报后，很亲切地问：“听说你是从天津来的？我司令部有个厨师就是天津人，会做狗不理包子，啥时候你有空就去尝尝，瞅瞅味道咋样……”
薛明刚要推脱，王丕年就进了窑洞，大着嗓门儿替薛明应下了：“行，往后就让薛明常去老总那儿瞅瞅呗！”
打这天起，王丕年每次去给贺老总汇报工作的时候，都得把薛明拉上。
去的次数多了，薛明也瞧出了些门道。每次她到贺龙的司令部汇报工作时，王丕年老是朝着贺龙挤眉弄眼的，可贺龙就跟没瞧见似的，一直专心听汇报。
这天，王丕年和西北局的组织部长陈正人又来找薛明，让她去贺龙的司令部“汇报工作”，可薛明说啥也不愿意去了。
她对两位领导讲，自己都去了十多回了，做过的工作早就汇报完了，真的没啥能再汇报的了。
薛明终于“摊牌”了，陈正人和王丕年相互看了一眼，然后笑着对薛明讲：“薛明同志，你工作时候的表现，贺老总心里早就跟明镜儿似的。你咋还不明白，老贺他那是满肚子的感情却表达不出来。”
王丕年赶忙跟着附和说：“薛明同志，你这么机灵的人，可别跟我这儿装傻！”
听他俩这么一说，薛明的脸也红了起来：“我有好多工作得做，这事儿现在不寻思。”
陈正人一把拉住正要往外走的薛明说：“别把话说得那么绝！这样吧，今天你就别去了，再考虑考虑呗！”
薛明1916年出生在河北霸县，她原来叫王爱真，参加革命之后就把名字改成薛明了。
她还小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了。好在她母亲是个性格刚强、思想开通的女人，家里虽然穷得很，可还是节衣缩食地供薛明念书。
薛明在天津三八女中上学期间，受到了许多进步思想的影响。“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薛明就和同学们一起走出学校，开展了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活动。
1936年的时候，薛明悄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天津地下党的一名交通员。
上海沦陷之后，薛明一路辗转来到延安，她先后担任了女子大学的指导员，还有延安县委员组织部长等工作。
到延安之后，薛明听到了好多贺龙的传奇事儿，心里头早就特别崇敬贺老总了。可她心里也犯嘀咕，一方面担心结婚会对自己的工作有影响，另一方面又怕两人年龄差得比较大，婚后不好相处。
就好像晓得薛明心里的顾虑似的，没几天，彭真就领着蔡畅上门来做媒。
蔡畅知道薛明的顾虑后笑了起来：“谁说结婚就影响工作？我都结婚了，工作受影响了吗？岁数这事儿，我也不跟你讲那些大道理，就问问你，贺老总身体好不好？”
薛明不晓得蔡大姐为啥这么问，就点了下头说：“他看着身体挺不错的。”
没错！他身体那么棒，活到80岁不在话下，说不定你还没人家活得久！
薛明抛出了最后一个疑问：“可这事儿，贺司令员怎么不亲自跟我讲？”
蔡畅猛地一拍薛明的大腿，大声说：“贺老总那可是个直性子的人，就怕说错话让你不开心。你可是新时代的革命女性！他不来的话，你就主动去找他嘛！”
1942年8月1日，贺龙和薛明在延安的一间破窑洞里成了夫妻。巧了，这一天离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刚好过去15年。
贺龙有胃病，薛明清楚他喝不了酒。同志们来敬酒的时候，薛明就站起来帮贺龙挡酒。任弼时看到这情形，笑着打趣：“薛明可真厉害，这刚结婚就晓得心疼贺老总。贺老总往后不用愁了，到了关键时候有薛明给你挡酒！”
从这天起，薛明就和贺龙同甘共苦，一路相伴，携手走过了数十年的人生旅程……
薛明性格温柔含蓄，贺龙，直爽梗直，他俩刚结婚的时候，就跟别的夫妻似的，哪能不磕磕碰碰。
有一回，贺龙连续开了好几天会。等他回到家，薛明就寻思着让他放松放松，于是就提议出去散散步。他俩带着两个警卫员出了门，一个警卫员在他俩前面走着，另一个在他俩后面跟着。
走了一会儿，跟在后面的警卫员对贺龙讲：“首长，上级给我发了把新枪。”一提到枪，贺龙就来了兴致，赶忙对警卫员说：“拿过来让我瞅瞅！”
贺龙把枪拿到手之后，就忍不住给枪上了膛，朝着远处的一棵大树“砰”地放了一枪。
薛明在前面走着，突然听到枪声，被吓了一大跳，“扑通”一下就摔倒在地上了。贺龙笑着把她搀起来，说道：“别怕，别怕，你咋这么胆小？你接着走就行！”
就为了这事儿，薛明可是气了好些天。不过后来她琢磨着，贺龙这人一辈子都在部队里待着，在他看来，打枪那就是芝麻大点儿的小事。所以，他散步的时候一瞧见新枪，就忍不住想开一枪试试，他真不是故意要吓唬自己的。
薛明一想到这儿，就又原谅贺龙了。
1944年9月28日，贺龙和薛明的爱情有了结晶，孩子在延安出生了。毛主席一得到消息，就亲自打电话给贺龙道喜：“贺龙同志，恭喜你年过半百得了儿子……”
知道贺老总有了儿子，以前当过贺龙警卫员的贺炳炎将军最先跑到贺家，吵着要给孩子取名儿。贺炳炎一进门就大声说：“我儿子是打雷的时候生的，叫雷生；贺老总的儿子是下雨的时候生的，那就叫雨生呗！”
贺炳炎提出的想法，被贺龙的老搭档关向应给否定了。关向应跟薛明讲：“大家都说贺龙是中国的夏伯阳，我可不这么看，夏伯阳哪能跟贺龙比？我觉得贺龙特别像岳飞。岳飞字鹏举，我觉着这孩子就取名叫贺鹏飞得了！”
那时关向应正生病，毛主席和党中央专门批准每天给关向应供应一定量的牛奶。
但关向应把这些奶粉都拿了过来，送给薛明和她的孩子吃。不管别人怎么劝，他自己一口都舍不得喝。
1946年7月，关向应在延安逝世了。关向应和贺龙一起工作了好多年，他俩感情特别深。关向应的离去，可把贺龙给悲痛坏了。
贺老总饱含着血泪为关向应写下《哭向应》这篇悼文之后，对妻子薛明讲：“儿子就叫鹏飞吧，这名字可是向应同志给起的！”于是，贺鹏飞这个名字就这么确定下来了。
贺鹏飞出生之后，贺龙总是在前线打仗，忙得不可开交，整天过着戎马倥偬的生活，所以他跟薛明母子俩聚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少。
1945年日本投降那会，贺龙带着部队经过延安柳林店薜明母子住的地方。当时，薛明抱着孩子站在路边，贺龙看到了。时间紧巴巴的，贺龙赶忙伸手抱了抱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就丢下一句“等打完仗咱们再见”，然后又坐着车走得老远老远了。
薛明嫁给贺龙之后，给自己定了两条规矩。第一条，在生活里，她得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照顾贺龙；第二条，在工作方面，她绝对不去干扰贺龙，不跟他吹“枕边风”，也不会拖丈夫的后腿。这两条规矩看起来简单，但是真要做到可没那么轻松。
贺龙有糖尿病，可还是常常工作到很晚。
贺龙没回家的时候，薛明就一心想着照顾好他。不管多晚，薛明都会一直等着。只要一听到贺龙的脚步声，薛明立马就把贺龙要吃的药准备好，再倒上温开水，伺候贺龙把药吃下去。
贺龙每天都得处理一大堆文件。贺龙的秘书薛明想到了一个很棒的法子：她和其他秘书把要拿给贺龙批阅的文件都整理好后，自己先看一遍，再把文件内容用口语化的方式总结一下，然后在陪贺龙散步的时候，把文件内容讲给贺龙听。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贺龙既能休息，又能听文件。
贺龙身为大领导，可在家中特别尊重薛明。薛明爱吃醋溜白菜，这道菜里那些油炸过的小辣椒她尤其爱吃。
每次吃这个菜，贺龙都会提前把小辣椒挑出来，放在一个干净的小碟子里，还跟孩子们讲：“这是你们妈妈爱吃的，等会儿给妈妈。”
薛明在厨房忙完坐到桌子前吃饭的时候，贺龙就把从碟子里挑出来的小辣椒往妻子碗里倒。每到这个时候，他俩就会对视一眼然后笑起来，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1969年的时候，贺龙元帅因为生病离世了。那时候薛明53岁，人到中年却没了丈夫，这打击得有多大，想都能想得到。不过，为了家里的三个孩子，为了这个家，薛明心里明白，自己得坚强起来才行。
1975年6月9日，薛明终于盼来了中央给贺龙举办的追悼会，这追悼会已经迟了六年。在追悼会上，当她听到毛主席对贺龙“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这样的评价时，她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泪水哗哗地顺着脸颊流个不停。
周总理看到这情况，就走上前，紧紧握住薛明的手说：“薛明，你们要好好生活，要是有困难就来找我。”
让薛明感到欣慰的是，这几个孩子都没让贺老总失望，一个赛一个的有出息。
贺龙快五十岁的时候，儿子贺鹏飞才出生。贺龙和薛明特别疼爱这个儿子，不过，他们可从不娇惯他。有一回，正在读中学的贺鹏飞踢足球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把腿给摔骨折了。
在家养了没几天，贺龙和薛明就打发打着石膏的贺鹏飞接着上学去。贺鹏飞走不了路，可贺龙哪能让儿子坐组织配给自己的专车。薛明就自己推上借来的板车，每天接送贺鹏飞上下学。
有人瞧见薛明自个儿推板车送儿子上学，就觉得贺龙这人太不近人情了。可薛明讲：“儿子本就是个普通人，当妈的送儿子上学，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嘛，哪有什么近不近人情的说法？”
1962年，贺鹏飞高中毕业了，按照那时的规定，他本来能够被保送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去学习的。
可贺龙不想儿子这么干，他盼着儿子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考上大学。于是，贺鹏飞经过自身努力学习，在1964年成功考入了清华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贺鹏飞就到甘肃武都汽车修配厂上班去了，1974年，又调到北京的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了。
1977年的时候，贺鹏飞很光荣地入伍了，就成为了总参装备部计划处的一名参谋。到了1980年，贺鹏飞被推荐到国防科技大学去系统学习军事工程诱导战术，毕业之后，先后在总参通讯部和装备部工作。
贺鹏飞在总参装备部工作的时候，他认真按照军委的指示去做，积极推动新武器装备技术的引进以及技术方面的合作，在提高我军装备建设水平上可是立了大功。
1988年9月，我军开始实行新的军衔制，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贺鹏飞被授予少将军衔。贺鹏飞获授少将的时候才44岁，在当时那可是最年轻的少将。
1992年1月的时候，贺鹏飞调到海军担任副司令员，主要负责装备建设方面的工作。过了两年，贺鹏飞就晋升成为海军中将了。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贺龙在洪湖根据地闹革命的时候，当地民间就流传着“贺龙是水龙”的传说。
贺鹏飞这条小龙，到最后还是跟水有了扯不断的缘分。
贺鹏飞升任海军副司令之后，满含深情地讲道：“爸爸在世的时候，对海军建设特别关心。他陪着刘少奇看过海军参与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还和叶剑英一道在舟山观看了海军大比武。老人家心里，一直有个盼头，就盼着能看到我到海军服役。要是爸爸能瞅见我如今穿上了海军军装，肯定会特欣慰的。”
贺鹏飞在担任海军副司令员的时候，正好赶上苏联解体。乌克兰是前苏联军工企业最集中的地方，它打算卖掉瓦良格号航母，好缓解经济方面火烧眉毛般的急迫状况。
贺鹏飞注意到了乌克兰想要出售瓦良格号这个消息。
他清楚航母对一个国家海军发展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中国要是引进了瓦良格号，那我国海军的战斗力可就会有质的提升。他后来回忆的时候讲：“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是错过了，我都不能原谅自己。”
1998年1月，中国跟乌克兰谈妥了，花2000万美元就把“瓦良格号”给买下来了。这时候，贺鹏飞的脸上可算是有了笑容。
贺鹏飞长时间高强度地工作，健康都被拖垮了。医生都警告他得好好休息，可贺鹏飞为了国家海军发展这大事儿，还是没日没夜地忙工作。
2001年3月28日，贺鹏飞一直忙到深夜才去睡觉，哪成想，这一睡就再也没能醒过来。
薛明这一辈子，幼年的时候没了爸爸，中年的时候丈夫又走了，到了晚年，儿子也离她而去，这三大不幸都让她赶上了。现在看着儿子的遗体，她能不悲痛到极点吗？
儿子被送走后，薛明强忍着悲痛，说自己还要接着为国家、为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1989年八一建军节快到的时候，薛明，还有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王震将军的夫人王季青、杨勇将军的夫人林彬等好些人，一块儿联名发了一封倡议信。信上说要在陕甘宁、鄂豫皖、湘赣闽这些老少边穷的地方给孩子们建七十所希望小学，好让孩子们有学上。
薛明等人提出的倡议在社会上引发了很大的反响。
社会各界都踊跃捐款捐物，国家，也确定拨款2100万元，来帮老人们建这七十所希望小学。
薛明尽管年事已高，可心里还是特别牵挂学校的建设。
有一回，她得知洪湖老区某个地方把建学校的钱挪作他用了，这可把她气坏了，气得她摔了好几个饭碗。她直接就给省委领导打电话，结果那个挪用建校款的干部就被撤职了。再后来，她还亲自去监督，一直到学校建成才放心。
这所小学开学以后，有几个学生特意给薛明奶奶寄了几瓶洪湖的水。孩子们在信里写着：贺龙爷爷爱喝洪湖的水，今天我们给爷爷送水来！
薛明向来很坚强，可读完这封信后，却忍不住热泪盈眶……
她提的这个建议，同样获得了国家相关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靠着这场义赛，薛明给桑植县筹到了差不多两百万的钱款和物资，这些钱她全都捐给贺老总的乡亲们了。
2011年8月31日，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因病在北京离世，终年九十六岁。她可是十大元帅夫人里最后一个去世的老人。
薛明的小女儿贺黎明讲，离休后的薛明可喜欢《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了，活着的时候老是捧着和贺龙的合影，轻声哼唱“洪湖水，浪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么是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