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从中央苏区送往上海临时党中央的120两黄金在运输途中离奇失踪，成为当时困扰我党高层领导的一大难题。这批黄金是中央苏区为解决上海临时中央的紧急资金需求，从本就紧张的财政中艰难筹集的。然而，黄金的意外丢失不仅导致一些急需救助的同志因缺乏资金而牺牲，还迫使上海临时党中央无法继续维持，最终不得不转移。这一事件被王明等人利用，成为攻击时任中央苏区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借口，也为后来毛泽东在党内被边缘化埋下了伏笔。
事件发生后，中央苏区曾指示上海临时中央展开调查。然而，由于此事属于党内高度机密，知情者极少，加上黄金运输采取单线联络方式，一旦某个环节出现纰漏，上下游线索都难以追踪。不久后，上海临时中央因形势所迫撤离，调查工作也因此中断。这起案件最终成为只有少数高层知晓的未解之谜，随着革命局势日益严峻，调查被迫搁置，最终无疾而终。
【“救命钱”丢了】
1931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异常艰难的一年。自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个城市笼罩在恐怖之中。这种紧张局势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尽管环境恶劣，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及其地下组织仍然坚持运作，努力维持革命活动。
1931年4月，顾顺章投敌后，迅速将他掌握的我党全部机密泄露给国民党。这一背叛直接造成蔡和森、恽代英等一批重要领导人遇害，同时使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面临严重危机。面对这一局面，周恩来等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紧急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然而，同年秋天，向忠发也叛变投敌，导致刚刚组建的临时中央完全暴露在国民党的监视之下，形势极为危险。
上海临时党中央当时处境艰难，急需资金支持。一方面要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另一方面还得妥善安置牺牲同志的家属。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博古等人迅速采取行动，他们向新成立的中央苏区临时政府发去电报，详细说明了当前面临的困境，并请求苏区政府提供援助，以缓解眼前的资金压力。
毛主席了解到情况后，虽然苏区财政紧张，依然设法筹集了一笔资金支援上海临时中央。在他的指示下，原本以首饰形式保存的黄金经过加工，被熔铸成12根小金条，每根重10两，总计120两。林伯渠负责此事，特别定制了一个密封的保险箱，确保这些金条安全运送。
经费的筹集虽然迅速完成，但如何安全地将这笔钱送到上海的临时中央却成了个大难题。从瑞金到上海，直线距离将近一千公里，那时候的交通状况和治安环境跟现在根本没法比。
国民党为了彻底摧毁革命势力，在其控制区域内布下了严密的监视网，派遣了大批特务和地痞流氓，试图随时抓捕和清除所谓的“危险分子”。在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端政策下，地下党员时刻面临着不可预测的生命威胁。
作为这次行动的总负责人，林伯渠面临着双重挑战：既要确保运送资金的安全，不让敌人察觉，又要让中央苏区随时掌握黄金的运输进展。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与团队多次商讨，最终制定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运输计划。
为了降低被发现的概率，物资运输路线避开了距离较短但风险较高的内陆地区，转而选择了敌军部署较为分散的东南方向。整个运输过程被划分为七个阶段，每段由一名熟悉当地情况的交通员负责交接，这种接力方式有效降低了人员暴露的可能性。
根据路线图显示，这批黄金的运输始于瑞金，途经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等地，最终抵达上海。在实际运输过程中，黄金并非直接运达上海市区，而是先到达松江，再由最后一位交通员负责将黄金转交给上海的临时中央机构。
苏区中央为确保黄金运输的安全和时效，精心设计了一套严密的交接程序。具体操作如下：当负责前一阶段运输的交通员A与后一阶段负责人B对接时，双方需在指定时间地点碰头。首先通过预先约定的暗号确认彼此身份，确认无误后，B用组织配发的专用钥匙打开A携带的铁锁，A这才将装有黄金的保险箱转交给B。同时，A要从B处取回一个独特的信物。交接完成后，A必须将这个信物秘密送交组织，至此，A的运输任务才算圆满结束。
这个独特的信物实际上是一枚象棋的碎片。七位交通员各自保管的标志拼合后，会组成一枚刻有“快”字的象棋。这枚象棋以林伯渠的手写字体为原型，特意制作而成，并根据“快”字的结构拆分为七个部分，分别交给负责不同路段的交通员。每当中央苏区收到一块标志，就意味着一段运输任务已成功完成。出于安全和保密考虑，所有交通员都不清楚自己运送的是上海临时中央急需的“救命”资金。
12月6日前后，上海临时中央发来电报，催促瑞金方面尽快拨付经费，但瑞金方面并未给出明确回应。他们认为，由于路途艰难，晚几天到账是正常现象，况且已经收到了五块安全标志，或许再过几天，上海中央就能收到金条了。然而，到了12月22日，上海方面第五次发来催款电报时，中央苏区只收到了七块安全标志中的六块，这些标志显示黄金从瑞金运到了松江。林伯渠等人这才意识到，黄金运输出了问题，而且问题很可能出在松江到上海的最后一段路程。
由于事发地点离瑞金太远，瑞金方面马上向上海临时中央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秘密展开调查。然而，由于此前为了保密，知晓最后一位交通员身份的人本就屈指可数，再加上上海临时中央自身处境困难，即便想查也是力不从心。至于中央苏区，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最终，这笔关乎上海临时中央存亡的"救命钱"丢失一事，只能暂时成为一桩无头悬案，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被大家遗忘了。
【时隔十八年的旧案重启】
在动荡的战争时期，局势变化迅速且难以预料。尽管中央领导层忙于处理各种复杂事务，导致120两黄金丢失的案件被暂时搁置，但这笔钱即使在今天也是一笔巨额财富。它的遗失不仅给党和国家的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还让许多原本能为革命事业继续奉献的优秀同志失去了机会。因此，这桩悬而未决的案件，成了许多知情者心中难以释怀的隐痛。
1931年，罗瑞卿在战斗中受了重伤，虽然没直接参与黄金的筹集、运输以及案发后的调查工作，但他一直记得这起案件带来的严重危害和不良影响。所以，毛主席的命令一下达，他马上就和华东局一起展开了调查。
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决定从案件的核心入手，首先找到当年负责制定黄金运输具体方案的林伯渠进行询问。以此为基础，他们打算逐步深入，按照线索一步步推进调查工作。这种由源头切入、循序渐进的方式，有助于他们更系统地梳理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从而更有效地展开后续工作。
林伯渠对这起案件印象很深，他本人也曾为黄金丢失的事懊恼不已。他提到，当初参与运送的七名交通员，都是邓发亲自挑选的。邓发当时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可惜在1946年4月8日，他与叶挺等人乘坐的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时坠毁，不幸身亡。林伯渠还记得，最初负责运送任务的是高自立的警卫员，姓秦。高自立当时是苏区红军总兵站的政委。
经过不懈努力，三组团队从沈阳直奔广西展开调查。他们从最初的一号交通员秦朴开始，逐一排查，最终锁定到了六号交通员刘志纯。
刘志纯对警察的突然造访感到十分惊讶。在此之前，他完全不清楚自己多年前转交的那个又小又沉的盒子里，竟然装着120两黄金。更让他意外的是，这些黄金刚从他手中转交出去不久，就发生了意外事件。直到警察找上门来，他才得知这些细节。
任务交接之后，刘志纯由于种种缘故，慢慢退出了党组织，而且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那次任务的具体情况。转眼间，十八年过去了，刘志纯变成了一名普通的手工艺人。尽管革命形势时好时坏，他的生活却始终平淡无奇，毫无波澜。
胥德深认识的一位熟人恰好是松江司令部的参谋。这位参谋邀请了一位姓柏的本地厨师到家里做饭。柏厨师在松江一带很有名气，因为手艺好，经常被请去各种场合做菜，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听到客人们提到“找遍了松江的客栈”时，柏厨师立刻告诉他们，松江能住的地方不止客栈，比如保安团就有自己的招待所，只要有人介绍，一样可以住进去。他还提到，保安团招待所的收据是蓝色的，自己曾经见过。
这位上海人名叫柏师傅，是"祥德源"药店的配药员。他在1931年12月1日登记入住，住了三天后于12月4日退房。为他作担保的是保安团的一位营长。这一情况与柏师傅之前所说的"必须由连长以上军官推荐才能入住"的规定完全吻合。
侦查小组带着这条重要线索返回上海后，直奔祥德源药店展开调查。幸运的是，这家药店仍在正常经营，店主也未曾更换。当听到梁壁纯这个名字时，店主立即热情地打开了话匣子，开始详细介绍相关情况。
梁壁纯原本是嘉定人。他在店里工作期间，因为手艺好、人品正，老板和同事都很信任他，经常让他去松江采购药材，通常三天就能往返一次。1931年12月初，老板再次安排他去松江进货。然而，到了第四天下午，梁壁纯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店里，卸完货后，他说身体不适，想请几天假。老板没多想就同意了，没想到从此再也没见过他。老板后来带人去梁壁纯家查看，发现门锁着，找巡捕房开门后，发现屋里已经空无一人。
侦查组从药店老板那里拿到了梁壁纯的相片。刘志纯看过后，确认梁壁纯就是过去跟他交接的第七号交通员。
警方推测，他之所以提前请假，可能是为了给自己留出充足的逃跑时间。这让人怀疑，他是否在运送过程中意识到自己负责的是黄金，于是起了贪念，决定卷款逃走。
【历经波折，终于真相大白】
1950年3月4日，三组调查人员返回上海，经过仔细排查多家钟表店，最终在浦东洋泾的一家老旧钟表修理铺发现了56岁的梁壁纯。此时他已化名申继谷。面对调查组的突然造访，梁壁纯表现得十分平静，似乎早有预料。然而，调查人员对他的现状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从他的生活状况来看，完全不像是一个曾拥有120两黄金的人。
经过迅速审问，梁壁纯坦白，他并没有侵吞那批黄金，而是遭遇了抢劫。
梁壁纯从灶台旁边摸出一个罐子，里面装着一份证明，是曹家渡一家旅店的老板和伙计一起给他开的。事情是这样的：当年梁壁纯在安源客栈从刘志纯手里接到任务，要运一箱黄金。因为长期抓药，他对重量特别敏感，很快就察觉到箱子里装的不是普通东西。于是，他立刻动身赶回上海，直奔指定地点，想尽快交差，免得节外生枝。
他刚在曹家渡码头下船，为了赶时间，就雇了一辆黄包车。没想到，车子正爬一段陡坡时，梁壁纯突然被人从背后捂住口鼻，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失去了意识。等他醒来时，只觉得头疼得厉害，这才意识到自己被下了药。冷静下来后，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家旅店的房间里，而那个箱子已经不见了。
梁壁纯向旅馆老板打听情况，老板告诉他，几个年轻人用黄包车把他送来的，说是朋友喝多了，还替他付了住宿费。梁壁纯仔细琢磨后，对老板说，他丢的箱子装的东西价值连城，绝不能有闪失，而且箱子背后的势力也不是他们能得罪的。他请求老板帮忙写一份证明，说明箱子是被人抢走的，而不是他私吞了。
旅店老板十分热心，不仅同意了他的要求，还叫来一名员工共同为他作证。拿到所需的文件后，梁壁纯立刻动身返回药店，向老板申请了休假。此后，他更换了姓名，过起了低调的隐居生活。
警方与梁壁纯一同前往曹家渡，在一家旅馆内，店主立即认出梁壁纯，并向调查人员透露了关键线索——当年运送梁壁纯到此的黄包车车牌号。
经过长达18年的调查，这起黄金失窃案终于水落石出。案件的关键在于运输过程的最后一环遭遇了抢劫，负责运送的人员因害怕承担责任而选择逃亡，这直接导致了黄金和运输者双双消失无踪的局面。
然而，整整120两黄金，相当于12根金条，即便被劫走，总该有个下落，不可能就这么人间蒸发。带着这个疑问，侦查组决定彻底追查到底，非得弄清楚这批黄金的去向不可！
虽然树立远大理想并不难，但真正落实却如同大海捞针般困难。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18年，社会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那些不起眼的年轻人，如今还有谁会记得？
正当调查陷入僵局时，局里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提出了建议：可以到监狱里找找案发时在曹家渡巡逻的警察问问情况。那个地方人员混杂，巡逻警察接触的人形形色色，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这个建议让蒋文增等人豁然开朗。
调查组按照指示，前往关押前朝巡警的监舍进行询问，但一无所获。在审讯过程中，有个叫曾丰的前朝巡警回到牢房后，把这事当笑话说给狱友们听。这时，同监舍的冯安宝暗自留心，将此事默默记下。
经过调查，侦查小组发现冯安保出身富裕家庭，他有个叫吉家贵的穷亲戚经常来他家蹭吃蹭喝，看到家里有什么闲置物品，吉家贵也会直接开口要。有一次，冯家买了辆新车，吉家贵来吃饭时看到了，就提出想要那辆旧黄包车，说是准备去码头拉活赚钱。但到了1931年12月，吉家贵突然把黄包车还了回来，表示不再需要了。
自那以后，那位家境贫寒的亲戚再也没来过。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迅速在租界里低调地开了一家店铺，随后又陆续增设了几家分店。冯安宝了解到，吉家贵有两个结拜兄弟，分别叫阿古和小克，他们三人时常厮混在一起。
在审讯完冯安宝后，调查小组迅速行动，当晚就逮捕了吉家贵，次日又抓获了阿古。两人供述，当年他们三人在码头物色目标，很快注意到匆忙赶路、手提小箱的梁壁纯。趁上坡时故意放慢黄包车速度，三人用迷药将梁壁纯弄晕，随后将其丢弃在附近旅馆，携装黄金的箱子逃离。回家后打开箱子发现是黄金，三人平分赃物后便再无联系。
调查人员在吉家贵的商店中发现了存放黄金的保险箱，同时也在阿古的住所找到了由旧黄金重新制作的首饰。此外，在已故小克的家中，他的年迈父母向调查人员交出了两根金条，表示这是儿子临终前留给他们的遗物。
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新中国侦查人员终于揭开了这起长期困扰毛主席的离奇案件。尽管最终结果令人感慨，毕竟当年黄金丢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无法弥补，但18年后真相大白，总算为当年受牵连的人们讨回了公道，也为那些被冤枉的人洗清了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