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8年1月，阎长贵，作为江青的首位专职秘书，因江青的猜疑而遭到监禁，其囚犯编号为6820。针对这一事件，江青表示：
我周围总有人暗中监视，阎长贵就是关锋和戚本禹安排的眼线……一旦发现这类人，必须立刻处理，优柔寡断的人无法在政治斗争中立足！
阎长贵调到江青身边工作刚满一年，时间不长。这一年里，他近距离接触了这位特殊的历史人物，对江青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方式有了直接观察。作为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负责处理她的日常事务，包括安排行程、整理文件等工作。这段时间虽然短暂，但为他了解江青的性格和处事风格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阎长贵的这段经历显得尤为珍贵，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江青：无知就要犯罪】
1967年初，阎长贵因戚本禹的引荐，被调任至江青处，开始担任她的首任秘书，并搬入江青所在的11号楼进行办公。
江青曾对阎长贵坦言，自己已经完全沉浸于政治事务中，除了日常工作，甚至连具体日期都不太清楚。
按照江青的要求，阎长贵每次递交文件时都会附带一张便条，上面注明具体的日期、星期以及当天的日程安排。
阎长贵时刻坚守岗位，寸步不离。一旦江青按铃无人回应，她便会严厉质问：“耽误了我的事，你能承担后果吗？”
阎长贵因受到江青的指责感到心中不平。当时引荐他的戚本禹开导道：“能被江青直接批评，这可是难得的殊荣！想想看，全国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机会？”
戚本禹的一番话让阎长贵心情舒畅了不少，他随即投入到了江青身边的日常工作中，认真负责，毫不懈怠。当时，阎长贵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愈发深厚，尤其向往那些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事，觉得他们无比幸运。
阎长贵回忆在江青身边的工作时表示，那段日子非常疲惫。他每天需要处理大量文件，总量大约在十几万到二十万字之间。由于江青无法一次性看完这么多内容，但又担心陈伯达或康生提到某些材料时自己一无所知，因此阎长贵必须将文件分类整理后再呈递。如果不这样做，江青会怀疑他私藏材料，甚至责骂他。
当时，中南海经常组织舞会活动，江青也常去参加，阎长贵也随行。有一次，江青在舞池里翩翩起舞，阎长贵像平时一样，坐在一旁无所事事。这时，一位文工团的年轻姑娘走过来，热情地邀请他共舞。但阎长贵不会跳舞，场面一度变得非常尴尬。
临近岁末，阎长贵收到一封来自一位女演员的求助信。这位女演员在信中倾诉自己正遭受打击，生活陷入困境，恳请江青念及旧识之情，伸出援手。
阎长贵在整理信件时，发现了一封写给江青的信。按照惯例，他把信转交给江青，同时附了一张便条。便条上简单写着："江青同志，这封信是给您的。"
江青读完信件后，愤怒地将信扔在地上，质问道：“为什么把这封信交给我？你究竟想干什么？你太无知了！无知就是犯罪！”
随后，阎长贵遭到隔离。1968年1月24日，他被押送至秦城监狱，自此告别了担任江青秘书时的显赫生涯。
在狱中，阎长贵穿上了统一的黑色囚衣，失去了使用真实姓名的权利，也不被允许询问他人的身份。他被赋予了一个编号——6820，这个数字意味着他是1968年被关押的第20名政治犯。
几天后，戚本禹也被关进了监狱。对此，江青表示：“我周围总是潜伏着一些眼线和内鬼，比如阎长贵，他就是关锋和戚本禹派来的。一旦发现这些人，必须立即清除。在政治斗争中，优柔寡断是行不通的。谁要是对我有二心，绝不会有好结果。”
江青为了让杨银禄受到启发，特意安排他观看电影《一仆二主》，并叮嘱他要仔细体会。
阎长贵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他原本是个志向远大的人，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优秀毕业生，他是家里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大学生。
在毛主席建立新中国之前，阎长贵的命运很可能和他祖辈一样，一辈子都离不开土地，只能靠种地为生。那个时候，想要改变这样的生活，几乎是天方夜谭，几乎没有什么机会！
【关锋：你认识糊涂，没有头脑】
1937年2月，阎长贵在山东聊城的一个农村出生，家里世代务农，家境贫困，连一块地都没有。
阎长贵的童年是在日军的铁蹄下度过的。他每天看到的，要么是日军烧杀抢掠后留下的废墟，要么是皮肤被晒得黝黑的父母。那时候，阎长贵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常常是这顿吃完，下顿还不知道在哪儿。碰上收成不好的年头，能吃上一顿饱饭简直就是做梦。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人民解放军成功击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国民党残余势力被迫退守台湾。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56年，阎长贵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专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那个年代，高等教育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关键途径，因为知识的力量无可替代。
在大学期间，阎长贵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当时，专注于哲学领域的关锋常常前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进行授课。
关锋来自山东，操着一口地道的山东方言。尽管很多人觉得山东话听起来不太容易理解，但在阎长贵听来，这种口音却格外亲切，仿佛回到了家乡。
关锋不仅文笔出色，口才也相当了得，但他有个明显的习惯——烟瘾很大。上课时，他几乎烟不离手，教室里常常烟雾弥漫。尽管如此，他总能在这片烟雾中侃侃而谈，抛出许多深刻的哲学观点。他的表达方式生动有趣，深受学生喜爱，就连阎长贵也听得入迷。
1961年，阎长贵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学业后，获得了《红旗》杂志社的录用机会，并被安排进入关锋领导的哲学团队任职。
在《红旗》杂志社，关锋并没有立刻安排阎长贵参与实际工作，而是带领几位新手，通过研究中国哲学来提升写作技巧。这种方式不仅帮助新人深入理解哲学思想，还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文章撰写的要领。关锋的指导方法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新人的综合能力。
关锋和阎长贵既是同学又是同乡，因此关锋对阎长贵格外关照。然而，在学术方面，关锋对他的要求却毫不放松。关锋给阎长贵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他以王阳明为研究对象，在两年内完成一部《王阳明学谱》的撰写工作。
在邓力群的力挺下，其他工作小组的成员也就没再提出异议。关锋确实有两把刷子，他不仅擅长写文章，搞理论研究也是一把好手，还能带新人，深得领导器重。
在关锋的指导下，哲学组的阎长贵和林杰逐渐成长为能够独立担当重任的学者。那段时间，阎长贵常常前往关锋位于钓鱼台的家中，与他进行深入的交流。如果阎长贵连续几天没有出现，关锋就会关切地询问：“最近怎么没见你来找我？”
在关锋家中，阎长贵总是受到热情款待，两人常常畅谈许久，往往聊到忘了时间。到了用餐时刻，关锋便会邀请阎长贵一同用餐。饭后，他们通常会到附近的公园散步，边走边聊，既放松身心又继续交流。
关锋审阅阎长贵的稿件时，总是毫不含糊地指出哪些地方需要调整，哪些内容有所欠缺。阎长贵对此深表感谢。
1962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阎长贵撰写的一篇短篇文章，题为《永不走路，永不摔跤》。
9月24日，毛泽东阅读了阎长贵的文章后，做出批示：“将文章分发给各位同志参考。如果犯了错误，只要能够认真纠正，就是好事。”
毛泽东的指示使阎长贵声名鹊起。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所有中央委员开始深入学习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阎长贵的文章。
阎长贵意外地成为了中共高层中备受推崇的人物。这一转折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关锋可能觉得阎长贵进步太快，作为老师，他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心态的转变导致他们之间的互动出现了新的微妙差异。
1966年2月，关锋组织了一次哲学组的讨论会。在会议上，阎长贵表达了对“学阀”概念的支持，然而关锋对此持反对态度，并直接向阎长贵提问：“你提到的‘学阀’，具体指的是哪些人？”
面对关锋的质问，阎长贵一时语塞，仅凭直觉感到这是一种利用权势垄断学术话语的歪风。然而，关锋对阎长贵的反应却另有看法，他认为阎长贵的态度不当，是对自己缺乏应有的尊重。关锋因此愤怒地指责道：“你思维混乱，毫无主见！”
面对关锋的批评，阎长贵没有辩解，只是垂下了视线。从那以后，关锋对待阎长贵的方式逐渐变得疏远和冷漠。
阎长贵很快被调到了戚本禹负责的历史小组。有一次，戚本禹告诉他：“毛主席当年看了你写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后，非常喜欢。”
1967年7月，戚本禹将阎长贵调任至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负责相关工作。阎长贵随后搬入钓鱼台国宾馆16号楼，正式在此开展工作。
随着江青收到的信件数量激增，每日来信有时超过两千封。为了有效处理这些信件，中央文革小组特别设立了江青办信组，并任命阎长贵为该组的负责人。
阎长贵上任后，认为服务江青等同于为毛主席服务，因此怀着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激，积极投入工作。他的努力很快得到了江青的肯定。某日，戚本禹突然私下找到阎长贵，低声告诉他：“你被选为江青的秘书。”
阎长贵听完戚本禹的建议，心里既意外又高兴，但考虑到任务的难度，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活儿我可能干不了。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见识有限，没接触过多少大场面，更别说和大领导打交道了。而且我工作年头不长，处理事情的经验也不够，担心搞砸。再说了，我这人做事有点马虎，恐怕难以胜任，到时候交不了差。我觉得还是做点具体的事务更适合我。”
戚本禹听完阎长贵的顾虑，立即给他打气：“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做边学。你出身好，政治可靠，还担心学不来吗？江青同志的秘书可不是谁都能当的，她对你的评价很高。遇到不懂的地方，多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就行了。”
1967年1月9日，戚本禹对阎长贵说：“跟我去11号楼。”阎长贵一听，立刻明白这是要去见江青。
阎长贵考虑到组织安排无法推辞，便与戚本禹一同前往11号楼，开始担任江青的秘书工作。正是由于这一背景，阎长贵被隔离后，江青指称他是关锋和戚本禹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
江青见到阎长贵时，明确指示道：“你在这里的职责就是执行我交给你的任务，其他人的要求一概不理。你要对我负责，也要对党负责，必须严格遵守纪律。”她还详细向阎长贵说明了担任秘书的具体职责和标准。
阎长贵对此深表感激。他认为，为江青工作等同于为毛主席服务，因此他全力以赴，尽心尽力。每次提交文件时，他总会在文件上附加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首长，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星期几。”
在任职期间，阎长贵从未替江青起草过任何文稿。他对此感到疑惑，暗自思忖：“江青和其他领导不太相同！”后来，他听到江青提到：“毛主席说过，不能让秘书代笔。”阎长贵这才明白江青为何不让秘书代写稿子。
8月，关锋主张“揪出军队内部的少数不良分子”，这一提议遭到毛主席的强烈反对，批示中明确指出：“还我长城！”随即，关锋被隔离审查。在此期间，有人质疑阎长贵是否应继续在江青身边任职。然而，江青公开表示：“与关锋共事，并不代表就是反革命，关锋的学生也不全是坏人。”这番话让阎长贵深受触动。
江青的行为与毛主席截然不同，她缺乏毛主席那种对身边人的宽厚与仁慈。仅仅因为一封信，阎长贵就被她下令隔离，随后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阎长贵：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农场的日子】
1975年5月，阎长贵结束了在秦城监狱的关押，随后被调派至湖南洞庭湖畔的一处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远离了北京。
阎长贵离开秦城监狱后，工作人员通知他，若在北京有住处，可以先回家待一周，之后再前往湖南。
阎长贵的家人都在山东，老婆孩子都在那儿。他自己在北京没有房子，平时就住在红旗杂志社的宿舍里。
阎长贵打算回宿舍拿些日常用品和书本，却被工作人员告知，他的物品早已被儿子取走。工作人员还提到，他的儿子已经上中学了。得知这一消息后，阎长贵不再打算在北京多待，随即动身前往湖南。
在农场里，阎长贵掌握了各种实用的生活技能。他学会了喂养猪群、放牧牛只、整理田地并插秧，还掌握了种植蔬菜和烹饪食物的技巧。这些能力都是他在农场期间逐步学会的。
阎长贵所在的农场规模庞大，总面积超过一百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接近八万亩，水域面积则达五万多亩。该农场内居住着近三万名居民。
这个农场的配套设施相当齐全，涵盖教育、医疗、金融、购物等多个方面。这里有学校、邮局、医疗机构、各类商铺、生鲜市场以及银行等设施，居民无需离开农场就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生活质量得到了充分保障。
阎长贵对当前的生活状态感到十分满意，工作上也格外积极，赢得了领导、同事以及邻居的一致好评。当地的风气朴实无华，使他摆脱了纷繁复杂的纠葛，日子过得舒适自在。
一切安排妥当后，阎长贵立刻给家人寄了一封信。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回信。握着这封珍贵的家信，阎长贵急切地打开信封。从信中略显稚嫩的字迹中，他认出这是正在读初中的儿子写的。这封信让阎长贵重新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温暖。
阎长贵收到儿子的来信，得知家中一切安好，并提到家人会来农场探望他。没过多久，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都来到了农场，一家人终于团聚。那天，阎长贵的心情格外激动，仿佛在过春节一般。
没过多久，阎长贵的父母返回了山东。他的妻子和孩子选择留下，和他共同生活。阎长贵对此感到十分欣慰，将农场视为自己的归宿，工作起来也更加积极投入。
1976年，阎长贵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文化素养，被选派到农场中学担任教师。在教书的同时，他依然积极参与田间劳动，经常亲自下地干活。对于这样的生活，阎长贵并不感到辛苦，反而觉得是一种乐趣。
阎长贵在农场里先后担任了中学校长和宣传部理论干部。在这段时间里，他撰写了几篇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和报告，获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
1978年9月，阎长贵被选调到省理论干部培训班参加学习。农场的关心和支持让他深受感动。
1979年9月，阎长贵得到组织平反，生活重新步入正轨。次年3月，他结束了在洞庭湖长达五年的居住，返回北京。
告别农场之际，阎长贵望着前来送行的乡亲们，眼中泛着泪光，挥手道：“在农场的时光我永生难忘，这儿就是我的家乡，我会一直惦记着你们！”
阎长贵返回北京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任职。当他出现在办公室时，一位同事惊讶地看着他，忍不住脱口而出：“没想到你还活着！”
关锋获释后，搬进了《红旗》杂志社的宿舍，与家人团聚。这段时间里，阎长贵常去探望他。随着交往的深入，关锋对阎长贵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开始将他视为值得信赖的学生。
2005年，关锋逝世。阎长贵创作了《谢本师》这首诗，以此表达对老师的深切怀念。
在真武门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能听到老师的教导，他告诉我做学问和做人一样重要，两者都不能忽视。他强调要勤奋工作，同时也要培养良好的品德。在处理国家和家庭事务时，他提醒我要小心谨慎，确保党的意愿和人民的心声紧密相连。现在他已经离世，每当我遇到难题，我总会想起他，不知还能向谁寻求指导。
2021年6月10日，阎长贵逝世，终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