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和集团出售战略港口的行为，以"纯商业行为"为名规避国家责任的本质。从企业成长与国家发展的共生关系出发，该交易涉及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地缘政治风险，长和漠视国家安全审查。在《香港国安法》背景下，企业若持续割裂商业利益与国家战略，将动摇"一国两制"根基。其实商业理性背后隐藏着资本利己主义本质，呼吁企业家精神应包含对社会的反哺。）

在全球化语境下，资本逐利本无可厚非，但将长和集团出售43个港口的交易简化为“纯商业行为”，甚至以“私产自由”为名否认其国家责任的关联性，本质上是对企业社会属性的刻意割裂，更是对“资本无国界”论的盲目崇拜。这一逻辑的荒谬性，在当下中美战略博弈的现实中暴露无遗。

一、企业成长与国家庇护的共生关系不可切割

长和集团的发展史，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与香港特殊地位共同哺育的产物。从香港货柜码头的垄断性经营权到内地基建项目的政策倾斜，其商业版图的扩张始终依托于中国市场的开放红利。李嘉诚家族通过“低买高卖”积累万亿资产的过程中，香港稳定的法治环境、内地庞大的市场需求、特区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扶持，均为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成长土壤。当企业享受国家发展带来的超额收益时，却在涉及战略安全的交易中强调“私产自由”，无异于将商业利益凌驾于哺育其壮大的母体之上。

二、战略资产交易远超商业范畴

此次出售的巴拿马运河港口，绝非普通商业标的。其控制权直接关系中国21%的运河通行量、每年超百亿的“过河费”，更是美国遏制中国航运命脉的潜在抓手。特朗普政府多次宣称要“收回运河控制权”，而接盘的贝莱德财团与白宫关系密切，交易后美国可通过运费杠杆、通行限制等手段，对中国商船实施“软封锁”。这种将地缘政治风险转嫁给国家的行为，已构成对“国家安全”概念的实质性威胁。

三、“在商言商”论调的道德悖论

郎咸平等人为交易辩护的“商人逐利论”，本质是资本伦理的异化。企业固然追求利润，但当其业务涉及国家核心利益时，责任边界必然扩展。德国《对外经济法》、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均已证明，关键基础设施交易必须接受国家安全审查。而长和集团在交易前未与中央政府充分沟通，导致中国在应对美国战略围堵时陷入被动，暴露出其商业决策中对国家利益的漠视。港澳办罕见转载《大公报》社论痛批“背叛民族大义”，恰恰揭示了所谓“纯商业行为”的政治实质。

四、资本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再平衡

当前全球化的退潮，正迫使企业重新审视自身角色。李嘉诚家族在欧美抛售基建资产的同时，却将最具战略价值的港口售予美国资本，这种“东守西攻”的策略选择，与日本三菱、韩国三星等财阀在危机时刻与国家共进退的姿态形成鲜明对比。当《香港国安法》明确将“危害国家安全”纳入规制范畴，企业若仍以“私产神圣”为盾规避责任，不仅会撕裂社会共识，更将动摇“一国两制”的治理根基。

历史的吊诡在于，那些高呼“商人无祖国”的资本，往往最依赖国家力量的庇护。当企业将短期套现置于民族长远利益之上时，所谓“商业理性”不过是精致利己主义的遮羞布。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理应包含对哺育其成长的母体社会的反哺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