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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967年一个昏暗的办公室中，李立三坐在桌子面前沉思了很久。手中握着的毛笔久久无法落下，墨水滴在纸上糊开了一大片。
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但眼下的他确实是无法再忍受现实的困境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向来铁骨铮铮的李立三，如今软的像根面条，再也没有力气挺起腰杆。
最终他还是写完了自己的遗书。写完落款“李立三绝笔”之后，他明白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再也没有更改的可能。
第二天一早，前来提李立三去会场批斗的小将们气势汹汹地走进了李立三的办公室，却发现他的遗体已经僵硬了。
毛主席拿到了李立三的遗书，其中有一句粗黑的大字：“我没有叛国。”这是李立三对他罪名最后的回应。
李立三究竟有没有叛国呢？
立三路线李立三也是湖南人，1898年出生于醴陵，小时候家里人怕孩子难养活，就给他取了个贱名叫李风生。
李立三这一生改过太多的名字，真正地贯彻了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只要为人民服务，叫什么名字根本不重要。
李立三的父亲叫做李昌圭，在大清朝末年考上了秀才，虽然在考取举人的路途上失败了，但还是能够算作一个有文化的读书人。
于是醴陵县当地的中学就聘请李昌圭去当老师。这也为李立三接受教育提供了途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李立三长大之后没有一直在学习这条路途上走下去，而是为了照料家庭在1918年参加了程潜的军队。
军需官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人长得机灵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就把他留在了师部当作一个文书干员。
也就是这段经历为李立三未来的发展培养出一项极为稀缺的技能——破译秘密电码。在读书识字都尚未普及的年代，能够掌握破译密码的技能，对李立三未来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919年，李立三从军队离职，加入了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行列。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这一批学子，回国之后都成为了建设祖国的精英栋梁。
更为关键的是，其中诞生了一大批我党的骨干力量，不少人未来都成长为了我党的核心领袖。
1921年回国之后，李立三立刻加入了党组织，并且和毛主席一同前往安源组织矿工同志们进行斗争。
在安源的时候李立三名叫李隆郅，毛主席拿他打趣道：“你这名字也太难念了，工人兄弟们每次跟我提到你，都只说李领导。”
李立三意识到难念的名字已经影响到了他进行革命工作，便让毛主席给他改个名字，最终就改成了李能至，寓意一定能到达革命成功的结局。
可是这样两位关系亲密的革命战友，最终却还是分道扬镳了。1930年的时候，中原大战爆发了。原本主持中央事务的瞿秋白和周总理都出国了，中央工作就由李立三出面来负责。
李立三骤然掌权之后，突然犯了左倾错误，认为革命已经到了建立政权的伟大时代。他不顾共产国际的反对，强行发动武汉、南京和上海的运动，并命令红三军攻下长沙，建立苏维埃政府。
电码生命线当时我党的形势其实并不乐观，根本还没有达到长到明面上和国民政府正大光明打擂台的水平。
占领长沙以后，国民党立刻做出反应，派出大军包围了长沙。红三军及兄弟部队根本无法抵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没过多久就不得不从长沙撤出。
事件并没有在此止步，恶劣影响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严重。国民党收复长沙之后，立刻开始对其余地区的我党根据地进行扫荡打击。
洪湖、右江等地的根据地先后被分分摧毁，作为运动发起点的武汉与南京等地更是遭到了针对性破坏打击，党组织全部瓦解，组织工作近乎停摆。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共计有十一个省区的我党机关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毁，我党的工作瞬间受到重大打击。
为了挽救这种情况，瞿秋白紧急回国，取消了李立三对中央工作的领导。李立三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向全党同志多次进行深刻反省，他得到了大家的原谅。
同志们也都明白，他只是一番好心办了坏事，并不是两面心思的反面派，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党组织的叛徒，颠覆党的活动。
犯了错误之后，李立三就开始负责对外宣传事务，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直到1934年，需要李立三发挥作用了。
1934年，共产国际和我党上海局之间的联络突然中断了，失去共产国际的领导之后我党的部分领导人慌了神，组织工作一时间陷入了动荡之中。
于是他们立刻派李立三去阿拉木图建立地下交通站，试图重建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李立三先后带着两批同志前往阿拉木图，随身携带着电台和他亲自编写的密码本。
可是当时情况非常复杂，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都在执行各自的任务，李立三在陕北苏区没能找到他们。而中央红军又正在长征，更是难以联络。
为了让各个部队串联起来，李立三先后派遣闫红彦、刘长胜和林育英携带电码回国，终于是赶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重建了党组织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一封遗书1935年秋天，李立三又被派到了莫斯科。虽然他认真承认错误，同志们也表示了谅解，但他已然是被排除在了党的权力核心以外。
让他在紧急关头干一些工作，为党组织做贡献，这当然是应有之义。可并不代表之后会恢复他的核心领导权力。
去往莫斯科之后，他进入国际工人出版社负责中文刊物的出版工作，成为了一个思想文字工作者。1936年，他爱上了一名俄罗斯姑娘基什金娜，两人结婚之后，基什金娜为他改名叫做李莎。
这个举动让李立三的政治生涯更加遭受打击。1938年2月，苏联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上门带走了李立三，紧接着就开除了他的党籍。
这对李立三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他在心理上本就无法从当年的失败中走出来，只希望靠自己的工作成果来换取大家的原谅。
结果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不过与爱人结婚，就会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
直到1939年11月，李立三才从监狱中被放出来。出狱之后，他自然也无法再领导出版工作，只能在出版社里当一个普通工人。
抗战胜利之后，郭沫若来苏联访问。李立三找到他，哀求道：“郭同志，我已经忏悔了许多年，让中央同意我回国吧。我想建设新中国，这是我毕生的夙愿啊。要是身份敏感，我可以以党外知识分子的身份干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郭沫若闻言吃了一惊：“中共七大把你选为中央委员了呀，怎么会是党外知识分子呢？”
李立三也是大喜，原来他没有被党组织放弃。次年他就回国担任东北军区的对外联络部长。
可是命运太喜欢和他开玩笑，1967年那场风波刚刚兴起，李立三就被卷了进去。
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苏联，错过了整个党组织奋斗的时期。回国之后又在东北负责和苏联的外联，他身上的苏联底色过于浓厚。
以至于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他就被文革小组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作为打击他的借口。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终于受不了生活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最终所留下的，也只有一封遗书罢了。
结语
李立三在遗书中言辞非常恳切，他如以往一样，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如今我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我无法替自己辩护。但是我从没有里通外国，希望中央能调查清楚，还我清白。”
1980年，在逝世十三年之后，李立三终于得到了中央的官方平反，恢复了名誉。而他的妻子李莎，也一直留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直到2013年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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