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南战役结束之后，我们抓住敌人调整部署的间隙，拉到临沂附近休整了半个多月。
巧妙"声于南"
敌人在鲁南战役中尽管损失了5万多人，但是他仍然打肿脸充胖子，再一次弹起"共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的老调。不过这次弹这个调子的不是别人，而是其参谋总长陈诚。也不知道是由于偏见遮住了眼睛，还是有意撒谎，他竟大言不惭地说："国军部队虽略受损失"，但是"共军大势已去"。既然"共军大势已去"，他便妄想凭藉在兵力上暂时占有的优势，寻求与我军在临沂地区进行决战，企图就此一举歼灭我华东部队的主力。为此，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他精心拟制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准备以八个整编师（相当于军）外加三个军的兵力，组成两个突击集团，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我军实施夹击。南面的八个整编师，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从陇海铁路向北推进。北面的三个军，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从胶济铁路向南推进。南北对进，求歼我军于临沂地区。为了切断我山东部队和晋冀鲁豫部队之间的联系，阻止相互配合，他还把王敬久集团所属的第五军和三个整编师，从河南、河北调到鲁西南地区，随时准备加入临沂会战。计划确定以后，陈诚煞有其事地训诫部下说："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副慷慨激昂、誓死不二的样子。
一开始，我们也确曾准备在临沂地区和敌人打一仗。当时的考虑是，通过和敌人来回周旋，努力寻找机会，一旦发现哪股敌人突出了，就加以围歼。所以，在部队中深入进行了打大仗的思想动员，还提出了一个"爬山头"的口号，要求大家以爬山头的精神打好这一仗。这个口号提出以后，部队中迅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爬山头"的热潮。大家纷纷订计划，表决心，要为"爬山头"作贡献。我有个很要好的战友，名叫季中元，是三 O 团七连的党支部书记。他原来是地方干部，解放战争爆发以后，积极报名参军，带领一批青年来到我们部队。到了部队以后，很快适应了军队的生活，而且逐渐学会了打仗。他战斗勇敢，工作认真，能吃苦耐劳，待人也非常诚恳。虽然刚20岁出头，但是考虑问题却很仔细、周到。所以大家都很尊重他，愿意跟他多来往。听说要打大仗了，他非常兴奋，为了相互鼓励，特地送给我一张照片，还在背后写了一段充满激情的话。他这样写道："阮武昌同志：我们面临着胜利，在胜利的道路上存在了一些困难，党号召我们鼓起一把劲，来完成上级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同志，把我们的一切献给伟大的时代，为自己的事业，为人民立功！在革命的斗争中祝你健康！弟季中元。1947年2月8日于鲁南。"从这一段出自肺腑的话里，清楚地看到季中元同志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同时也反映了大战前夕指战员们决心爬过山头的共同心情。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珍藏在身边，经常拿出来看看，作为一种鼓励和鞭策。即使后来经常在大风大雨里行军，以及多次游过大河，都非常注意加以保护，没有让照片遭到污损，一直很好保存到今天。然而不幸的是，季中元同志后来在淮海战役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张照片也成了他留给我的永远的纪念。
再说虽然我军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敌人接受以往的教训，一直采取齐头并进的队形，就是不给我军分割的机会。
好在与南面的情况不同，北面一路敌人为了赶着到临沂参战，却急匆匆地从胶济铁路南下，大部队已经前出到了新泰、莱芜一线。
我们在南面苦苦寻找战机但不可得，北面的敌人却主动把战机送上门来。于是华野首长果断改变部署，并马上报告中央军委，在得到批准以后，决定放弃临沂，以最快的速度转移兵力，北上莱芜，求歼李仙洲集团。这一决策的改变，堪称一着高招。其高明之处在于"随机应变，出其不意。"敌人怎么也想不到在临沂和莱芜两点之间的距离那么远，又隔着重重大山的情况下，我军会走这么一步棋。更妙的是，为了迷惑敌人，不让敌人发觉我军新的战略意图，华野首长还采取了以下四个措施：一个是2月6日在临沂东南的白塔埠地区，发起了讨伐叛军郝鹏举部的战斗。通过这一战斗，让敌人误认为这是我军为鲁南决战作的一项重要准备，甚至认为我军消灭郝部之后，下一步有可能向东攻击海州之敌。郝鹏举部原来是国民党的军队，1941年投降日军。1945年日本投降时，被蒋介石收编为新编第六路军，郝被任命为总司令。1946年1月，郝率部在台儿庄起义，投奔我军，被我军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1947年1月，他看到蒋介石气势汹汹地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吓破了胆，又马上叛变革命队伍，投奔蒋介石。为了邀功请赏，他还丧心病狂地把我军派到该部去工作的新四军秘书长朱克靖等同志抓起来，押送到南京，被蒋介石杀害。郝再次投蒋以后，该部又被蒋介石编为第四十二集团军，郝也被任命为集团军总司令。对这个坏蛋，其实即使不是为了迷惑蒋介石，由于他的反复无常，作恶多端，早晚我们也是要把他给收拾掉的。现在决定打他，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并且成了莱芜战役的一个插曲。除此以外，再一个措施是留下两个纵队在临沂附近和敌人纠缠，使敌人造成我大部队仍在临沂一带的错觉。第三个措施是以部分地方武装进逼西面的兖州，并且大张旗鼓地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同时还在黄河边上征集渡船，目的是当敌人一旦发现我大部队已经不在临沂的时候，再以这种假象又一次迷惑敌人，使敌人产生第二个错觉，即认为我军准备越过津浦铁路，渡过运河和黄河，去和晋冀鲁豫的刘、邓大军会师。第四个措施是命令我渤海地区的部队，暂时不要采取战斗行动，以免惊动了莱芜的敌人。总之，采取多种办法，让敌人误认为我们正一门心思地准备在鲁南和他们进行一场决战，而不朝莱芜方向去考虑。
一路好风光
2月10日我们兼程北上，直奔莱芜。临沂到莱芜有300多里路，沿途刚好穿过连绵不断的沂蒙山区。走山路，道路崎岖不平，遍地乱石，人特别容易累。尤其上山的时候，一步一步往上爬，人往往累得喘不过气来；而下山又由于不容易控制住身体的重心，以致常常滑倒甚至掉下山沟。人们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其实上山并不容易，而下山确实更加困难。但是走山路也有个好处，就是高耸的山峰和茂密的树木，有利于部队隐蔽行动，即使是大白天，敌机也不容易发现我们。更何况沂蒙山区的景色很好，沿途可以边走边看，从而减轻一点疲劳。有首歌曲专夸沂蒙山的风光，它一开头就说："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好风光……"的确如此，名不虚传。一路上只见那一座座巍巍大山，耸入云端；一条条潺潺流水，清澈见底；一片片浓密的树林，遮天蔽日；一棵棵扎根石缝的山花，傲然挺立。所有这些，让人看了之后无不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由衷赞叹祖国山河之美。而到了夜里，那一声声从草丛中发出的忽高忽低、时响时停的虫鸣，以及那一栋栋影影绰绰散落在山沟里沉睡的农舍，更加引人入胜，使人感到四周是那么的深邃和静谧。可惜，我们紧急任务在身，每天不但要赶路，还要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间，抓紧进行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因此实在顾不上去仔细欣赏这些如诗如画的美景。我们报社的几个同志，由于夜里要跟着连队一起行军，白天要着出报纸，因此睡眠时间更加少，以致行军时一路上迷迷糊糊，尽打瞌睡。有时撞上了路边的大石头，有时差点走到山崖的边上。尽管这样，大家每天仍然一步不落地跟着大部队一起到达目的地，而且一期不拉地把报纸送到战士们的手里。
顺利"击于北"
2月15日，我军主动放弃临沂，蒋军趁机进驻。这时，国民党军队方面，对我军下一步的动向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判断。坐镇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认为：临沂并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就被他们占领，说明我军是有意放弃，并有改变作战方向的可能。他生怕成为我军下一个打击的目标，便自行作出决定，把部队向北撤了一步，从新泰收缩到莱芜及其以北地区。这下，刚冒出来的头又缩回去了！获悉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大家都非常着急，因为眼看着难得到手的战机一下子又丢掉了！于是，有同志主张放弃原来的作战方案，赶紧另作打算。有的则具体建议在胶济铁路上另外找个敌人打一下，虽然战果可能没有原来的大，但总比完全没有强。幸好！蒋介石和陈诚中了我们的计，他们的判断和王耀武相反，认为我军放弃临沂，正说明我军伤亡惨重，无力再战。同时，他们根据其空军侦察到的我军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和在黄河边上集结船只的情况，认为我军下一步很有可能退到黄河以北去。基于这一判断，对王耀武擅自后撤部队非常不满，命令他立即把部队往回拉，迅速赶到鲁南参加会战，以免我军跑掉。王耀武虽然心里直打鼓，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硬着头皮又把部队重新拉到新泰、莱芜一线。蒋介石这一瞎指挥，把战机又重新送给了我们。
当时，我们部队正走到距离莱芜还有两、三天路程的途中，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立即加快步伐，力求尽快赶到作战区域，免得敌人在判明我军真实的战略意图之后再次收缩。为了隐蔽前进，部队不能走大路，只能走山间小道。而山沟里的路本来就比较窄，因此，这时候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挤满了人。不但有我们四纵的，还有七纵和其他兄弟单位的；不但有部队的，还有支前民工；不但有人员，还有骡马和担架。大家肩并肩地形成几路纵队，迈开双脚匆匆忙忙往北赶。路上，有好奇的同志时而还侧过脸，边走边问身旁的战士："同志，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或者大声向民工们道一声："同志，你们辛苦了！"此刻，沂蒙山崎岖不平的小道上，人欢马叫，好不热闹！
也是在这次行军路上，我还碰巧遇到了一个老同学。一天下半夜，几支部队同时在一个山洼里休息。我看到旁边队伍里有一帮青年男女，坐在那里一边休息，一边交谈。无意间，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女同志的声音，她就坐在我右面不远的地方。这时，我一边侧耳细听，一边睁大眼睛仔细观看。淡淡的月光下，突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再看看，原来是她！如西中学的老同学石含璋！分别两年多，想不到在这里碰到她。我赶紧走过去跟她打招呼。她一看到我，自然也是非常的惊奇。匆忙之间，两个人相互简单讲了几句各自的情况。我只记得她告诉我，她在一个什么学校学习，他们学校正准备向后方转移。刚说到这里，我们部队站起来要继续行军了，我们俩短短几分钟的见面和交谈，只能到此结束。由于时间太短，连各人的通讯地址都没有来得及留下来，便又匆匆分手。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有人告诉我，她在国务院财政部工作。一次，我因事去北京，才在她家里再次看到了她。那天，两个人谈起那年夜里在沂蒙山沟里短暂的见面，回想起当年那种艰苦而愉快的岁月，都感慨不已！
再说，经过如此紧张的行军，2月20日以前，各路大军先后到达指定的集结位置。
2月20日下午1点，战役首先在莱芜北面打响。之所以先从北面打起来，因为我军得到一个情报，说是敌人在胶济铁路上的一支部队，当天下午3时左右，要南下莱芜，与那里的敌人会合。于是华野首长决定：由先期部署于胶济线上的八、九两个纵队，在博山地区设伏，负责歼灭这股敌人。并且命令两个纵队在战斗结束以后，随即在这一带构筑阵地，就地进行防御，以切断莱芜之敌的退路，同时阻击可能从胶济铁路上向南去增援莱芜的敌人。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不料，这股敌人不是下午3点，而是提前于下午1点通过博山，因而战斗提前打响。这样一来，我军的行踪就提前暴露了，以致驻在莱芜东南面颜庄的敌人，因为害怕被我军歼灭，马上撤离颜庄，收缩到莱芜去了。本来按照预案，待到天黑之后，我军的其他各路纵队，将分别对莱芜周围的敌人发起全面进攻，我们纵队负责攻打颜庄。但是由于部队在行军时和兄弟单位挤到了一条路上，造成道路拥堵，行动不畅，结果耽误了时间，没能提前赶到颜庄，从而让颜庄的敌人趁着这段间隙跑掉了。这真是"计划计划，赶不上变化"。通过这件事情说明，战场上的形势往往千变万化，出乎人们的预料，因而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虽说办其他事情的时候，也会碰到变化，但是一般说来，变化的可能性不如打仗那么多；其造成的影响，也不如打仗反应得那么快；其产生的后果，更不如打仗来得那么明显、巨大。因为打仗时一旦遇到情况变化，如果又处置不当的话，有时便会影响到战争的胜负进而影响到整个大局。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军人特别是军队指挥员，肩负的责任和承受的压力，就不同于其他人员。也因此，注意及时掌握情况的变化并正确予以应对，就显得特别重要。
好在兄弟部队都提前到达了指定位置，因而成功地于当天晚上把莱芜的守敌，包括下午刚从颜庄逃过去的敌人，统统包围了起来。同时，第二天凌晨，八、九纵队也把路过博山的敌人，全部予以歼灭。这样，这次情况的变化，对战斗的进展没有带来多大的影响。
我们纵队在颜庄没有打成，随后奉命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攻打莱芜。经过20至22日三个晚上的连续战斗，莱芜外围的敌人被我军全部消灭，莱芜成了一座孤城。于是华野首长决定，23日夜，集中全力对莱芜城发起攻击。
此时，困守在莱芜城里的李仙洲，在我大军的围攻之下，眼看既固守不了，又待援无望，不得已决定孤注一掷，向北突围。而蒋介石到了这个时候，也别无他策了，只好批准李仙洲提出的突围计划，并且命令其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亲自驾驶飞机，在空中指挥飞机轰炸、扫射，掩护地面部队突围。
敌人的这个决定，对于我军来说，可谓求之不得。道理很简单，因为攻击运动中的敌人，较之攻击坚守在工事里特别是城市里的敌人，无疑要容易得多。为了进一步促使敌人突围，华野首长还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一方面把莱芜的东、西、南三面像铁筒似地围得紧紧的，另一方面故意在北面留出一条路，让敌人去突围。为了更加保险起见，华野首长甚至提醒我们攻城的部队，在敌人没有完全离开莱芜城之前，不要急于进城，免得敌人再返回城里，逐街逐巷地凭险抵抗。当然，纵是为了擒，网开一面是为了诱使敌人往我军设置好的口袋里钻。对此，敌人不会不知道。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他如果要想突围，只有往北走这一条路。出于无奈，他只能把死马当作活马来医，选择向北突围这条路。
23日早晨，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从北门蜂拥而出，开始突围。出城才走了20多里路，便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当其后尾部队完全离开了莱芜城，全军行进到一片无险可守的开阔地时，我位于敌正面的部队立即收紧口袋，使敌人前进不得；而攻城部队也立即跟着进入莱芜城，并把北门关得紧紧的，使敌人后退不能。随之，我军从四面八方对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的5万多人马和各种各样的辎重，被我军压缩在一块大约只有两平方公里左右狭小的区域里，动弹不得。其时的蒋军，就像是一大群鸭子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头碰头，脚碰脚，拥挤和混乱不堪。我军的一发炮弹落下来，敌人倒下去就是一大片。
接到敌人突围的情报之后，我们团立即以最快的速度追歼逃跑的敌人。当时已经担任四连副连长的吴必和同志，带领部队朝敌人逃跑的方向猛打猛追。他身体比较瘦，跑得特别快，一直走在全连的前面。追着追着，他把大伙儿远远地甩在了自己的后面，孤身一人钻到敌人大队人马当中去了。面对身前身后的敌人，他左右开弓，端着冲锋枪不停地朝四面扫射。打得正激烈的时候，突然一把刺刀从他的身后刺过来，刺中了他的臀部。他忍住疼痛，迅速转过身举手就是一枪，撂倒了那个敌人。这时，又一个敌人从正面刺了过来，看来是个老兵，动作很熟练，先是一刀把他的脸上划了一条口子，紧接着又是一刀刺中了他的臂膀。当敌人收回枪准备第三次出手时，吴必和先敌一步，一枪把这个敌人也撂倒了。这时，他身上已经多处负伤，浑身是血，但还是左冲右突，勇敢地孤身奋战。后来，为了迷惑敌人，他干脆把帽子扔掉，光着脑袋战斗。因为那时候我军服装的颜色和敌人服装的颜色差不多，都是灰色的，只是帽子上没有帽徽。拿掉帽子以后，敌人一下子就分不清敌我了。就这样，他又在敌人堆里战斗了一阵子，打死打伤不少敌人。战斗结束以后，当全连同志一个个满身背着缴获的武器，高高兴兴来到集合场时，发现少了副连长。大家非常焦急，到处寻找。这时候，突然见他像个血人似地押着几十个俘虏从西面来到集合场。见他一身都是血的样子，大家都很担心，可是他却若无其事，反倒是问起连里其他同志的情况。战后，他被评为战斗英雄，纵队首长还授予他"铁人"的光荣称号。从此，"铁人吴必和"的美誉和故事便在部队中广为流传。
在我军各个攻击部队的猛烈攻击和阻击部队的坚决阻击之下，妄图突围的敌人被我全部歼灭。战斗中，六纵在莱芜北面负责阻击向北逃跑的敌人。他们发扬英勇顽强的作风，在一个叫作吐丝口的地方，坚决守住了口袋的口子。不但为兄弟部队全歼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自己也抓到了大量俘虏，缴获了很多武器。六纵在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时打了个消耗战，这次他们重振雄风，战果辉煌。
这里还有一个情节很有意思，值得一提。敌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是个富有爱国情怀的军人，他一贯主持正义，反对内战，因此长期和我们党保持着秘密的友好关系。战役开始之前，华野首长特地派了一位领导同志秘密赶到他的军部，和他商量战役中如何配合行动。研究时，大家自然首先想到由他带头在战场上举行起义。但是考虑到下面的几个师长思想比较反动，这一招估计难以成功。同时还考虑到他的再下一步的行动，也就是为了更为长远的打算，于是决定采取另外一个方案。突围战斗一打响，他带了几个亲信，悄悄离开部队，到另外一个地方隐藏了起来。在此紧要关头，他这一走，部队因为群龙无首，自然陷入了极其混乱的状态，一个军由此也就失去了战斗力。这样，我军没有费太大的劲，便较为顺利地歼灭了全部突围的敌人，结束了战役。更有意思的是，他离开部队以后，在我方派去的人员的保护之下，又再入虎穴，经青岛回到南京。并且通过事前编好的他是如何"逃出"我军包围的说词，什么"孤身突出包围圈"呀，什么"路上扮成乞丐一路乞讨来到南京"呀，等等，竟然使蒋介石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称赞他是孤胆英雄，从而在敌营再度发挥了一段时间的作用。直到后来引起蒋介石特务的怀疑，才不得已离开敌营，于1948年经由香港到达北京。1950年他实现了一生的追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后来人们称他为"隐形将军"，还把他的故事编成电视剧，在全国广泛播放。
到23日的傍晚，所有企图突围的敌人，全部被我歼灭，战斗胜利结束。下午，我和几个同志从战场上返回团部驻地的时候，在敌人的一辆汽车旁边，看到一摊洒在地上的大米。好久没有吃到大米饭了，嘴巴挺馋的，便随手抓了几把放在口袋里带了回来。晚上，报社的几个人"开小灶"，把大米煮熟吃了。尽管有一股汽油味，又没有菜，可是大家仍然吃得津津有味，兴高采烈。有个同志还开玩笑说："这可真是'大米煮饭，没菜也中'了。"
从20日下午开始，到23日下午结束，我军仅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歼灭敌人一个绥靖区的前方指挥部、2个军部和7个师，总共560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当场被我军活捉，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在侥幸逃出战场几十里之后，还是当了我们的俘虏。博山、益都等十三座城镇获得解放，大片解放区连成一片。
莱芜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我军广大指战员的斗志，增强了胜利信心。特别是通过这次战役和此前取得的一系列的胜利，指战员们对毛主席的运动战思想理解得更加深刻，集中统一的观念进一步增强，一度普遍存在的因为对北撤不够理解而产生的埋怨情绪，从此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战役结束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嘉奖参战的全体指战员，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
而敌人和我军相反，经过这次战役，力量大大削弱，士气更加低沉。为此，战役结束的当天，蒋介石就气急败坏地坐飞机赶到济南，去收拾残局，给部队打气。本来这次战役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他决定的，按说他对失败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可是他却一点不作自我批评，相反一味责怪下面。一到济南就大骂王耀武失责，李仙洲无能。结果大家不但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一丝安慰，反而挨了一顿训，以致怨气更深。后来，据说王耀武心有不甘地说："5万多人，不知不觉三天就被消灭了。老子就是放5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尽管他这话说得不够文明，但也说出了部分事实。因为真要是把5万头猪放在那里，三天之内还真够我们抓的！不知道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他话里指责的是不是李仙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李仙洲又该把责任推给谁呢。特别是一年半之后，他在负责守卫济南时，尽管地形比莱芜更加险要，工事也比莱芜更加坚固，但也只不过坚持了八天的时间，就把10万人马送给了我们。这个结果较之李仙洲又能好到哪里？充其量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由此可见，只要是大势之所趋，无论什么人，也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是阻挡和改变不了的。所谓聪明人，其聪明就在于善于正确地审时度势，不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事。
战役结束之后，我们部队拉到胶济铁路上的益都附近休整了一个月，总结经验，恢复体力。其间，全团还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表彰英模，庆祝胜利。那天晚上，几十个功臣胸前佩戴着大红花，站在主席台上接受大家的祝贺，显得非常的荣耀。自从上一年下半年由我们师二团首先开展的立功运动，经过延安《解放日报》的号召，在全军普遍推广以来，这是团里第一次召开庆功大会。我们团报也对英雄模范事迹作了大量的连续报道，要求全团同志向英雄模范们学习，再接再厉，多打胜仗。立功运动的开展，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创造，对于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战斗意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直到今天，无论军队还是地方，仍然都在坚持开展立功创模运动，表彰先进，弘扬正能量，有力推动着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建设。说起来，这应是得益于当年我们师二团的首创。
休整期间，我还到纵队政治部参加了由宣传部召开的全纵队团报编辑会议。这是纵队召开的第一次团报工作会议，也是我第一次到纵队部参加会议。会议由后来曾经在上海担任过副市长的杨凯部长主持。会上，大家认真学习了中央有关的指示，交流了各自办报的经验。我也汇报了我们办《向前报》的一些做法和体会，并得到了大家的鼓励。这次会议对我的帮助很大，使我提高了认识，开阔了眼界，从兄弟报纸那里学到了不少好经验。会议之后，《向前报》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进步，受到大家更加热烈的欢迎。回想两个多月之前，我们几个人对办报纸可以说是一窍不通。通过两个多月的摸索，也通过学习别人的好经验，脑子渐渐开了窍，报纸的质量不断提高。这一变化再一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
展览馆里"遇"战友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1999年夏天，我带着老伴和孙女，专程到一直深深怀念的沂蒙山区访问，还特地到莱芜参观了莱芜战役展览馆。由于是亲身经历过的战斗，自然看得特别仔细。当我看完一个展板刚刚转过身去看另一块展板时，眼前突然一亮！原来展板上贴着一幅吴必和同志的画像和有关他的事迹介绍。当时我非常的惊喜，马上告诉老伴说，这就是几次到我们家来过的韩必和。这时，在一旁陪同我们参观的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听我们议论吴必和，也很惊奇，马上问我怎么认识吴必和的？其事迹是不是这些？画像画得像不像？还问我知不知道他的通讯地址？现在和他有没有联系？因为他们很想要一张吴必和的照片。当我一一作了回答之后，老伴和展览馆的同志接着同时问我：他为什么一会儿叫吴必和，一会儿又叫韩必和？到底姓什么？是怎么回事？由于我曾经在四连担任过党支部书记，而吴必和同志当时是一排长，因而对他比较了解。当场，我便把他的身世简要地向他们作了介绍。
原来吴必和同志的老家在江苏省盐城县，他的父亲姓韩，是东海边上的晒盐工人。由于痛恨旧社会的黑暗，反对盐霸的欺压，很早就起来闹革命，并且秘密加入了我们党。后来因为身份暴露了，为避免敌人的追捕，被迫带着妻子和儿子，逃到皖南。但是最终还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了，而且惨遭活埋。父亲死后，他的母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带着幼小的吴必和，从皖南一路向东逃，最后逃到江苏省的昆山县。由于孤儿寡母，衣食无着，不得已母亲把他送给一个姓吴的渔民，这样便改姓为吴。直到他13岁的时候，我地下党派人把他从渔船上接出来，委托人加以抚养，从此才稳定下来，脱离了颠沛流离的生活。1940年他刚刚16岁，就报名参加新四军，上前线打鬼子。在战场上，他勇敢机智，屡立战功。莱芜战役中，更是孤身杀入敌阵，在身上多处负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因而获得了"铁人"的光荣称号。全国解放以后，他为了缅怀和悼念死去的父亲，重又恢复了生父的姓氏。
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和老伴听完我的这番介绍以后，都感动不已，而且对他之所以成为战斗英雄，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当场，我把韩必和同志的通讯地址告诉了展览馆的同志，返沪后我又给他去了封信，要他寄张照片给展览馆。现在想必他的照片早已代替画像，挂在原先的地方了。参观时，正在读小学的孙女看得很认真，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大家问她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她连说收获很大。展览馆的同志听了以后也高兴地笑着说："这次不光你们收获很大，我们展览馆的收获也不小。"
【阮武昌，江苏如皋人，1929年8月出生，194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底参加新四军，1945~1946年先后担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如西独立团政治处统计干事、新四军1师1旅政治队学员，1949年在23军67师201团先后担任政治处宣教股宣教干事、军士队副政委。他先后参加过盐城战役、高邮战役、苏中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1983年担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1989年离休后致力于新四军历史研究，并担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目前任该会名誉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