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王朝兴替，除了军事上的动员准备外，新兴政权所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重建法理，即找一个看似合理的推翻现政权的理由，让民众知道自己才是正统的延续。

粗略梳理，古代的“法理”（出兵借口）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吊民伐罪，替受苦受难的百姓主持公道；第二种是打出灭亡政权的旗号，如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打的就是宋朝皇室后裔的名义；第三种则是借口气数已尽，逼迫禅位，比如东汉和隋唐的灭亡就是以禅让形式落幕的。

《尚书·牧誓》曾记载了周武王在灭商前发布的动员令，其中也同样提到了纣王“俾暴虐于百姓”，看起来武王伐纣也是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号。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周武王口中的“百姓”跟秦汉以后的百姓概念是不一样的，商周时期的“百姓”一词衍生自“多生、百生”，也就是因母系传承的关系被纳入别家而成为异氏的后辈，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除王族外的其它宗族支系，并不是指代黎民百姓。

也就是说，武王伐纣其实还不算上是“吊民伐罪”，不仅如此，即使是“俾暴虐于百姓”这个出兵的理由，也是被周武王列为了最后一条。

周武王《牧誓》列举了纣王的多条罪状，其中排在首位的是“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翻译过来就是“纣王只听信妇人的话，对祖先的祭祀不闻不问”。

听信妇言并不是重点，因为商朝原本就有妇女参与政治的传统，比如商朝历史上著名的女战神妇好，不仅能带兵出征，还能代替商王武丁主持祭祀。所以，“妇言是用”只是因，落脚点依然是纣王不祭祖。

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商周社会，不按时祭拜先祖，的确是一件可以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事。但这件事不是由殷商王族，而是由身为人臣的周武王提出来，就有越俎代庖之嫌了。

殷墟的考古发现显示，殷墟末期，即帝乙、帝辛（纣王）时期出土的祭祀卜辞大幅减少，相应的殷墟末期的人殉数量也远不及武丁等商王在位时期，这固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也印证了周武王指责纣王不祭祀祖先的确有所依据，不是凭空捏造。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上文中的疑问，周武王作《牧誓》的目的是给自己“臣弑君”披上合法外衣，换言之，指责纣王不祭祖，在当时无论是商人还是周人眼中，必然有着普遍的认同，不至于发出“纣王祭不祭祖，关你个外人什么事”的质疑。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周人也好，还是反对纣王的其他诸侯方国也罢，对“纣王不祭祀祖先，所以我们有理由发兵问罪”这件事认为很合理呢？

1977年7月，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了6片有字甲骨，此后的近40年时间里，凤雏村、周公庙、扶风齐家村等地先后发现了刻字甲骨299片，虽然在规模上与殷墟甲骨不可同日而语，但因出土于周人根据地，还是为我们透露了不少关键信息。

编号H11:1和H11:112甲骨上分别有这样一段信息：“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刀阝祭成唐……”“彝文武丁，贞：王翌日乙酉其求□爯中，作武丁豊□□王〔受有祐〕”。

成唐，也就是商朝开国始祖商汤，这两片甲骨看起来是君王在祭奠先祖成汤、武丁和帝乙的，以祈求庇佑。按照殷商的祭祀礼仪，只有帝乙的儿子帝辛（纣王）才有资格祭奠这些先祖，莫非是纣王在周国举行了一场祭祖仪式？

这一猜测很快被推翻。

凤雏村同一地点发现的其它甲骨卜辞中出现了“衣王田至于帛，王唯田”（H11:3）“唯衣微子来降”（H31:2）以及“商王”“衣王”“克衣”（H11:3/4/26）等内容。

“衣”通“殷”，衣王也就是指代商王，“微子来降”指的是武王伐纣前纣王的庶兄微子启秘密与周结盟的事。这种语气口吻，显然绝非商朝的占卜用词。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从未出现“商王”“衣王”这种第三人称用法，直接称“王”才是对本族之王的称谓。特别是“衣王”和“王”两个主语出现在同一块甲骨上，更是说明，主持占卜的这位“王”，绝非“殷（衣）王”。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甲骨本身。周原出土的甲骨方凿、圆钻平底、字体细小，行文上既有自上而下左行，也有自上而下右行，完全不同于殷墟甲骨的左右对贞。

因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对甲骨上方的宗庙建筑木柱碳屑进行碳14测定，得出凤雏甲组建筑年代“早不过文王，晚不过康王”的推断。

而根据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楚简（《清华简》）记载：西伯侯姬昌在继位第42年时已自行称王，另据《竹书纪年》记载“帝乙二年，周人伐商”，这些记载与“克衣”等占卜内容相吻合。所以，周原甲骨只能是周文王以后的产物。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周武王呢？因为史书记载的很明确，周武王继位后并未称王，而是以“太子发”的名义发动灭商大战的，在商朝灭亡后，周武王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占卜“克衣”能否成功了。

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已经有了灭商意图的周文王，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去祭祀成汤、武丁、帝乙这些商朝先王，让这些商朝的先王保佑自己“克殷”呢？这不明显矛盾吗？

一种可能性是，周文王出于拉拢殷商贵族的政治目的，以祭祀殷商先祖来团结更多的反纣势力支持，增强周人的实力。

然而，甲骨卜辞的用途本身就否决了这种可能性。甲骨文并非记事文书，而是占卜用词，在占卜结束后即行掩埋，并不具备广泛传播性，这就限制了甲骨文内容只有贞人、王以及后世考古工作者才可能知晓。这跟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皇帝大张旗鼓地去拜祭朱元璋的目的有着本质区别。

在讲究“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商周时期，周文王作为周人的国君去祭祀商人的先祖，只能表明周朝王室与殷商王室同族。

看到这里，或许马上会有朋友提出质疑，周人不是夏人后裔吗？周王姓姬，商王姓子，怎么可能是同族？

其实，在夏商以及周王朝前期，不同姓氏并不一定绝对是异族，《史记》曾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同样，组成商朝宗系的，除了商王的子姓外，还有墨胎氏、宋氏、北殷氏、目夷氏以及姬姓。

姬之所以是姓而非氏，是由于姬姓和商王是母系血缘。这一点，殷墟考古发现的甲骨卜辞可以证实。

武丁卜辞有“妇周”字样，表明武丁的配偶中有来自周族的。

康丁时期的卜辞记载“其又姬，于妣辛”“辛酉卜，隹姬蚩，雨”。显然，在商王康丁的卜辞中，姬姓是被祭祀者，又曾祭祀殷王先母妣辛，说明商王先母妣考中有几位为姬姓。

而在武乙和文丁卜辞中，还会占卜姬人是否受害，“己卯卜，贞：王宾祖乙，爽妣己姬、婢二人”“辛丑卜，贞：王宾……姬无……”。

不仅如此，周王室的母族中同样有来自商王室的女子，《诗经》有云“击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此后周文王还娶了帝乙的妹妹为元妃。

可见，商周两个王室之间有着长达数百年的血缘姻亲关系，这让周文王具备了以殷商母族后裔的身份去祭祀商朝先王的合理身份。

这也解释了周文王祈求成汤、武丁、帝乙这些商朝先王保佑自己能灭商的矛盾。在周文王看来，自己才是受先王护佑的后裔，并祈求祖先保佑他的王室，而非纣王的王室。

考古发现也同样证实，在殷墟至西周中前期历史阶段，中原并未出现新的考古学文化，西周早期与殷商晚期遗址相比，除了带有地方特色元素外，并无本质区别。无论是周王室的墓葬形制还是青铜器器形、纹饰，均难以呈现周人与殷人为不同族群的特征。

直到西周第四任君主周昭王时期开始，随着宗法制度的完备，周王室开始强调殷周异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朝的文献把周王室塑造成了夏后氏的继承人角色，祭祀体系中也剔除了成汤、武丁这些殷商先王，补充了很多先周祖先，如弃、公刘、太王亶父。

至于殷周同源的历史史实，则被有意隐去了。而纣王的形象，也越来越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