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目前已被公认为夏朝中晚期遗存，原址还建起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2017年国家文物局的批复中，第一条内容便是“我局建议该遗址博物馆名称中不含‘夏都’”。而直到2023年12月9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专家常怀颖在回答二里头遗址性质时，依然采用的是“现在学术界大概率的认为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夏代晚期的都城”这种谨慎的说法。

事实上，国家层面并未否认过二里头遗址的王都属性。

根据考古学文化地层关系和碳十四测年的结论，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岗商文化，在商文化已经完整建立起下七垣文化（先商）、二里岗文化（早商）、殷墟文化（晚商）的发展序列前提下，早于早商且与先商同期，又是一座王都，那不是夏都又是什么呢？

问题的症结点在于，二里头遗址至今都没有发现能与“夏朝”建立关联的自证性材料，这也是国家层面在解读二里头属性时始终要加一个限定词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自证材料这么关键呢？

我们以殷墟为例。河南安阳的殷墟之所以能被毫无争议地认定为商朝晚期都城，除了历代史书都曾明确记载盘庚以后的商都在洹水以南的安阳外，最关键的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自称“大邑商”，所祭祀的殷商历代先王与史书记载的世系基本吻合。

但二里头遗址却缺少了自称“夏”或者能证明它与“夏朝”存在关联的出土物。

曾任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许宏教授，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既然说夏已进入文明社会，一个已经进入文明的复杂社会是绝不会与一单纯的考古文化相对应的。如果我们认可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这两个不同考古学文化同属于商王朝的文化，那么为什么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们共同体（商王朝）的文化？”

换一种说法就是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并不能直接反映王朝更迭。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明清两个朝代的鼎革是以1644年的甲申之变为界的，但这是史书给的界标。如果从考古文化变迁角度去观察明清两个朝代，我们会发现东北早在1616年就已经存在满文化，而1658年的云南依然受明文化的影响。脱离史书，我们很难单纯从考古文化中找到清朝建立的时间节点。

所以，在没有自证材料之前，二里头遗址依然存在两个极端的可能性：1.它是商都；2.它是一个史书没有记载的王朝都城。当然，从如今的考古成果来看，这两种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破局的关键，在河南南阳找到了。

2024年9月13日，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发布了河南南阳方城县八里桥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

从文化面貌上讲，八里桥遗址与二里头遗址高度一致，均发现了明显带有二里头文化典型特征的多网格城市布局、绿松石器以及陶器组合，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并且八里桥的文化内涵单纯，没有发现更早的遗存。

而从遗址性质来看，八里桥遗址与已知的郑州望京楼遗址、大师姑遗址同属于次级聚落，起着拱卫二里头中心区域的作用。同时，八里桥遗址还负责为二里头王都转运矿产资源。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之所以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鄩，两个重要的依据便是《国语》记载的“昔伊洛竭而夏亡”以及《战国策》提到的“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二里头遗址地理位置符合斟鄩所在。

那么，史书关于八里桥遗址所在区域又是如何记载的呢？

同样是《国语》言道：“有夏虽衰，杞、鄫犹在，韦昭注：鄫，姒姓，禹后也”。《世本》谓：“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这里的鄫，便是历史上的姒姓曾国，姒姓曾国的地望争议不大，历代史书均指向河南方城。春秋时姒姓曾国迁徙山东境内，后被莒国所灭。

如果我们把史书关于夏都斟鄩和少康之子曲烈封国曾国的地方分别与二里头遗址和八里桥遗址去比附，会发现一种近乎“完美”的吻合。

所以，或者史书关于夏都和鄫国的记载都是错的，二里头不是夏文化；亦或者八里桥是曲烈封国，证实二里头文化的确姓“夏”。

直接的证据出现在八里桥遗址出土的文字材料上。

早在1994年八里桥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就在八里桥遗址出土的2件陶盆残片上发现了“物象文字”，用于标明该器物的用途或归属，字形如同一个反写的字符“L”。

后经古文字专家蔡运章释读，该字符与商朝丁曲爵上的“曲”字相似，属于“曲”字最初形态。结合早前出土的曾仲斿父壶铭文上刻有“惠于剌曲（剌通烈）”，可知方城县一带的确存在一个姒姓曾国，始祖为曲烈，为夏朝君主少康少子。

既然八里桥遗址的属性得到了自证文字的确认，那么等级高于八里桥而文化面貌又一致的二里头遗址，自然也就与夏王朝画上了等号。

然而，南阳方城县八里桥遗址的考古突破，也带来另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Bug：年代。

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年代学和金文历谱的研究成果，推定夏朝始建年约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同时也主张二里头文化并不能代表整个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只是夏朝晚期都城。

1994年方城八里桥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简报中，考古工作者曾初步判定此次发掘的八里桥遗址时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几天前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又将八里桥遗址时代上推到了二里头文化二期。

但是，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绝对年代也只能到公元前1680年至前1610年，即便是取最早值公元前1680年，距离划定的夏始年公元前2070年还是相差了近400年。

如果八里桥遗址是少康之子曲烈的封国，那么跟大禹只隔了4代人5君主的少康，两者间却有400年时间差，显然是不合理的。

反过来说，如果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那么传到少康这一代时，无论如何也是无法下探到二里头文化一期（公元前1750年至前1680年）的。

事实上，碳十四测年专家张雪莲、仇士华，著名考古人刘绪、许宏，都认为夏朝始建年定的过早，这也是导致夏朝历史与考古发现出现一系列无法衔接的Bug的原因所在。

所以，南阳方城八里桥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恰恰说明二里头遗址是少康中兴后的文化遗存，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夏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王朝。而早于这个阶段的夏，并未脱离部落联盟的形态，这便是许宏教授所说的“早于二里头的一二百年里看不到王朝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