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随口说的相声段子，居然能给考古界带来“蝴蝶效应”。
事情是这样的，2009年12月，国家文物局认定安阳高陵墓主为曹操，但因诸多疑问没有得到合理解释，顿时引发了一众争论和质疑之声，有人指出安阳高陵其实是曹操“七十二疑冢”之一，并非真墓。
除了一众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外，相声艺人郭德纲也敏锐地从考古新闻中发掘相声素材，在2010年2月的天津相声专场中，郭德纲说“曹操墓里发现了一大一小两个头盖骨，大的是曹操的，小的是曹操小时候的”。
但这个段子经过网友传播后，演变成了出自某刘姓考古专家之口，以至于还引起不小舆论风波，很多不明所以的网友对考古专家口诛笔伐，吐槽他们说出如此不专业的话，这更是加剧了对曹操墓真伪之辩的质疑，给考古界带来信任危机。
虽然经过十余年的持续论证，曹操墓真伪之争已经趋于沉寂，但郭德纲段子对考古的意外“影响”却还在继续，因为郭氏“哲学”又在陶寺和石峁遗址中应验了。
位于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和位于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是龙山文化时期晋陕高原两处大型都邑，两处遗址虽然相隔500公里，但文化面貌却呈现高度趋同性。
两处都邑主要存续时间均大体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之间，根据考古发掘显示，陶寺和石峁在城市规划、结构、彩绘图案、祭祀、乐器等存在密切关联性。此外，陶寺中期遗址中还出土了明显带有石峁文化特色的玉器、鼍鼓、彩绘陶等。
石峁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略晚于陶寺文化，全盛时期约相当于陶寺中期偏晚，总体态势是石峁兴而陶寺废。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对石峁族群的古基因组（古DNA）研究后发现，石峁人主体为仰韶文化群体，直到龙山文化时期仍然保持了遗传结构的连续，石峁人群与位于黄河中游的陶寺人群的母系遗传联系最密切。
在还未进入夏纪年的五帝传说时代，陶寺和石峁是黄河流域两处国家文明的中心，学术界称之为“陶寺—石峁”双核心方国联盟。
然而，到了公元前1900年前后，陶寺古国遭遇暴力入侵，表现在城墙被毁，早期和中期王墓被毁，贵族遭到凌辱，一名女性甚至被入侵者从骨盆嵌入一根牛角折磨致死。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嫌疑群体是北方南下的石峁族群或其某一支分支，因为陶寺晚期遗址中出现了大量陶鬲。
那么原本亲如兄弟的陶寺和石峁两个古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陶寺和石峁究竟对应着历史上的哪个阶段亦或者哪个国家文明。
众所周知，在古史体系当中，早于夏朝的阶段，是我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时期，而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因其所处时代、内涵、规模和地理位置均与古史记载中的尧都平阳（临汾古称）契合，所以，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在内的众多学者都主张陶寺遗址是尧帝的都城。
在陶寺遗址发布会上，陶寺遗址发掘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何努曾强调：“经过对陶寺遗址40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我们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指向陶寺都城遗址为尧舜之都。”
但如果陶寺是尧都，那么它的同胞兄弟石峁又该是哪国呢？
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陶寺遗址前后存续时间长达400年，这表明，尧并非是某个个体，而是一个族群，这个族群的每一任首领都可称之为尧帝。所谓的尧舜禹禅让，并非是3位君主间的权力继承，而是3个不同族群间最高权力的此消彼长，如此才足以支撑起400年的时间跨度。
而事实上，陶寺遗址也的确发现了尧舜族群“禅让”的考古学遗存。
根据考古学文化分期，陶寺文化遗存被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陶寺文化早期时典型陶器主要是釜灶、窄沿折腹盆、大口折肩罐，但到陶寺文化中期后，典型陶器却突变为双鋬手宽裆鬲、双鋬手甗等，与石峁趋于一致。
不仅如此，陶寺遗址中发现了早期和中期两处完全不同的王族墓地群，相隔300米，分属不同的茔域，且都使用到了陶寺文化晚期。
体质人类学专家张君和王明辉在对陶寺早期、中期两处王族墓地人群检测后发现，两者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这表明，陶寺早期王族和中期王族之间发生了权力更迭，但这种更迭并没有暴力色彩，所以早期王族墓地得以延续到了陶寺文化晚期。
结合上文提到的陶寺文化中期时，突然出现大量石峁文化典型器物，那么这一文化突变，刚好契合了史书记载当中的尧舜禅让。
但这里还有个问题没有搞清楚，陶寺遗址经历了两次政权更迭，分别是早期和中期的“和平方式”，以及陶寺晚期时的“暴力方式”，究竟哪一次才对应的是尧舜两族间的政权交接呢？
首先，从考古学文化序列角度观察，在陶寺文化出现之前，晋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与后来的陶寺文化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而在陶寺遗址出现以后，晋南地区突然出现了源自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猪骨随葬习俗。陶寺早期遗址出土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发现了同类器物。
这与《史记》记载的“帝尧者，放勋……初封于陶（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又封于唐（今山西临汾），故有天下之号为陶唐氏”十分契合。
其次，清华简《保训》曾提到“舜居鬲茅”的记载，上博楚简《容成氏》也记载说“舜居鬲丘”，也就是说，舜的族源地与“鬲”密切相关。在龙山文化时期，使用“鬲”作为典型器物的族群，地理范围在晋陕北部和内蒙古中部，这刚好也对应了陶寺文化中期出现大量石峁双鋬手宽裆鬲的考古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对陶寺遗址出土人骨锶同位素比值分析后发现，陶寺中晚期的先民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外来移民。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博凯龄从陶寺动物利用变化角度进而得出结论，陶寺中晚期外来群体的方向为西北。
综上，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以下结论：陶寺早期文化遗存对应的是尧，而中期文化遗存则对应舜。这与何努教授所主张的“陶寺不只是‘尧都’，也是‘舜都’。陶寺早期是尧的都城，中期是舜的都城”观点一致。
换言之，如果陶寺早期对应的是尧都，而中期时统治者更迭为来自北方石峁的舜，那么石峁古国的族属自然就与舜帝有关。
按照尧舜禹先后成为华夏主宰这个脉络推论，陶寺晚期时，暴力入侵陶寺古城并且无差别地捣毁早期和中期两个不同血缘体系王族墓地的最大嫌疑人是大禹的夏后氏族群。
但奇怪是，诸多考古证据已经表明，毁灭陶寺文化的是一支来自陶寺以北且以鬲为典型器物的族群，这与大禹所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乃至后来的二里头文化都不吻合。
上文提到，使用“鬲”作为典型器物的族群，地理范围在晋陕北部和内蒙古中部，但这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内蒙古老虎山文化、陕北石峁文化、晋中游邀文化族群都属于这一文化范畴。
那么毁灭陶寺的，究竟是谁呢？
根据高江涛博士对陶寺毁墓现象的研究显示，毁灭陶寺的群体带有明显的“政治报复”目的，他们并不针对整个陶寺古国，也不以掠夺财物为目的，报复的目标群体是陶寺早、中期的最高统治集团，而且能精准地找到陶寺早中期的王族大墓进行蓄意破坏。
那是不是就能首先把石峁人排除了呢？毕竟陶寺中期时以舜为代表的石峁人已经入主了陶寺，后续的石峁人没有理由对陶寺中期以后的王族大墓也进行破坏。
事实恰恰让人感到吃惊。
就在陶寺文化消亡之后，位于陶寺遗址西南的山西运城三里桥文化类型也被同样一股势力强势入主，最终融合成为东下冯文化，并向豫西与南方汉江流域扩张，豫西一带在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二里头一期文化（也就是目前普遍认知的夏文化）。
后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在石峁遗址大量出土的牙璋成为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二里头遗址二期3号宫殿建筑基址庭院内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形象与石峁龙几乎一摸一样。
根据二里头人群FST值配对发现，与二里头人群距离最近的是山东、山西汉族，辽宁、内蒙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陕西、青海的汉族和少数民族，这和古人类基因组专家提出的“石峁人群对现代北方汉族可能有更大的遗传贡献”结论吻合。
这也就意味着，摧毁陶寺的群体，极有可能就是二次南下的石峁人，并且这个群体取代了原本的尧舜联盟群体。从族源上，石峁人反而更接近华夏的直系祖先。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再次搬出郭德纲那段经典的相声段子：“你妈怀的是双胞胎，出生的时候死了一个，死的是你，你是你哥哥”。
我们试着代入一下：公元前2300年，陶唐氏在晋南建立了陶寺古国，而陕北一带则由仰韶文化时期北上的先民与内蒙古海生不浪文化族群融合后形成老虎山文化群体，此后，老虎山文化群体又在陕西榆林与部分来自山东龙山文化的族群融汇，最终建立了强盛的石峁古国。
到公元前2100年（陶寺文化中期）时，以舜为代表的石峁人南下入主陶寺，创立了“陶寺—石峁”双核心方国联盟。然而，到了公元前1900年（陶寺文化晚期）时，又一支石峁人南下，再次摧毁了本就由石峁人建立的陶寺中期政权（虞舜政权）。
所以，我们原本以为的尧舜禹的传承顺序，其实在虞舜时期，原本的“舜”就已经被另一个“舜”所取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