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研究，被誉为是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虽然我们考古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也开展了国家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但是萦绕在夏朝身上的谜团，却并未完全解开，甚至就连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也存在诸多的争议。

今天我们就来换个视角，看看日本学者眼中的夏朝究竟是什么样。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不止一次地论述过，就考古发现角度而言，夏朝只有半个，或者说被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

首先，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前后存续不过200余年，并不像《竹书纪年》记载的那样“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更达不到《晋书》所说的“夏年多殷”（夏朝比商朝存在的550多年还要长）。

其次，除了二里头遗址外，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600年这个夏纪年范围内，并没有另外一处遗址能够跟二里头遗址的规模以及影响力相提并论的。

曾任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许宏教授坦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一二百年的时间里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在论证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鄩的同时，也承认二里头只能算是夏晚期都城，“以王城岗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应是考古学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但是，王城岗遗址的绝对年代已经上探到了龙山文化时期，无论是从城址规模（面积30万平方米，仅有二里头遗址的十分之一），还是文化溯源来讲，王城岗遗址所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并不是二里头文化的直接源头。

事实上，河南龙山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泛称，比如同在崇山一带，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以深腹罐为主同时有鬲，而煤山类型则以鼎为主，毗邻的两者间尚且存在如此差异。

二里头文化日用陶器（代表下层平民）源自本地河南龙山文化中的王湾类型，但铜、玉、陶质礼器和丧葬习俗（代表上层文化），却呈现出多元性。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种结论：

结论一，二里头文化一期到四期，其实就是完整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也并不是夏晚期都城，而从始至终都是夏朝的王都。

结论二，夏朝脱胎于尧舜时代的天下万邦，所以在夏朝的前期，各地互不统属征战频繁的局面与龙山文化晚期并无什么不同，所谓的夏朝，可能只是万国当中的一个普通城邑。但在公元前1800年之后，随着各地龙山时代聚落城邑的社会大崩溃，夏族趁势崛起，从而建立了多元归一的王权政治。换言之，夏朝其实是两部分组成，一半是真正意义上的王朝，而另一半不过是对一个时代的统称（类似南北朝）。

但日本学者对夏朝国祚的判定，却更为激进。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学者冈村秀典从宫廷礼仪出现的时间作为切入点，认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始建的1号宫殿和2号宫殿以及配套礼仪性玉器的使用，预示着中国传统宫廷礼仪的建立，也象征着中国王朝时代的开始。

而至于夏王朝的终结时间，中日学者的观点则趋于一致，都认为夏商更替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因为原本象征王权的1号宫殿在二里头四期时遭到毁弃。

存在200余年的二里头文化共分为四期，其中第三期的时间是公元前1610年至前1560年，第四期的时间是公元前1560年至前1520年。其中，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根据偃师商城建立的时间，将夏商更替的时间点判定为公元前1600年。

换言之，从二里头1号宫殿始建年（代表夏朝建立）到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表夏朝灭亡），间隔不过10年，照这么看来，夏朝可能像秦朝一样短命。

而如果我们不考虑一个王朝覆灭后它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依然会继续延续数十年（遗民继续在原地生活）这个因素，把二里头文化的终结时间（即四期晚段）作为夏朝覆亡时间，那么从1号宫殿始建年到二里头文化结束，间隔也依然不到90年。

故而，以冈村秀典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早于商王朝的中国第一个王朝是相当短命的，从禹到桀有471年，《竹书纪年》的说法原本就令人难以相信”。

这时候中日学者的分歧就出现了。国内虽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始建年定的过早，但重新拟定后的始建年依然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950年这个范围内，并列举天文学推算的“禹时五星汇聚”（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作为依据。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中国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文化并非全部夏文化，并试图在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中找到相关证据，这跟日本学者所主张的夏朝始建年存在200年以上的差距。

那为什么日本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三期才象征夏王朝建立呢？

除了宫殿这个主要象征物外，日本学者还列举了以下几个立论依据：

第一，二里头1号宫殿建设了6000平方米的中庭，大约可容纳1000人举行朝会、祭祀等活动，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朝廷（朝，朝见王；庭，中庭）。围绕宫殿周围，建设有规整的长方形宫城，设置有供外臣进入的外朝入口和王室行政的内朝，意味着从这时候开始，二里头可以将许多没有血缘关系的部落集团聚集在一起朝见君王。

第二，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前，各类玉器主要出土于祭祀坑，而到三期之后，包括玉璋、玉刀、玉戈等玉器大量成为贵族随葬品，这也就意味着玉的用途从祭玉变成了端玉。诸侯觐见需要向君主献上玉圭，君主任命诸侯授予玉器，臣下朝见君主需要手持“笏”。这也代表着君臣礼仪的建立。

第三，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累计发现箭簇48件，而三期却突然暴增至209件，四期更是增加至249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东下冯一期、二期合计出土箭簇8件，三期突增至105件，四期则为108件，作战武器的暴增，与王朝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

可见，不同于国内学者善于从文献记载的整理研究和考古发现的比附去探究夏朝的王朝体系以及社会统治结构，日本学者更倾向于从生活方式和出土物的功能来重构夏朝的原像。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之初，国内学者曾围绕二里头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争论了数十年，直到二里头6公里外发现了偃师商城，考古工作者从二者出土陶器和宫城布局差异，最终判定二里头遗址为夏都。

而日本学者的关注点却在细节。他们发现，二里头1号宫殿室内有9个炉灶，并排列了8个烟筒，周围散落着很多烧焦的兽骨，认为夏人喜欢烤肉料理。而以偃师商城为代表的商人遗存中，却极少见到这种饮食方式，商人饮食以煮为主，故而大量出土了适宜用来烹煮的鬲。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是两个不同文化的族群。

当然，如果把二里头文化三期视作夏王朝的肇始，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大禹治水进而建立夏朝的立论也就不复存在。

日本学者认为，在中原，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稳定发展，洪水并不像以后的时代那样给人们带来严重打击，所以，夏王朝的建立并非因为对洪水的治理。

不过，日本学者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上古时期的大洪水事件没有发生。气象学研究显示，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中国北方就出现了因气温异常增减导致的洪涝。

而根据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张莉教授的研究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华夏民族遭遇了一次由洪水引发的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导致龙山文化时代形成的诸多人口聚落瞬间毁灭殆尽，聚落总面积缩小至龙山文化时期的21.45%左右，下降幅度高达78.55%。

但是，大灾难和二里头文化兴起之间，还存在着150年的时间差，和二里头三期之间更是有300年时间差。

既然夏朝存在，而大洪水也存在，哪又如何解释二者之间的这数百年的时间差呢？

如果按照日本学者冈村秀典的观点，夏朝的建立暂且不应该考虑洪水问题。但如果按照国内学者的观点，正是大洪水的到来，打破了原本以血缘为纽带各自割据的诸多龙山时代文化聚落，让夏族群能够成功崛起。

这就产生了两种可能，第一种诚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大洪水的到来，让夏人成为“获益者”，从众多互不统属的部落族群开始归附于夏族群，只不过，这时候的夏族群本质上与尧舜时代的政权架构并未太大差异，没有大规模的王都，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中心，直到中晚期时，才开始在伊洛平原建立稳定的根据地（二里头遗址）。

第二种可能，则是二里头原本就是完整的夏朝，至于龙山文化之后到二里头王权政治建立之间的数百年空白期，恐怕并没有任何国上之国政权建立，中国王权政治建设进入低谷期。

至于哪一种可能更接近真相，我们还需要等待包括早期夏都等更多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