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改朝换代无外乎两种途径：第一种是暴力推翻，第二种则是和平让渡。其中尤以第一种方式最为彻底和惨烈，并能直观地在考古发现中呈现。

夏朝之前的尧舜时代虽被儒家渲染为禅让制的圣王时期，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尧的都邑平阳（晋南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遭遇了大规模的武力侵袭，王陵和贵族墓葬普遍被毁，宫殿区发现了大量散乱的人骨，还有一具下体被插入牛角的完整女性尸骨。

从破坏者能精准找到王陵所在地，只破坏墓葬却不带走价值连城的随葬品来看，这些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政治报复，也就是断绝上一个政权的祭祀，从心理上让敌方彻底臣服。

绝祀行为可以说在我国历史上十分普遍和常见。周灭商时也曾有组织地开展了“以绝殷祀”的行动，周军在殷商王陵区和贵族墓葬区大肆盗掘坟墓、焚烧建筑。因此，在殷墟考古发现的诸多商王墓葬，都无一例外地发现了周初大规模破坏的痕迹。

所以，类似牧野之战这种王朝兴替的军事决战虽然不能在考古发现中直接呈现，但都邑的毁坏、王族墓葬的被掘，还是能让几千年后的我们从考古发掘中窥见改朝换代时的血腥与暴力。

那么夏朝的情况又如何呢？

根据史书的记载，夏朝的建立和灭亡，也同样是暴力革命的结果。“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有扈氏不服，启伐之。”

商汤在灭夏时，首先剪除了韦、顾、昆吾三个夏朝外围据点，之后调集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与夏桀战于郕、再战于鸣条，《墨子》还特别提到了商汤攻打夏都的情形“帝（商汤）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融隆（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

在夏桀败亡后，商汤还下令“一勿遗（一个不留）”，并意图“迁夏社（把夏都中象征王权的祭社迁走）”，以此来告诉天下自己成为了新的天下之主。这种做法后来在周灭商时同样被拿来效仿。

关于夏朝灭亡的记载，出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史官笔下，既有源自殷商后裔所作的《商颂》，也有来自魏国的《竹书纪年》、未经秦末战火的楚简《清华简》，还有墨家的著作《墨子》，这也就意味着商汤武力推翻夏朝统治，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

不过，考古发现却并不支持商汤武力灭夏的记载。

我们首先来看夏商鼎革的时间点。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商分界的时间点定在了公元前1600年左右，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古认识：

一是河南偃师一带分别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二者在文化面貌上不具有直接继承性，前者是典型的二里头文化中心居邑，而后者则是河北下七垣文化和少量山东岳石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影响所形成的考古学遗存。

我们都知道，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创造者必然是属于不同势力的族群，二里头文化的族群主体属于夏族群已基本是考古专家的共识，其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

而偃师商城是商族为主体创造的，这个也没有任何争议。根据北京大学AMS测年法得出的偃师商城早期宫殿和宫城始建年代结论，其建设时间不早于公元前1606年。

此外，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刘皓芳博士的研究也显示，二里头遗址出土人骨与偃师商城古人群母系遗传（mtDNA）关系较远。

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相距只有6公里，在前一个王朝都城近在咫尺的地方，存在一个敌对势力（或者叫非本族势力）的城邑，合理的解释就是改朝换代，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偃师商城宫城的建设时间作为了夏商分界时间。

二是二里头遗址自身所呈现出的由盛到衰的景象。得益于碳十四测年技术的进步，二里头文化按照陶器、礼器和大型建筑的变化，可以相对精准地划分为四期，分别是：

一期（前1750年-前1680年）、二期（前1680年-前1610年）、三期（前1610年-前1560年）、四期（前1560年-前1520年）。

从宏观视角来看，二里头文化在一期时面积为100万平方米，从二期开始规模逐渐扩大到了300万平方米，但到了二里岗早商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规模极速缩减到了30万平方米。

二里头文化从二期到三期阶段是兴盛期，这一时期，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大规模向外辐射，二里头所出土的典型器物在整个河南、晋南，甚至长江流域都有发现，但这些地区的典型器物却极少在二里头遗址出土，说明是二里头单向对外传播的结果，佐证了当时的二里头的确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但到了二里头文化三期、四期阶段时，二里头文化对周边的文化辐射停止，反而是冀南豫北下七垣文化的典型器物鬲、山东岳石文化的典型器物红陶篦纹深腹罐大量出现在二里头遗址当中。说明此时的二里头遗址已经丧失了对中原腹地的主导权，有大量商、夷文化因素涌入。

再从微观视角来看，二里头文化二期到三期阶段，新建了东西并列、由多重院落组成的大型宫殿建筑、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作坊和大量贵族墓葬，奠定了中国最早的“井”字形王都布局，处处呈现的都是王朝都城景象。

而到了二里头文化三期、四期阶段时，大型宫室建筑D3、D5遭到废弃，原本的宫城之内出现了大批普通居民文化遗存，这跟此前宫殿区的独占性、排他性、神圣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此时的二里头遗址已经从王都沦落为一般性城邑。

所以，公元前1600年左右，也就是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时，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二里头的地位都呈现出衰落的迹象，与夏商鼎革历史事件吻合。

不过，这种吻合却并没有任何军事暴力的迹象。

首先，二里头遗址从一期到四期，考古始终没有发现任何遭遇外部势力暴力侵袭的痕迹，不仅没有类似陶寺、殷墟那种王陵被盗掘的情形，也没有发现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妇女受辱的场景。被废弃的大型宫室建筑D3、D5，原因是D6建筑扩建而导致的自然更迭。

其次，二里头遗址在偃师商城兴建以后，城内人口进一步增加，服务于贵族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龙形器作坊仍在大量生产，且生产的青铜器具越发精良。

第三，二里头对中原腹地主导权的丧失，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并非是偃师商城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某一年，二里头就立刻失去了对中原腹地的控制。

就在偃师商城建设的同期，商族又在郑州一带建设了规模数倍于偃师商城的郑州商城。而直到郑州商城建成以后，原本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时兴建的夏王朝东部军事防御聚落新郑望京楼、荥阳大师姑城才开始仿造郑州商城的布局进行改造和重建，成为了二里岗商文化的聚落。

但即使是二里头遗址彻底丧失对中原腹地的控制权后，也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夏王朝统治的彻底终结。因为就在夏朝的另一个直辖地—晋南，依然存在着与二里头文化存在直接关联的东下冯文化。

据考古工作者考证，商王朝在通过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完成对整个河南的控制后，又在晋南地区新建了垣曲商城和东下冯商城。

不过，晋南地区的基层聚落中罕见二里岗早商文化的遗物，这说明，商朝对晋南地区的原夏朝聚落并没有直接控制和改造，而是通过建设军事据点进行包围监视。

显然，商朝对夏朝统治的全面取代，以偃师商城的新建为起始，以东下冯商城完成对晋南的掌控为结束，前后经历了至少十数年至数十年之久。

所以，单从考古发现角度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商汤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夏朝。事实上，二里头遗址也并未发现大量作战用的青铜兵器，已发掘的铜兵器不过30来件，而且主要是只有几厘米长的铜箭头，出土器物多数属于酒器和礼仪用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商汤灭夏是和平演变？

其中一个原因，是重大政治事件并不能在考古发现中有直接反映，而且考古学文化的变迁要比王朝更迭滞后的多。假设商汤在公元前1600年攻占了夏都，那么夏都都邑功能的丧失和文化面貌转向早商风格，可能要在碳十四测定的公元前1580后甚至更晚的遗存中才能体现出来。

但是，二里头遗址没有任何“暴力”的迹象，也是不争的事实，史书中关于夏商决战地“鸣条”的地理方位记载，也并不在伊洛平原一带，反而指向了晋南安邑。

这表明，商灭夏，是先占据了河南，而后才北上占领晋南，从而据有了夏朝全部故地。

同时考古发现显示，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是由下七垣文化漳河类型直接发展而来，其路径为濮阳南下，经滑县、长垣、杞县、鹿邑，继而西向进入中原腹地。

这一早商文化的传播路径，恰恰印证了上述结论。结合二里头一带未发现暴力迹象的考古共识，商汤在攻占中原腹地时，发生的战斗仅局限于豫东的葛国、郑州一带的韦国、荥阳一带的顾国、新郑境内的昆吾国这些外围忠于夏朝的诸侯据点，而与夏桀本族军事力量并未有直接对抗。

可能的推测是，夏桀在得知外围诸侯被扫清后，沿崇山西北太行山南麓通道逃亡晋南，故而，商汤对于二里头都邑王畿才没有采取主动全面占据的方式，而是就近营建偃师商城用于监视数量庞大的夏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