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是1910年汪精卫谋划刺杀清政府的实际掌权者、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后，在狱中写的一首诗。

当年的汪精卫还是个文弱书生，为了革命不惜慷慨赴死，这首诗读来是何其悲壮。

然而仅仅28年后的1938年，汪精卫便发表“艳电”公开投敌当了汉奸。

汪精卫从重庆出走时的职务是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虽然都是虚职，但就地位而言，俨然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

抗战期间，日军飞机虽然持续对重庆大后方轰炸了数年，但也没有有什么高官被炸死。

事实上，汪精卫在大后方既不缺钱不缺地位，更没有生命危险。

但从一个慷慨赴死的热血革命者变成一个卖国求荣的大汉奸，他为何要作出这种选择呢？

汪精卫

在国民党内论资排队，汪精卫比老蒋高许多。孙中山病逝后只有三个人最有资格接班，分别是廖仲恺、胡汉民和汪精卫。

前两人一个太左、一个太右，都到遭到对方阵营的反对，于是汪精卫便成了最大公约数。在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正式成为一哥。

汪精卫虽然有一哥头衔，但部队骨干是以老蒋为校长的黄埔系，日后老蒋通过黄埔系学生逐渐控制了部队。

1926，老蒋发动中山舰事件，汪精卫被迫下野出国治病，自此他在政治上再也没有赢过老蒋。发展到后来，老蒋内有黄埔系撑腰，外有小弟张学良呼应，汪精卫更没有机会撼动他。

当然由于汪精卫在政界拥有很大号召力，老蒋也离不开他，两人分分合合，斗争不断，但结果都是汪精卫处于下风。两人合时，汪精卫总以二号人物身份上台，负责政务。

汪精卫相对开明，将自己视为孙中山的传人。老蒋则偏向独裁，这是让汪精卫非常不爽的地方。两人几乎处于公开状态的斗争，老蒋也不得不防着汪精卫一手。所以，汪精卫虽然贵为二号人物，很多事情没有老蒋点头，他仍然办不成。

久而久之，汪精卫发现自己其实是个背锅侠，平时处处受制，出问题了都要他来背。比如长城抗战失败后，中国向日本求和，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舆论将此事怪到汪精卫头上，后来一个叫孙凤鸣的记者行刺，对汪精卫连开三枪。其中一颗子弹一直无法取出，也是导致他后来死亡的重要原因。

权力就像一剂毒药，政治人物一旦到了一定的地位，对权力便有无穷的欲望，他们内心或多或少有些自负，不愿做别的影子。汪精卫也是如此，可以说他与老蒋决裂是必然的事。

两个死对头

投日并不是汪精卫最开始的想法，他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推行的政策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甚至还认为在军事积极抵抗，才能在外交上有所突破。

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汪精卫也积极奔走支持19路军抵抗，虽然向张学良求援无果，但好歹从阎锡山那里要来一批手榴弹。

1932年7月，日军侵犯热河，汪精卫电令张学良出兵抵抗，但张并不买他的面子。为此汪精卫不惜与张学良撕破脸皮，发电报痛斥他不仅不抗日，而且不断向政府索取巨额军费，并要求与张学良一同辞职。

当然，最终因为老蒋偏袒张学良而不了了之。

直至1933年的长城抗战才使汪精卫心态彻底转变。前几次与日军作战是局部性战争，国民政府还未拼进全力，无法看出中日双方的差距。长城抗战，中国几乎是以举国之力与日军对抗，但最终结果仍是惨败。

汪精卫派心腹陈公博到前线观察，陈回来汇报后使汪精卫态度大变。他认为中国士兵不是不愿战而是不能战，在战场上往往还没看到敌人，就被炸死了。两国实力悬殊，抵抗下去只会白白牺牲。

此前汪精卫曾数此出国考察，认清楚了国际形势。国联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欧美袖手旁观，苏联虽愿意援助，但只是企图牺牲中国拖住日本。中国抗战只能靠自己，但靠自己又不是日本的对手。

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正面战场重大战役无一例外都以惨败告终，尤其是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中国几乎半壁江山都已沦陷。

这种情况更使汪精卫绝望，最终提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认为即使欧美和苏联都援助中国，能对日本造成一定麻烦。但“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汪精卫最能迷惑国人的言论是：“我们是弱国，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的目的也达成了。”

当今许多人劝东欧小国投降与汪精卫的言论如出一辙。

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看到了日本的巨大发展，潜意识里羡慕日本，尤其是长城抗战失败后，这种潜藏的仰慕终于被激发出来。用时髦的话说就是“慕强”。

日本和欧美同样压迫中国，但基于所谓的“同文同种就是兄弟”的观念，汪精卫内心更倾向于依靠日本对抗欧美。

汪精卫亲日，但他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是继承了孙中山的理念。孙中山曾在日本作过“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认为中日同文同种，是兄弟之邦，应该亲善。

但亲善是有前提的。一是日本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平等身份对待中国。二是要求日本国民谨慎选择做“西方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的干城”。三是孙中山所说的亲善是与日本国民亲善。

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被汪精卫曲解成“大亚洲主义”，强调“中日合作为解决东亚问题之核心”。

他所谓的合作是与军国主义政府的合作，两国要做到“外交方针一致、国防方针一致”“要联合那个，使两个国家一起与之为友，要对抗那个，便两个国家一起与之为敌”。

汪精卫幻想依靠日本人的力量复兴中国，从而打破欧美对中国的殖民压迫。所谓黄种人与黄种人联合，亚洲人与亚洲人联合，与日本人提出的“大东亚共荣”不谋而合，事实上就是当日本的傀儡。

另一方面，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大片土地沦陷，日本侵略者也对中国老百姓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在东北、华北扶持了数个伪政权和维持会。这些伪政权头目大多是北洋时期的旧官员、旧军阀，所谓的施政只不过是鱼肉百姓。

于是沦陷区的老百姓便成了汪精卫投敌的借口，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对国家对人民负有责任，要去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老百姓成了汪精卫的遮羞布，某种程度上能让他觉得投敌多了一些正当性，减轻思想包袱。

事实也是如此，汪精卫在遗书中对自己进行了美化。认为自己保全了沦陷的国土、保全了受苦受难的百姓、保全了被日军击溃俘虏的军人。

自己做好了，对重庆方面无害，自己做不好，则影响日军战斗力。战争结束后，他会把这一切都交归中央。言外之意，自己不但无过还有功。

当然，不论这他投靠日本的借口也好，是内心真心想法也罢，都无法改变投敌当汉奸的事实。

从以上三点分析，汪精卫投敌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政治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权力的欲望。跟个人贪图享受并没有太大关系，毕竟这些他在大后方或者直接出国也可以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