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后，在中央苏区先后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和中革军委中区分会。这些留守机构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01

拖住几十万“围剿”苏区的敌军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前夕，博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留守事宜，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领导主力红军撤离后中央苏区的工作。

10月13日，在瑞金云石山乡马道口村召开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留守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起初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5人组成，后又增加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

中央赋予留守机构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根据地。

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包括红二十四师和一些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

在长征部队离开中央苏区地域之前，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对留守机关和红军实施直接领导。

10月3日，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联合发出《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号召苏区群众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自由和土地，保卫苏区。中共中央于10月8日发出给中央分局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训令，中革军委还印发《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

毛泽东召集政府各部负责人召开“青山会议”，妥善布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的善后工作，并鼓励其坚持斗争的信心。中央纵队离开梅坑时，李德同项英进行彻夜长谈。红军主力南渡于都河之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通过口头、书面、电台等途径，同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保持着密切联系，对其工作进行指导。

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随后成立的中央军区，有效领导了接管防务、掩护大部队转移、封锁消息、长征队伍后方运输和收容伤病员等工作。几十万“围剿”苏区的敌军，被留守在苏区的红军部队紧紧拖住，从而解除了野战军和中央机关集结及突围转移初期的后顾之忧，使野战军从容转移至湘南地区。

苏区军民在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指挥下实行赤色戒严，严格保守秘密，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中央政府的全套机构都被保留下来，各部门、各机关仍然保持原来的名称，被留下来的各部门负责人，继续照常领导各部门工作。

直至10月下旬北路军占领宁都县城后，敌军才确知红军主力已突围西征。东路敌军到11月上旬，还以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仍在“赤都瑞金”。

02

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清剿”

10月下旬，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由瑞金云石山迁驻于都宽田。22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央军区于同日成立，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其任务是领导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的游击战争。

中央军区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对留守红军的军事领导。10月底，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从原西江、瑞金、于都3县划出9个区、以中央分局驻地宽田为中心设立瑞西县，并把瑞西县委置于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之下，使留守机关立足的基础得以强化。

不久，国民党部队加紧对中央苏区腹地的进攻和占领。10月26日至11月23日，宁都、瑞金、于都、会昌相继失守。至此，中央苏区全部县城、重要圩镇、重要交通要道均被敌占领。

进入12月，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中央划定最后坚守的“三角地区”南北长仅百里，东西宽不过六七十里，但敌人在这一地区周围至少布置12个师的重兵。

12月下旬，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陈毅再次提出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主张。会后，中央分局立即在苏区军民中公开深入宣传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重大意义和中央苏区面临的严重形势与任务。

但由于对红军主力打回中央苏区仍抱有幻想和对形势的估量不足，留守机关的工作方法和斗争方式仍然没有作大的调整。

1935年1月28日，为保住于都苏区通向赣粤边游击区的关口牛岭（属赣县），中央军区命令红二十四师和独立第三、第十一团共5000余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攻牛岭守敌粤军。由于敌强我弱加上部署失当，部队打了败仗，红军伤亡五六百人，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亦负重伤，这成为结束我军在中央苏区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

1月底，中央分局在于都黄龙井塘村召开会议，就如何突围的问题进行讨论，但在突围的方向和方式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在中央分局经过无数次的讨论而不能得到一个具体的决定”的情况下，项英只好于1月30日，2月1日、4日、5日连续向中央发出电报。

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接到项英电报后立即开会讨论，针对中央苏区问题作出决议。随后，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万万火急电报”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

“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的基本方针”，并告知“决议详情”。

03

分路突围赣粤边

时至1935年2月中旬，中央苏区几乎全部丧失。留守机关和红军部队约1.5万人被国民党军围困在会昌县西江和于都县黄龙、宽田之间的狭小地域。2月中旬，为了不被敌人封锁在会昌河北岸，来不及等待中央“决议详情”的电报，项英、陈毅、贺昌等又率留守机关和部队从于都黄龙井塘村出发，南渡贡江，转移到于都南部的禾丰。

中央分局于2月17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中央指示、组织部队突出重围的问题。会议决定放弃原来的集团突围计划，将部队分成九路向外突围，决定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分配到各部队行动或派到其他地区加强领导。

这次会议，是中央分局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的指示、实行由苏区斗争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斗争方式、由正规战向游击战彻底转变的一次重要会议，标志着中央分局战略转变的完成。

《江西三年游击战争》油画

当各路突围部队陆续离开后，只剩下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和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2月下旬，项英、陈毅、贺昌等又率部从禾丰转移到利村上坪山区，驻扎在增坪。利村是当时中央苏区仅存的最后一个红色乡村。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央军区，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要求留守机关和部队要在中央苏区、湘赣边等游击区坚持游击战争。项英、陈毅、贺昌决定按中央指示，穿越会昌封锁线，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转移。

3月9日下午，国民党军开始对上坪紧缩包围圈，情况万分危急。项英、陈毅命贺昌、周建屏、杨英等带队先行突围，自己则向中央发电报告突围情况，直到下午5时，才与党中央电台联系上并将电报发出，这是中央分局向党中央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由于党中央电台更换了密码，回电无法译出）。

项英和陈毅分别于3月10日、11日组织两次突围，均遭失败，只好收拢仅剩的三四十人再度返回上坪山区。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灰心绝望，仍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皇天不负有心人，奇迹终于出现，他们巧遇对信丰等地情况十分熟悉、曾担任中共信丰县委书记的信丰籍干部曾纪财。当晚，项英、陈毅由曾纪财带路，领着几位装扮成随从的警卫员，离开上坪向赣县牛岭方向突围，其余人员则三五成群，化装成逃难的老百姓，分散向赣粤边突围。

3月15日（一说16日），项英、陈毅等在赣县王母渡成功偷渡桃江，遂于3月底辗转到达信丰油山地区与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

4月上旬，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等也率300余人突围到达油山地区，加上此后陆续突围转移到这里的红军部队，共约1400多人。

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在强敌包围下，艰难困苦，五度迁驻，始终坚持领导留守红军和革命群众与国民党部队周旋5个多月，有效打击和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掩护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突围，也为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展探索了斗争策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