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沉寂近20年的开国大将黄克诚复出，出任中央军委顾问。一年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任命为中纪委常务书记。

黄克诚

中纪委的工作，在于为老干部平反、整顿党籍，黄克诚作为常务书记，担当的任务非常艰巨。不过中央如此看中黄克诚，正是他的铁面无私，以及他极高的资历和显赫的功绩。大多数干部见了他，都要尊称他一声“黄老”。

“解放”干部，是黄克诚上任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国中将、原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的问题，就是黄克诚关心的重点。

1980年，梁兴初从太原回到北京，等来了一个好消息。他的接任者，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在与梁兴初妻子任桂兰的见面中说：“黄老对老梁有了正确评价。”

那么，梁兴初究竟经历了什么？黄克诚又是如何解决他问题的呢？

1953年7月，朝战停战协议签署后，梁兴初率领38军回国，部队驻扎在吉林丹东。

此时的梁兴初与刚入朝的梁兴初相比，多了一个“万岁军”军长的称号。第二次战役中，38军一雪前耻，奔袭三所里，截断美军退路，令彭德怀对梁兴初刮目相看。朝战后期，梁兴初任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指挥4个军，一时风光无限。

不过梁兴初回国的第二年，就离开心爱的38军，接受组织任命，出任海南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成立后，他又出任军区副司令员，成为大军区副职领导。

广州军区猛将云集，尤以四野出身的将领最多，比如黄永胜、李天佑。不同的是，这二人后来都调到北京，梁兴初则去了成都。

1967年3月，梁兴初接到一个令他五味杂陈的消息：毛主席亲自点将，让他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张国华

从大军区副职到大军区正职，梁兴初官升一级。但他并没有显得很高兴，因为他出生在江西吉安，抗战在山东，解放战争从东北打到广西，与大西南没有多少交集。而且成都军区以二野官兵最多，他一个“外来户”，能不能实施有效管理？

梁兴初不想去，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却下了死命令：“成都必须去，有意见保留！”梁兴初不再推辞，先去中央报到。

在北京，梁兴初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分析了成都军区的形势，称司令员一职非梁兴初莫属。随后总理又问：“你知道张国华吗？他给你当政委可好？”

“知道，知道！在江西苏区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连队，他是司号员，我是通信员，老朋友了！”梁兴初热切地回答。

张国华是二野出身，立过解放西藏之功，又与梁兴初有着不错的交情。中央让张国华给梁兴初当政委，一起开展工作，可见中央的良苦用心。

梁兴初到来前，成都军区局势不稳，机关几乎瘫痪。作为一名 能征善战的将军，梁兴初英明果断，以长远的眼光出发，在张国华的配合下将四川局势稳定了下来。

然而在1971年，梁兴初却遭遇了一场无妄之灾。9月14日，张国华通知梁兴初：“那个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人，带着老婆逃跑了，军委下令各军区戒备。”

梁兴初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是根据中央要求，下令成都军区戒备。回到军区后，一向耐不住性子的他，给北京的老战友黄永胜打去电话询问。黄永胜只回答一个字：“是。”

梁兴初恍然明白了，原来这个“逃跑”的人是林总。梁兴初自认光明磊落，在林总麾下打过仗，但交往不多，谈不上什么感情。可他考虑得还是有些简单，他出身四野，自然而然被认为是林总的人。更为关键的是，事后他给黄永胜打电话，很容易被人误解。

果然仅仅一个月后，梁兴初就被请到北京，讨论他的问题。梁兴初主动澄清，他只拜访过林总两次，一次和张国华一起去的，在林总住处喝了茶，一次只看了电影。

梁兴初的处境非常危险，好在，毛主席一锤定音：“你喝了他的茶，不是他的人嘛！”

梁兴初不理解毛主席的深意，回来问秘书岳广运。岳广运兴奋地说：“这是明摆着的，毛主席是为你开脱！”

梁兴初认为，和林总的接触都属于正常范围，自己问心无愧。不过回到成都后，一些人还是拿此事做文章，声讨起他来。

另一方面，妻子任桂兰的处境也不乐观。1972年，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在四川大学演讲时，突然晕倒，抢救无效去世。

张国华患有多种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好。正是考虑到这一原因，中央才把他从西藏调下来，回成都工作。因此张国华去世，一来是因为基础病，二来跟长期超负荷工作有关。

然而作为军区医院门诊部主任的任桂兰，却被人怀疑，张国华的去世与她有关。

一时间，梁兴初夫妇的日子都变得不好过了。

1973年3月，梁兴初还是没能逃过被下放的命运，从成都出发前往山西太原，在义井化工厂劳动改造。

梁兴初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处理结果下来的时候，他急火攻心，竟引发心脏病发作，在医院住了半年身体才有所恢复，马不停蹄到太原报到。

身为妻子的任桂兰，对梁兴初的病情了如指掌。她实在放心不下丈夫，屡屡向组织申请，请求调往太原。

总政主任李德生同情梁兴初夫妇的遭遇，但也不放心，问任桂兰：“你吃得了苦吗？”任桂兰毫不犹豫回答：“我愿意接受劳动改造！”

当时的梁兴初已经61岁，但他是打铁匠出身，对劳动人民抱有深厚感情，劳动起来也不遗余力。到太原不久，他就和化工厂的工人打成一片，没有一点将军的架子。

在上班的路上，工人们老远看到梁兴初，有称呼他“老梁”的，也有称呼他“梁师傅”的。不管是哪种称呼，梁兴初都不介意，热情地回应着。

任桂兰在照顾丈夫的同时，也主动给工人们和附近的群众看病。她来者不拒，尽力解决患者的病痛，遇到腿脚不好的，她还亲自上门诊治，刮风下雨也不耽误。

梁兴初在太原待了7年，日子过得还算平静。但让他感到担忧的，还是他的问题迟迟没有结论。他一开始满怀希望，相信组织能给自己一个交代，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希望变得渺茫，甚至变成了绝望。

更让梁兴初觉得委屈的是，他的两个儿子本来有参军的名额，厂里也出了介绍信。可是因为梁兴初的原因，两个儿子又被部队退了回来。

铁骨铮铮的梁兴初，也忍不住掉下眼泪，自责不已。

转眼间时间来到1979年，梁兴初的平反仍没有任何头绪。就在这个时候，重新出山、坐镇中纪委的黄克诚说了一句决定梁兴初命运的话：“梁兴初的问题，要在9月前结束调查。”

黄克诚为梁兴初说话，消息很快传到太原。梁兴初大喜过望，言辞恳切写了一封申诉信，由妻子任桂兰带去北京。任桂兰赴京后，找到原39军军长吴信泉，委托他转交。

黄克诚看完来信，专门组织了一个纪检会议。他在会议上伸出9个手指，发自肺腑地说：“他是打铁出身，一生立功无数，负伤9次，这样的人会反对主席吗？”

在黄克诚的关照下，梁兴初境遇好转了许多。1980年11月，他重返北京，住进了赵家楼招待所。

梁兴初等待结论期间，让妻子任桂兰回了一趟成都，取夫妻俩的行李。任桂兰刚回去，尤太忠就找了过来，欣慰地说：“黄老对老梁有了正确评价，中央、军纪委催促我们尽快落实、上报。”

终于在1981年，梁兴初彻底平反，恢复大军区正职待遇。叶帅本来想让他到济南军区或沈阳军区但顾问，但顾问这个职务，“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梁兴初不愿意，干脆离休。

离休后的梁兴初住在招待所，直到1985年，干休所的房子盖好了，他才搬了进去。可他还来不及享受乔迁之喜，就因为一场重感冒住进了301医院。当时临近国庆节，医生以为只是小感冒，没有当回事，却因此造成梁兴初病情的急转直下。

1985年10月4日，梁兴初感觉自己大限将至，几位老战友前来看望的时候，他道出一大心愿：希望能去西藏看看。老战友问他为什么去西藏，他郑重地说：“这是毛主席交代的任务！”

原来在1968年，梁兴初到北京汇报工作的时候，毛主席问他：“你去过西藏没有？”

梁兴初愣住了，老实回答：“还没有，回去马上准备。”

西藏是成都军区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身为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却被去过西藏，内心特别惭愧。然而他身体状况向来不好，西藏条件又实在恶劣，他虽然回去准备，却始终没能成行。没有去过西藏，也成为梁兴初的一大遗憾，感觉愧对毛主席。

然而梁兴初已经没有时间圆梦了。一天之后，他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