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压的，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只是到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才慢慢地好起来。”

说这句话的是后来成为共和国缔造者的毛主席。回看历史，一切确实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毛主席在党内也经历了无数起起伏伏。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主席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结果却被认为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的“罪行”，为毛主席冠上了“最可耻的背叛和临阵脱逃”这样的罪名。

1929年6月，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问题上，毛主席和朱德、陈毅等人发生了严重分歧，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参会代表们对毛主席的民主作风以及工作方法进行了批评，他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也被夺走。

尽管此时的毛主席并不服气，但他事实上失去了红四军的指挥权，这对心高气盛的青年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当时，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亲眼见证了毛主席落选前委书记的经过。尽管对毛主席的落选感到十分可惜，但作为地方领导人，邓子恢自觉介入红四军内部纷争不合适。

但当时闽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发展迅速，土地革命即将步入新的阶段，在各地组建各级党委和苏维埃政府迫在眉睫。但在这样至关重要的时刻却没有人把关。于是，当毛主席落选后，邓子恢就像“捡到了宝贝”一样。

他立即邀请毛主席来中共闽西特委所在的上杭县苏家坡村小住，帮忙指导闽西的工作。毛主席听后欣然答应。

7月8日，毛主席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贺子珍，在蔡协民及其夫人曾志、谭震林和江华的陪伴下一起离开了红四军，前往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离开部队前，他们连战马都不允许带。同行的江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感慨称：“那个时候，我们一行人真是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刚离开红四军不久，毛主席便突发疟疾。邓子恢见状，立即雇了两顶轿杠，将毛主席夫妇俩抬到了上杭苏家坡。此后一段时间里，毛主席先后隐藏在上杭和永定的深山里“养病”。

八九月间，因时局和病情连续恶化，毛主席又转移到了永定的牛牯扑村。

9月，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在上杭召开，毛主席收到了出席会议的通知。但由于这时他的病情尚未有好转，便向红四军党委提交了因病不能参加的请求。

然而，红四军党委误认为毛主席是在为之前的遭遇闹情绪，借口生病不来参加会议。于是，再次向毛主席发出了严重警告，并明确要求让他来参加会议。

无奈之下，毛主席被人抬着赶来参加会议，众人见状，这才同意让他继续养病。

这一时期，毛主席的名字从敌我双方的聚光灯下消失了一段时间。他改名换姓来到了闽西指导地方工作。之所以改名换姓，是因为此时他的身份和称呼正处于十分尴尬的转换期。于是，他对外的称呼为“杨先生”或“杨主任”。

“杨先生”为中共闽西“一大”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指导修改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各类文件，还对各级党代表要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做了具体指导。在他的指导下，闽西“一大”得以胜利召开。

同年8月，毛主席来到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部的驻地，看望在这里开展工作的林彪。临行前，林彪特意拨出一个支队，专门掩护“杨先生”的安全。

几天后，“杨先生”一行人便来到了永定的牛牯扑村。这是毛主席第二次来到永定，他的到来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各级苏维埃政权正在有条不紊地建立，工农武装力量也在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牛牯扑村只住着赤卫队员陈添裕一户人家，为了保障毛主席等人的安全，粟裕率领一个支队在永定县活动，当地县委和闽西特委又专门派了两个中队赤卫队员来到牛牯扑村，协助粟裕开展保卫工作。此外，还派来了熊炳华，同陈添裕一起负责毛主席的生活。

然而，因国民党反动派加快“剿共”动作，形势骤然恶化，加之当地的地主民团也十分猖獗。9月17日，因地主告密，国民党反动势力向牛牯扑村集中而来。粟裕随即指挥战士们投入战斗，但因实力悬殊，粟裕等人且战且退。当晚，敌人甚至还放火烧山。

在这一危急时刻，粟裕和当地的党支部书记陈兆祥当即决定护送毛主席转移。陈添裕等四名赤卫队队员来到毛主席住处后，急忙喊道：“杨先生，杨先生，有情况，快转移。”

贺子珍当即收拾行囊，毛主席则十分冷静地跟他们商量转移路线。贺子珍怀有身孕，动作快不了，陈添裕便交代两名赤卫队员负责架着贺子珍转移。他和另一名赤卫队员则负责毛主席。毛主席当时患有疟疾，身体还很虚弱，同样快不了。

但形势紧急，听着越来越近的枪声，陈添裕紧张不已。为了完成护送毛主席转移的任务，他当即决定背着毛主席走。

毛主席见状，急忙说道：“这怎么能行，我走快点就行了。”

陈添裕却急得满头大汗，不容毛主席拒绝，背起他便跑了起来。尽管他整日走山路，但背着毛主席走路很快也感觉到了疲惫。

趴在陈添裕背上的毛主席见他气喘吁吁，心疼地说道：“陈同志，安全了，我下来走吧。”陈添裕此时满脑子都是护送毛主席安全转移，早已听不进去毛主席的话了。

就这样，陈添裕背着毛主席跑了整整10华里后，终于安全转移到了预定地点。他放下毛主席后，当即晕倒在地，不省人事。

贺子珍见状，这才发现他脚底满是流着血的伤口。毛主席被几名赤卫队员的行动所感动，激动地表示：“我永远也忘不了牛牯扑人民。”离开这里之前，毛主席特意将几名赤卫队员的名字写在纸条上记了下来。

此时的陈添裕等人只知道人们都叫他“杨先生”，并不知道他其实就是毛主席。直到三年后，他才意外得知了“杨先生”的真实身份。

在之后的战争年代，毛主席先后辗转全国各地，同党内许多同志一起并肩作战，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陈添裕等人的救命之恩。

1953年国庆节前，毛主席向福建省长张鼎丞同志提出一个请求，请他帮忙寻找当年在牛牯扑村救过自己的陈添裕等人。在张鼎丞的亲自过问下，福建方面很快便找到了陈添裕。

毛主席向陈添裕发去了来京观礼的邀请。陈添裕得知毛主席邀请自己参加国庆观礼后，激动不已。但由于当时妻子即将生产。于是，他无比遗憾地没有亲自前往参加。但他的堂弟陈奎裕代替他来到了北京观礼。

毛主席见到陈奎裕后，一眼便认出了他不是陈添裕，笑着对他说道：

“你可不是背过我的陈添裕，因为我这么高，如果说是你当年背我的话，那么我的这两只脚就会拖到地板上……”

毛主席得知陈添裕的情况后，点点头表示理解。随后，他握着陈奎裕的手，再次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我在牛牯扑治病的经历是刻骨铭心。我一直惦念着你们，没有忘记你们，共和国也不会忘记你们。”

参考资料：

[1]. 在蒙受冤屈的八年中，毛泽东遭受了三次打击，远方青木

[2]. 胸怀日月心自宽，毛主席逆境时写的三首词，党史博采

党史文苑2012年3期、世纪2019年5期、文史月刊200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