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毛主席突然收到一封来自章士钊的信件：

“主席您好，此次来信是有要事相求，袁世凯的嫡长子袁克定如今生活困难，希望政府能宽大处理，主席能帮助一二。”

说起袁克定想必大家十分陌生，但他的父亲袁世凯可是家喻户晓的存在。袁世凯共有17个儿子和15个女儿，只有袁克定是嫡出的。在那个社会还比较封建的年代，嫡长子的地位非常高，袁世凯自然十分器重。

1876年年底，年仅17岁的袁世凯娶了于氏为妻。于氏虽是大家闺秀，但可惜的是当时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于氏不仅是个文盲，还不太懂礼节规矩，这也导致后来她和袁世凯生了嫌隙。

1878年12月，于氏生下一个男孩，按照家谱取名为克定。起初袁世凯一家过的十分幸福，但没过两年，袁世凯和于氏就因为一句玩笑话反目，导致于氏守了十几年的活寡。

这天，于氏突发奇想系了一条红色绣花的裤带，没想到刚好被袁世凯看见。他开玩笑道：“你今天怎么系了条颜色如此鲜艳的裤带，像是个马班子。”（当时河南人俗称青楼女子为“马班子”）

于氏以为袁世凯是讽刺自己，当即回嘴道：“我可不是什么马班子，我有姥姥家！”她这句话意思是我是明媒正娶的，不是什么没名没分的。然而正是这一句话，却戳到袁世凯的痛处。

原来袁世凯的生母不是明媒正娶的，而是继室，他认为于氏故意揭自己的伤疤，一气之下和对方冷战。直到袁世凯去世，两人没再说过一句话，同房过。

1881年袁世凯结识来自苏州的青楼女子沈氏，期间两人感情越来越深厚，沈氏甚至出钱劝袁世凯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只希望他功成名就后不要忘了自己。

第二年，袁世凯在朝鲜站稳脚跟后，果真将沈氏接了过去，当了自己的大姨太太。值得一提的是，袁克定也被接去朝鲜，由沈氏抚养。由于袁克定是长子，袁世凯十分重视他的教育，不仅为他请了家庭老师，还专门请来德国人教他德语和英语。

当袁世凯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袁克定便充当翻译，他的书房到处都是德文、英文书籍。

南北和谈正式开始后，袁世凯接见了汪精卫，不仅表达自己同情革命，更让袁克定和汪精卫结拜成异姓兄弟。

谈判期间，袁克定代表袁世凯发言，并向汪精卫提出解决当前时局的三个条件：

第一、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

第二、实行南北统一；

第三、袁世凯对蒙藏地区用“皇帝名义”。

很明显，袁世凯觊觎“大总统”之位已久。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终于得偿所愿，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为黎元洪。然而就在黎元洪上任副总统当天，袁克定在骑马途中不小心掉了下来。

1913年9月，袁克定前往德国治病，但真实目的并非如此。他刚到德国，就带着袁世凯的亲笔信去见了德皇威廉二世。在此期间，他大力向德皇诉说中国没有君主立宪不能图强，这也得到威廉二世的高度赞同。

威廉二世向袁克定说了许多“强干弱枝”的理论，并写下一封亲笔信：“这是我给你父亲的信，你回去转告袁大总统，我国必定会在外交方面支持他！”

有了威廉二世的话，袁克定十分高兴，当他回国将这件事告诉给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大赞：“好啊！我儿此次干得好！”一边说一边拍着袁克定的肩膀，欣喜之情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希望自己的“帝制活动”得到日本方面的支持和肯定。毕竟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的势力日渐上升，甚至公然占领青岛。

然而日本却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面呈了“二十一条”的文本。看完“二十一条”的内容后，袁世凯面色渐冷，随即道：“本件应当和外交总长会商！”

原来“二十一条”里面写的全是灭亡中国的条件，因此当日本人离开后，袁世凯大声命令：“立即停止帝制的一切活动！”袁世凯这一命令彻底打乱袁克定的计划，为了坐上“皇太子”的宝座，他甚至不惜利用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时北京有一份报纸名叫《顺天时报》，由于是日本人出版的，所以里面很多言论都代表日本的立场。袁世凯只要没事，就会拿过报纸来看。为了让父亲相信日本人支持他，袁克定让一群笔杆子捏造了一份假的《顺天时报》，里面写的全是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报道。

直到某天袁世凯发现报纸的不同，他这才知道原来是儿子一直在骗自己。他气愤不已，举起鞭子朝袁克定一顿抽，并骂道：“孽子，你这个孽子，欺父误国！”

然而袁世凯始终没有抵住诱惑，最终还是称帝了。1915年12月25日，表面支持袁世凯的蔡锷和唐继尧发动云南起义，随后贵州、广西等地先后响应。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但却没能平息起义。5月下旬，袁世凯忧虑成疾，并于6月6日因病去世，终年57岁。

袁世凯去世后，袁克定当“皇太子”的梦想彻底破碎，他也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找到袁克定，想让他担任华北伪政权的职务，以此搜罗袁世凯的旧部。本以为袁克定会一口答应，谁曾想他却拒绝了，不肯和日伪合作。

抗战胜利后，袁克定居住在颐和园，每天以作画、写字打发时间。这天，傅作义游览颐和园，刚好碰到作画的袁克定。

经人介绍，傅作义才知道面前的正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他笑着说：“八年抗战期间，你不受日伪威逼利诱，坚决拒绝担任其职务，令不少人佩服。”

听到傅作义的话，袁克定笑了笑，为自己没有投靠日本而感到欣慰。

这件事不仅令傅作义对袁克定有了印象，也让张伯驹对他改观了。因此当张伯驹得知袁克定生活不大好的时候，内心有些触动。

1949年，章士钊来到北京，在此期间约见了张伯驹。期间两人谈到袁克定，章士钊便问道：“你近段时间有见袁克定吗？他生活怎么样？”

张伯驹这才说：“我前不久刚见过他，袁世凯给他留的钱都花完了，自己又不会做生意什么的，生活有些艰苦。”

要知道章士钊之前曾担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因此在得知袁克定的处境后，也是想帮忙的。于是便发生文章开头那一幕，给毛主席写信，希望政府能帮帮袁克定。

毛主席看了章士钊的信，当即表示：“是要给他个出路，可以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元资助他，让他去文史馆工作吧，每个月也有保障。”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安排下，袁克定担任文史馆的馆员，每个月的工资能够保证温饱。

值得一提的是，张伯驹还自掏腰包给袁克定买了一间房子，并时不时接济一点，直到1958年袁克定去世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