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截至8月20日12时，成建制的关东军均已投降；到8月底，近60万日军官兵全部受降完毕。其中有148名将军，59.4万名官兵。从9月5日开始，山田乙三以下关东军所有将官被分批用飞机押往哈巴罗夫斯克，关进战犯收容所。其余所有各地官兵被集中到就近各大城市，从9月初开始，每千人一队，在苏军押解下乘铁路闷罐车转到西伯利亚各地俘虏营。从此，盘踞在东北土地上达14年之久、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最后一支王牌军从东北的土地上被彻底地清除掉了。

据《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议》，“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即苏军每占一城一地，国民政府就收复一城一地。但是，当时国民政府远在重庆，政府军队也远在大西南和南方沿海一带，无法做到按条约规定随时接收。这样在广大的东北苏军占领区，就成为无人行使行政管理权的“真空地带”。敌伪势力和各种反动势力趁机出来接管行政权力。苏军人地两生，中国东北抗联遂成为苏军当局最重要的借重力量。

他们首先将抗联运往东北各战略据点，与抗联一起采取得力措施，分步骤地将敌伪势力肃清；然后，逐步地建立起以苏军军管体制为主、以地方自治机构为辅的临时管理体制。

8月9日，苏军开始进攻不久，就突破了关东军的防线。山田乙三宣布关东军准备退守南满，要求“满洲国”也随着“迁都”通化。12日，溥仪携嫔妃出逃，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等陪逃。伪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等留守长春。

17日溥仪在通化宣布“退位”，决定流亡日本。19日晨在沈阳机场转乘飞往日本飞机的过程中，溥仪一行被苏军俘获。儿皇帝被俘，傀儡国伪满洲国遂灰飞烟灭。

于镜涛

但伪满反动势力却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于镜涛利用留守长春的方便以及苏军不明真相，竟谋得个长春市临时市长的职位。他将伪满“简任级”和“荐任级”80多人收罗起来，委派各种官职，居然拼凑起来一个长春市临时市政府。前伪满驻汪精卫伪南京政府“大使”吕荣寰，纠合伪满大臣荣厚、蔡运升等人组织了一个“东北维持会”，自任会长，并通电东北各地伪满官员，“命令”他们出来维持各地秩序。一时，惯于在历史转折关头投机钻营的民族败类们纷纷出笼，弹冠相庆。

但这批恶贯满盈的败类并未逃脱正义的审判。8月31日，苏军长春警备司令部请他们去“作客”，就势将他们当场拿下，用飞机押往赤塔，关进俘虏营。

这些伪满高官有：伪总理大臣张景惠、伪参议府议长藏式毅、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伪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民生部大臣金铭世、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前驻南京伪大使吕荣寰、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伪司法部大臣阁传绂、伪兴安局总裁巴特玛拉布坦、伪侍从武官长张文涛、伪祭祀府副总裁沈瑞麟等；嗣后，苏军当局又抓了一大批伪满高官（以省级行政长官为主），分批押往苏联。9月下旬，苏军又先后逮捕了掌握伪满政府实权的一大批日本官吏：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和次长古海忠之，伪国务院各部次长，伪新京警察副总监宫崎专一等一批日本警官，以及协和会原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以下近1000名协和会骨干分子，押赴西伯利亚各地的战犯收容所和俘虏营。

苏军对伪满洲国敌伪势力坚决打击，毫不留情，不仅为建立稳定的临时管理体制扫清了障碍，而且赢得了东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促使东北各阶层真正的爱国人士踊跃地参加各级地方自治机关。

最早占领哈尔滨、长春、沈阳、吉林、齐齐哈尔等中心城市的苏军空降兵和先遣队汇合后，首先建立起本城市的卫戍司令部。

在解除日伪军武装的同时，卫戍司令部负起维持市区和郊区秩序，执行警备勤务的责任。

相比之下，在解除敌伪武装和受理敌伪投降方面的任务并不困难，因为这方面的任务是确定的：有多少日本官兵、多少伪满官员要逮捕，多少武器要收缴，多少要害部门要接管都有案可查。而要维持地方秩序却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日本法西斯和伪满洲国对东北长达14年的统治，在社会上培植起了盘根错节的反动势力。这股反动势力并不会随着其头头们被捕、被俘、被关进战犯所和俘虏营而销声匿迹，相反地，他们趁苏军刚到东北，不了解当地情况的机会，纠合其他各种社会恶势力，纷纷出笼，组织形形色色的“维持会”。

此外，大批伪满军队，在作战过程中，并未完全解除武装、甚至并未加以改编就被苏军委派维持地方治安。例如：在外贝加尔方面军穿过大兴安岭时，伪满第10军管区司令和参谋长向苏军第113步兵军团投降。

苏军军团长指示该军管区司令：“军区管理机关暂不解散，但要将武器交给红军，只留下一部分武器维持治安。”“关于如何使用留下的武器问题，建议他们的司令部同地方自治机关协商解决。”

当时，所谓的“地方自治机关”根本就没有，所以这批投降的伪军便自行其是。其中，有相当一批尚未被完全解除武装的伪满军，与伪宪警、汉奸、土匪相勾结，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先遣军”(“维持会”和“先遣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得到国民党特工人员支持的，在长春、哈尔滨、沈阳、大连、吉林等一些大城市和一些县城，他们公开挂出了国民党某某市党部、区党部、县党部的牌子）。

“维持会”与“先遣军”相互表里，打击残害一切爱国力量和进步势力，网罗牛鬼蛇神，梦想为他们将来正式接管政权拼凑社会基础；对普通居民则进行欺压勒索，甚至不惜制造命案；在东北的几个中心城市，很少入夜后听不到枪声；在沈阳、大连火车站，还发生了光天化日炸弹爆炸事件；在沈阳市，武装暴乱团伙在一天夜间包围了苏军第一区警备司令部，开枪打死了司令部的两名雇员，在其他几个区也发生了交火，苏军出动装甲车才平息了叛乱。

一些与中央大员攀上“亲戚”的团伙更是利令智昏，他们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向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科夫通司令开刀。他们选了一个日本敢死队队员，让他趁夜间爬进该司令员的汽车底下，准备在科夫通上车时实施爆炸，双方同归于尽。

如此混乱的社会局势，引起东北居民的恐慌和不满，各阶层代表强烈要求苏军当局整顿社会秩序。其实，这种混乱的社会状况对苏军当局最为不利。因为它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声誉。这次出兵，苏联公开对外宣传是为了解放中国东北和朝鲜三十八度线以北地区，苏联红军是中朝人民的解放者。但东北的混乱局势给世人造成了苏联红军不受东北人民欢迎的强烈印象，加之红军军纪欠佳，国际舆论趁机再加一把火，令苏联十分难堪。

更主要的是，苏联政府想赶在红军撤走之前与国民政府达成东北经济合作协议，以扩大它在雅尔塔协定和中苏盟约中所取得的成果。东北的混乱局势得不到扭转，必将影响苏联在经济合作谈判中的地位。于是苏联下定决心全面整顿东北社会秩序。

东北出现混乱局势的根本原因是敌伪势力有社会基础，苏军当局不了解地理民情，未能建立起东北地方政权。

面对各方面的“拥护者”，形形色色的“秩序维护者”，各式各样的群众团体和自卫武装团伙，苏军当局根本无法弄清他们的背景、成分和意图；面对纷纷挂出的“国民党党部”的招牌，也弄不清真伪；弄不清谁是真国民党，谁是假国民党，甚至弄不清谁是共产党，不知道该依靠谁。9月初，苏军沈阳卫戍司令科夫通・斯坦科维奇就几乎将中共冀东部队曾克林部缴械。

由于以上情况，苏军当局只有放手使用了解本地情况的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并通过他们建立东北地方自治机构，吸收东北民主进步分子参加对地方的管理，才能使自己站住脚跟。

于是，苏军在作战基本结束后，立即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中国抗联官兵派驻到东北的中心城市和主要战略据点，并通过他们建立地方自治机构，扭转混乱局面。

东北抗日联军在日寇的残酷“围剿”下，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冬在周保中和李兆麟的率领下转入苏联远东地区，在哈巴罗夫斯克和沃罗什诺夫附近的两片大森林中建立了A、B两处野营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8月1日进行改编，成立了国际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教导旅。

教导旅利用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环境，加紧军事训练和政治培训，全面提高自己的军政素质，等待时机，返回东北，解放家乡。

苏联决定对日作战后，东北抗联的一部分官兵随苏军一起对日作战。具体作战任务是：参加空降小组，提前降落敌后，占领有关战略地点，搜集敌军情报，配合苏军主力进攻；组成小分队，配置于苏军各主力部队，充当向导。但是作为抗联主力近千人的教导旅没能以旅的建制打回东北。原因是斯大林有更深远的考虑。

8月11日，正当全旅准备出发时，斯大林打来电报：“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于是教导旅临时“回营待命”，焦急地等待回国立功时刻的到来。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

8月26日，教导旅官兵所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亲自向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下达了新任务：教导旅不以旅的建制回国，而是根据需要分批奔赴东北各地，朝鲜族的抗联战士由金日成率领回朝鲜工作；周保中和李兆麟率领330余名抗联战士，分期分批返回东北。

回到东北的具体任务是：第一，帮助苏军维持东北各占领地区的社会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提高苏联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促进中苏人民友好。第二，利用抗联参加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恢复和建立中共东北党的组织，发动革命群众，在主要占领区建立人民武装和根据地。

这样，东北抗联的任务就从以参战解放东北转变为占领东北、接收东北、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抗联将士被决定返回东北后，在军事建制上，隶属于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全体抗联将士均被授衔晋级，持有苏联军官证书；各据点抗联负责人均担任该据点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行动受苏军司令部统一节制。

但抗联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队伍还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原抗联教导旅中共党组织由于朝鲜同志回国另有任务而一分为二，各自成立了自己独立的党组织。中国的党组织称辽、吉、黑临时党委会（又称东北党委会），委员有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卢东生（宋明）、姜信泰、金光侠、王明贵、彭施鲁、王一知（女）、刘燕来、王钧、原党委书记崔石泉（崔庸健）计12人。

党委会统一领导东北抗联的工作，直到向中共东北局报到为止。

周保中等中国抗联战士于8月底集中于哈巴罗夫斯克，9月初分批回国，分赴各战略据点。

李超兰

9月6日第一批170余名抗联将士回到东北。其中李兆麟等数十人赴哈尔滨地区；王效明等30多人赴吉林地区；姜信泰等30多人赴延吉地区。第二批由彭施鲁率领，于9月7日乘飞机从哈巴罗夫斯克出发，抵佳木斯地区。第三批由周保中带队，分乘4架飞机，飞往长春、沈阳。第四批9月9日出发，由王明贵、范得林、董崇彬带各组分别飞往齐齐哈尔和大连等地。

先后回国的抗联战士迅速接收预定的战略据点。周保中率领的抗联战士与先期空降的抗联小组、随苏军打回东北的小分队，以及潜伏在东北的抗联战士统一行动。

各路抗联战士到达目的地后，迅速占领了东北57个战略据点，其中含12个大城市（大据点），45个中小城市（中小据点）。通过这些据点又控制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东北中心地区。

这57个战略据点的分布，以黑龙江省原抗联活动地区和中苏边境地区为最多，吉林省次之，辽宁省最少。

具体情况如下：黑龙江省大中城市（战略点）7个：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北安、绥化、海伦。小战略点23个：哈尔滨以下有阿城、珠河、巴彦、一面坡、苇河；牡丹江以下有宁安、林口；佳木斯以下有勃利、依兰、富锦、保清、汤原、鹤岗、方正、通河、萝北；齐齐哈尔以下有讷河、嫩江；北安以下有克山、拜泉、通化、德都；绥化下辖铁力。吉林省大中城市（战略点）三个：长春、吉林、延吉。小战略点21个：长春以下有满洲里、海拉尔、扎赉诺尔、大索伦、洮南、鲁北、通辽、开鲁、怀德、德惠、公主岭、四平、九台、双阳、伊通、乾安；吉林以下有蛟河、拉法、敦化；延吉以下有图们、安图。辽宁省大城市（战略点）有沈阳、大连。小城市有营口。

长春是12个大据点中最重要的据点。它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苏军占领东北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回国。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出任苏联远东军总司令，他的司令部就设在长春。确保苏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及其周围地区的社会稳定，使这一要害地区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是苏军当局最为需要的。因此，苏军司令部把抗联50余名优秀干部派到了这里，委任周保中（中校）担任苏军长春卫戍司令部副司令要职。

崔庸健

等待向中共中央交代工作的崔庸健也在这里参加领导工作。长春下辖16个小据点。这16个小据点西起满洲里，北至乾安，南抵四平，跨越数千公里。周保中还同时担任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原书记为崔庸健。因其准备向中共中央移交组织关系后回朝鲜，不再担任书记）和东北人民自卫军（抗联回到东北后，改为此称）总司令。

中国共产党东北委员会和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均设于长春，直辖长春据点，并领导和指挥其他11个大据点的工作。重要性仅次于长春的是哈尔滨（大战略据点）。日本关东军大本营实际上是设在这里。日军投降时这里尚集中43000余名日本关东军，远远超过了长春。哈尔滨又是中长路的枢纽，这里一旦有事，将影响苏联外贝加尔地区和远东地区。苏军当局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任命李兆麟（少校）担任苏军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副司令。

李兆麟是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同时任东北人民自卫军哈尔滨地区总指挥。李兆麟率领50余名抗联战士肩负起领导齐齐哈尔、北安、海伦、绥化等大据点的接收和整顿社会秩序的工作。

沈阳是与长春、哈尔滨鼎足的第三个重要据点。苏军当局任命冯仲云（大尉）为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决定刘铁石（大尉）为冯的副职，负责接管沈阳广播电台，同时出任沈阳临时市政府秘书长。

冯仲云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委员会委员，还负有与延安中共中央建立联系的任务。他率领20余名抗联战士于9月9日进驻沈阳。此前，曾克林已于9月4日率领冀东部队进驻了沈阳。

这样，两路中共部队便首先在沈阳汇合了。

吉林战略点。苏军当局任命王效明（大尉）为苏军吉林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王效明也是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他率30余名抗联战士于9月6日入驻吉林，并派员占领敦化、蛟河、拉法、新站等地，并负责联系与协调以上各点的工作。

延吉是朝鲜族聚居区。因此苏军当局任命朝鲜族人姜信泰（大尉）出任苏军延吉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姜信泰又是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担任延吉点的负责人。他于9月6日率30余人到延吉，占领延吉并派人占领了延吉周围各县。

佳木斯是靠近苏联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抗联在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它是中共发展后方战略基地最理想的地区。

8月17日，王乃武率抗联先遣部队与苏军一起占领佳木斯市。9月7日彭施鲁（上尉）率40多名抗联战士飞抵佳木斯，出任苏军佳木斯卫成司令部副司令，同时任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东北人民自卫军佳木斯总指挥。彭施鲁指挥抗联人员接收了佳木斯市及其周围的十几个县镇。

牡丹江战略据点。负责人是金光侠（大尉），被任命为苏军牡丹江卫戍司令部副司令。金光侠抵达之前，李明顺、刘忠臣等抗联小分队已空降牡丹江市周围，配合苏军攻占了牡丹江市。金光侠是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他抵达后，还担任东北人民自卫军牡丹江总指挥，派人占领了林口、宁安等地，为中共开辟东满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王明贵

齐齐哈尔战略据点。王明贵（上尉）被任命为苏军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王明贵是在苏军进攻之前率部潜回北安地区的。他是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担任东北人民自卫军齐齐哈尔地区总指挥。他率部进入齐齐哈尔后，随即派员收复嫩江、讷河。

北安战略据点。苏军当局任命王钧（中尉）为苏军北安卫戍司令部副司令。他是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任东北人民自卫军北安地区总指挥。他与张光迪、陈雷同机飞抵北安。张光迪与陈雷转赴海伦、绥化，建立了海伦、绥化据点。

海伦战略据点。负责人张光迪（中尉），中共东北委员会委员。海伦一带是张光迪打游击的地方，有群众基础。苏军当局任命他为苏军海伦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在占领海伦的同时，张光迪就便占领了明水、绥棱等县。

大连是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之一。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大连是开放商港。它毗邻苏联新弄到手的军港旅顺，苏军对其极为重视，于9月13日将董崇彬等9名抗联战士接进大连，并委以重任。

至9月中旬，苏军协助东北抗联将东北57个战略据点全部占领。这57个战略据点很快就成为中共东北战略根据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