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话本子和戏曲中，从不缺少婚变戏的身影。或许是因为这种戏更贴近百姓生活的缘故，人民对这个戏种的代入感更强，所以兴趣也更大。不过不同时期的婚变戏，内容的偏向上也大有不同，尤其是在主角的塑造上。
宋代时，婚变戏中负心的往往是男主角，剧情也大多是典型的富贵易妻：即男子升官发财后另娶他人，抛弃糟糠之妻的故事。而到来元代，负心的却从男主角变成了女主角，剧情也多是女子同外人勾结陷害或谋害自己的丈夫。这种剧情的变化背后，是社会大环境变化的影响。
从富贵易妻到女子负心的思想内涵转变背后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同时代的婚变戏在内容上多是大同小异的，反映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基本差不多，其思想内涵更是趋于一致的。比如宋代的婚变戏，思想内涵就是抨击男子一朝得势就抛妻弃子的行径；而元代婚变戏的思想内涵，则是批判女子的水性杨花。
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背景，其中反映出的社会问题，也多是和现实相仿甚至完全一致的。
宋代婚变戏的负心人为男性，是因为宋代时这种情况出现得更多。而且这个时期的婚变戏，内容多是男子发达后碰到了能给自己带来更多利益的结婚对象，因此隐瞒自己已有发妻的事实或直接抛弃发妻转而迎娶她人。
宋代著名的《铡美案》内容基调就是这样的，陈世美中了状元后被公主看中选为驸马，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他选择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甚至派出杀手刺杀自己的发妻和一双儿女。
在故事的最后，包拯代表正义成功制裁了陈世美，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对这种抛弃糟糠之妻行为的鄙夷和批判。然而事情到了元代以后，像陈世美一样的男子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代替他们的，是各种勾结外人针对自己丈夫的妻子。
元代的婚变戏，几乎所有的负心者都是女性。代表人物有：《好酒赵元遇上皇》中的刘月仙，《燕青博鱼》中的王腊梅，《小孙屠》中的李琼梅……
这一时期的婚变戏，不仅主角和宋代时性别相反，而且在内容上也大不一样。
元代的婚变戏，女性负心多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二人仍共处一室时，而且大多都是和奸夫共同谋划陷害自己的丈夫，部分心肠更狠毒些的更是直接谋害丈夫的性命。
她们的出轨对象，也不同于宋代婚变戏中的大家闺秀，而是相对底层一些的吏。吏在元代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群，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厌恶之情本就很深，再加上文学作品中的刻意抹黑，元代婚变戏中出轨的女性和这些出轨对象都遭到了不少唾骂。
从这种富贵易妻到女子负心的思想内涵的转变中，不难窥视出宋代到元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时也能看出这两个朝代对待婚变的不同态度。
在宋代，似乎男性才是婚变的主导方，但到了元代，因为女性地位的小小提高，男性开始将更多的责任推卸到女性身上，进而将女性视作婚变的责任方横加指责。然而不管是哪个朝代，流传较广的文学作品的倾向都足以代表民众舆论的倾向。
科举制度的被摒弃以及吏的地位高涨共同带来的社会关系变化这种舆论的倾向，很多时候是和当时的社会关系不可分割的。元代时官场上的社会关系，和宋代截然不同，究其根本，是两个朝代的制度区别很大，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关于官员的选拔制度的变化。
宋代延续了唐代的科举制度，在选拔官员的问题上严格按照考试成绩决定任免。同时，宋代是崇文抑武制度贯彻落实最好的一个朝代，这使得宋代文官的地位极高，在社会上也很有威望。
与之同步的是科举制度带来的“公平”让寒门子弟有了大量的机会涌入官场，打破了世家在官场上的垄断。对于当时的政治而言，这是一件好事，寒门子弟的大量涌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官场腐败的现象。
但凡事有利必有弊，文官地位的显著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许多寒门子弟在进入上层阶级后，迅速抛弃了之前的亲朋好友转而投靠能为自己提供助力的势力。在这些被抛弃的亲友中，最值得同情的，莫过于这些寒门子弟的发妻。因此，许多婚变戏以此为背景，迎合当时的社会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抨击和批判。
此一时彼一时，等到了元代时期，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舆论的倾向也发生了变化。
元代时期，科举制度进入停滞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吏治”。此前，无论是唐代还是宋代，吏都不过是些小喽啰，没有多大权力和发展前景，并不为人所注意。但到了元代，吏的地位急转直上，很快就变成了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当时甚至出现了“官吏不分家”的现象，足见吏的地位之高和权力之大。
吏的地位上涨，伴随的是士的地位下降。因为科举制度停滞，文人士子们失去了出现在仕途上的机会，为了糊口，不少文人转而进入文化行业，尤其是娱乐行业就业，其中最受文人青睐的，就是编写戏曲这个工作。
仕途不得志的文人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在文学作品中，取代了他们地位的吏自然就成了会被抹黑和诋毁的对象。因此，在元代的文学作品中，吏的形象大多是负面的。
同时，由于文人士子失去了依靠才能一朝跃为人上人的机会，所以那些抛弃糟糠之妻的情节就没那么常见了。女性地位的小有提高又让文人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女子负心。
不管到什么时候，感情生变永远是一个百试不爽的桥段，结合社会关系的变化，文人们将主动生变的一方由男性转为女性就可以说得通了。
除了这些原因外，还有一些文人自身的因素作祟，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对女子负心这种情节的偏好。
反映了时代对贱籍女子的偏见和文人士子们对家庭责任的推卸在元代的很多女子负心婚变戏中，女主角都曾经做过娼妓，或者是贱籍出身。元代的贱籍，主要包括店户、倡优、官私奴婢。这些贱籍女子，在社会上本就遭人歧视，在文学作品中更是被抹黑的存在。
虽然元代的女子地位较之前有所提高，但实际上真正享受到了这种地位提高带来的好处的，更多的是那些大家闺秀们。至于贱籍女子，不仅没有享受到这些微小的好处，反而因为男性对这种女性地位提高的不满得到了更多的指责和歧视。
特别是元代本就十分重视这种“血统”，要知道，在元代，良民和贱籍成婚是不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而贱籍女子自然也就成了众矢之的。因此，文人在创作时将她们的角色安排成一个如此天憎人恶的形象也算符合当时的群众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