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1100年2月23日），年仅25岁的宋哲宗驾崩，次日皇弟徽宗继位。徽宗继位的过程，史书记载得很详细生动。当时宰相章惇提出其他人选，结果向太后一锤定音选择端王赵佶。《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那天情形，宰执大臣们半夜就在宰相府集合，第二天黎明进宫。向太后垂帘坐在福宁殿东，大臣们来到帘下，向太后告知哲宗已经驾崩，没有子嗣，需要赶紧确定一个继承人：“邦家不幸，太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

宰相章惇向来十分胆大，毫不忌讳地提出让哲宗的同母弟简王赵似继位，理由是与哲宗血缘最为亲近，都是朱太妃所出：“在礼律，当立同母弟简王。”向太后说：“神宗皇帝诸子，申王虽长，缘有目疾。次即端王当立。”

章惇反对向太后的意见，他说无论年龄还是礼法的角度都轮不到赵佶：“论长幼之序，则申王为长；论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

在皇帝缺位的情况下，至少在礼仪上由太后掌握立储的最终决定权，是传统中国皇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时向太后是择储的关键人物，而哲宗的生母朱太妃根本不在讨论人选的现场。向太后无子，在她眼里包括哲宗在内神宗所有皇子都是庶子，理应一视同仁，如果赵似凭借与哲宗同为朱太妃所生就可以继承皇位，那么朱太妃的重要性就超越了向太后，从权力追逐的角度来讲这是向太后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俱是神宗之子，岂容如此分别？”

而且至少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中，向太后从一开始就没有说要跟章惇这些大臣们来讨论继位人选的问题，接下来她就以哲宗意愿的名义直接宣布决定了：“于次端王当立。兼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又仁孝，不同诸王。”

钦圣宪肃皇后

但这部分流传甚广的向太后与章惇的对话，其实存在着很多问题。首先，这里没有出现章惇的名言：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

向太后提出端王赵佶之后，章惇只是说申王与简王是更合适的人选，并没有对端王赵佶发表任何评论。端王赵佶就是著名的艺术家兼亡国之君宋徽宗，他的结局完全担得起“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的评价。但章惇作为宰相不可能当着向太后的面对亲王展开人身攻击，何况这时的端王是向太后提名的皇位继承人。

即便是北宋灭亡之后，南宋的官方史书也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话。黄日初研究发现，这句话最早就出现在宋朝灭亡之后的元修《宋史》之《徽宗本纪》赞论中：“宋中叶之祸，章、蔡首恶，赵良嗣厉阶。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谓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辽天祚之亡，张觉举平州来归，良嗣以为纳之失信于金，必启外侮。使二人之计行，宋不立徽宗，不纳张觉，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以是知事变之来，虽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虽然明指章惇此语出自“哲宗之崩，徽宗未立”之际，但并无驳斥向太后的情节，更像是私下议论、怨恨之语。有意思的是论赞中称“知事变之来，虽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倒像是在讽刺所谓的“君子”。至于这句话作为章惇驳斥向太后立徽宗的理由而出现，最早者是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其中向、章、曾三人对话极具戏剧性：“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于次则端王佶当立。’惇曰：‘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毕，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蔡卞、许将相继曰：‘合依圣旨。’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

《宋史纪事本末》堪称古代的《宋朝简史》，简洁、生动而完整，影响甚广，章惇之语也因此深入人心。但这里要指出的不仅是《宋史纪事本末》如何巧妙编排史料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种巧妙编排如何掩盖历史。

章惇

章惇“端王轻佻”之语放在与向太后的对话中至少有两方面的政治掩饰。一是作为反对理由的“端王轻佻”掩盖了章惇反对徽宗的真实原因；二是掩盖了向太后的政治诉求与政治操作，因为先有章惇“端王轻佻”之说，再有向太后端王“且仁孝”，品德成为这次立储的核心议题，而抽去“端王轻佻”，向太后这句话其实是借哲宗之语宣告自己的立储权力，所谓端王“且仁孝”如同“晋王有仁心”，根本是权力的宣示而非品德的评定。不过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徽宗当时的真实形象。

在继位之前，徽宗最突出的无非是“文艺青年”的形象。在本来没有机会继位的情况下，亲王们的个人品性与政治无甚关联，也不太会引起太多的关系。蔡京之子蔡的《铁围山丛谈》记载：“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祐陵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当绍圣、元符间，年始十六七，于是盛名圣誉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虽然有溜须拍马之嫌，毕竟只是说赵佶雅爱文艺而已。另外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记载给事中杨震十分注意为赵佶避免政治忌讳，有鹤降于庭，杨震称“是鹳非鹤”，有芝生于寝阁，杨震称“是菌非芝”。这条记载表面上看是徽宗早年处事谨慎，其实有反向制造祥瑞之嫌，反显出徽宗性格中“私智小慧”、机巧过人。但无论哪种记载，似乎都谈不上“轻佻”，向太后所谓的“仁厚”形象倒有可能是徽宗刻意构建的形象。

此外，类似于汉文帝的继位与其母亲薄姬卑弱有关，向太后在选储时不会不考虑新君生母的身份地位。由于哲宗生母朱太妃已经获得特殊尊荣，向太后完全有理由把哲宗同母弟赵似排除在外。赵佖生母武贤妃虽然地位卑微，毕竟活到了大观元年（1107年），立赵佖意味着向太后还得再立一位太妃。而徽宗就没有这样的累赘，史载他的生母陈美人丧夫后坚持为神宗守陵，“思顾旧恩，毁瘠骨立”。因过于悲痛，陈氏至于不进饮食，“左右进粥、药，挥使去”，并声称： 得早侍先帝，愿足矣！ 《宋史》称陈氏“未几薨”，年仅32岁，但《宋会要》记载陈氏的薨逝时间是元祐四年（1089年）。无论陈氏薨逝于何年，出生于元丰五年（1082年）的徽宗当时还是儿童。这样一来，徽宗早年由谁抚养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在哲宗、赵佖生母皆在的情况下，徽宗很有可能由向太后亲自抚养，甚至徽宗雅好文艺也可能与向太后出身文臣之家有关，只是史料中没有留下这方面的任何记载。

章惇为什么提出赵似继位而反对赵佶？是否如他所说是依据礼律或年龄的原则，抑或是意识到“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现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任何答案，因为这部著作元符三年（1100年）一月以后的内容已经佚失。但徽宗继位的当事人之一、当时的知枢密院事曾布留下了一部日记残本，事无巨细地、当然也不无立场地记载了元符三年（1100年）上半年他所经历的政治事件。

徽宗继位之后，首先要处理向太后垂帘听政与哲宗的丧葬事宜，然后有大量的人事问题要处理。向太后想找人商议如何处理章惇的问题，但如何绕过章惇就成为一个难题。二月，曾布提出宰相府与枢密院是不是可以单独向皇帝和太后汇报工作的问题，批复程序走了好几圈仍然没有明确答复。最后曾布直接请示徽宗，徽宗说好像没有单独汇报工作的制度，但皇帝或太后主动提出要求与某位宰执大臣进行讨论那是没有问题的。如此这般，曾布就获得了与向太后单独对话的机会，他们开始议论章惇。

曾布

曾布说，不知道章惇为什么怕我和太后单独对话，之前讨论皇位继承人时已经说错了话，却不知改悔，还处处挑战太后的权威，胆子也太大了。向太后说，也是先帝哲宗惯出来的毛病，先帝主要是承认他有定策之功，章惇仗着这一点胆大妄为，经常胡说八道——注意这里向太后是承认章惇、蔡确等人对哲宗的定策之功的，原话是“当时曾于帘前议立先帝”。向太后接着就跟曾布透露了章惇想立赵似的真正原因，因为赵似的生母朱太妃是章惇在后宫的靠山，朱太妃帮助章惇当上了宰相，并通过内侍蓝从熙向章惇索要政治回报：他初作相时，是蓝从熙去宣召，从熙是圣瑞閤中人，说与惇云：“此命皇太妃之力为多，将来何以报答？”而哲宗大渐时，朱太妃曾要求哲宗立排行十二的同母弟赵似：昨先帝病危，圣瑞曾云：“只十二哥是姐姐肚皮里出来，你立取十二哥即稳便。”先帝自此气不复语。

“圣瑞”是朱太妃所居宫殿。张邦炜先生在研究蔡王之狱时也说这里的“自此气不复语”语义不清，但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哲宗接受生母朱太妃的意见，在意识到自己可能归天时希望把皇位传给同母弟赵似，那么他临终时表达出这样意愿就将锁定皇位继承人。要完成这个过程，按哲宗继位时的经验，需要章惇等宰执大臣奏请，哲宗面谕，大臣笔录后就作为最高意志予以贯彻。所以朱太妃说出“你立取十二哥即稳便”时，他们母子应该意识到立储已经非常急迫，这句话就不应该理解为朱太妃看望病子时的闲语，而是紧急政治行动的开端，下一步就应该是联系章惇奏请皇帝。但接下来哲宗便“气不复语”，无论具体何意，都是指哲宗无法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储意愿。

曾布听明白了向太后的意思，哲宗晏驾前，朱太妃曾与章惇勾结计划立赵似为帝，但他好奇两者如何联系。他问向太后“此语惇何以得知。”向太后认为“必是从熙。”曾布或许真的不知道内情，这时他表现得十分震怒，“若如此，罪尤不可胜诛”。接着向太后又向曾布说出了更多的秘闻或密谋，机密到曾布不敢记下来的程度：太母云：“诛戮有余。事在里。”太母语声甚低，余附耳于帘前，然不晓，凡所记者才半尔，兼多再禀乃详晓。

这些话应该是向曾布传达向太后听政的必要性，徽宗当时已经成年，但以朱太妃、章惇、赵似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其实是反对派，徽宗必须与向太后联手才能应付这些人的挑战：“皇帝践祚，内外皆有异意之人。上识虑高远，以此坚请太后同听政，不然，谁冀与为助者？”

所以单独对话的重要意义，一是向太后向曾布确认由她垂帘听政的必要性，二是向太后与徽宗希望借助曾布的力量打击朱太妃、章惇、赵似政治集团，至少要防范他们继续实施任何政治阴谋。 几天以后，曾布又与徽宗讨论章惇的问题。之前蔡卞因为哲宗继位的定策问题与章惇争吵起来，曾布与徽宗议论章惇也由此开始。曾布说王珪在哲宗继位问题上不过是有点迟疑，但也说过“上自有子”，态度还是很端正的，没想到章惇能把王珪直接从宰相降为最低级的司户参军，实在太过分了。徽宗又问今天章惇与蔡卞在吵些什么，曾布就扯到了这次徽宗继位时章惇的表现，说没想到皇帝现在还容得下章惇，实在太宽宏大量了，“惇若稍知义理，何颜复见陛下！非圣德仁厚，何以涵容至今？惇但欲阳为不采，以掩覆其事”。曾布提醒徽宗，章惇当日提出赵似继位恐怕不是个人想法这么简单，那天章惇说话特别大声，似乎故意要让身边的人知道，并把消息迅速传播出去： 然当日帘前厉声，唯恐众人不闻，左右阉侍百余人，无不闻者，故即日喧传中外。

赵佶

徽宗认为向太后更加关心这个事情，“此事固当密禀皇太后”。曾布说章惇连向太后都敢直接挑战，“惇非独与臣等争先，乃欲与皇太后争先，以为己功也”。 两人又讨论章惇如何与简王赵似勾结的问题。徽宗说那天有人“渠下马处曾有人说话，有人见。”问“是时在禁中宿？”曾布说是的，“自九日宿省中。”

接下来两人的对话如下：又云：“知其为人否？”余云：“惇固所深知。”上云：“不然。”余云：“简王，臣等未尝敢询宫邸中事，然有一人尝使令，云多与使臣辈聚饮。”上云：“殿侍之类皆同坐饮酒，并酷刑，有性气。”余云：“臣亦尝闻皇太后宣谕，云有交通语言者。诚如此，罪亦大。”

“余”是曾布自称，其余皆是徽宗的话。徽宗话题一转说“知其为人否”，这话说得含糊，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徽宗问曾布，你知道简王赵似的为人吗？曾布说，反正章惇应该很了解吧。徽宗说“不然”，意思是外界未必知道赵似在宫内的真实表现。曾布就说，赵似在宫中的情况他是无从知道的，但听人说起过赵似经常“与使臣辈聚饮”。徽宗肯定了这种说法，说赵似喜欢跟手下的侍卫之类一起饮酒，还喜欢用酷刑，很有性格。这样两人就基本上确定了章惇与赵似勾结图谋定策的阴谋，曾布补充说向太后早就对他们提出了怀疑，现在又跟徽宗确认，那么章惇基本属于罪大恶极。

赵佣

在确认章惇是恶人之后，两人又讨论哲宗之前为何如此厚待章惇，竟可以让他独相多年，首先当然是哲宗把章惇视为定策功勋，其次就是哲宗太过“优容”，“一切涵容尔”。如此这般，当然要考虑如何拔除章惇。

三月，徽宗又告诉曾布，除了章惇，与朱太妃图谋不轨的还有大太监梁从政，说他在哲宗晏驾前，竟然搬了把朱太妃的椅子放在哲宗的病床前，向太后看到了震惊得差点昏过去。还说朱太妃在病床前好几次跟哲宗说“不分晓本末”。曾布就说，那就是外朝的宰相与宫内的大太监（入内都知）勾结在一起谋立赵似，这种人现在肯定不能再留了，“皆在众人之上，又皆异意之人，朝夕亲近，岂得稳便？”徽宗说章惇就留他把哲宗的葬事处理完，梁从政怎么处理还得请示向太后。 于是曾布来请示向太后，向太后进一步提供了梁从政与章惇勾结的证据，说哲宗晏驾前向太后问梁从政：“官家如此，奈何？”梁从政回答“但问章惇。”向太后觉得很奇怪，问“惇若说得未是时，如何？”梁从政竟然说“他是宰相，须是”，“须是”是肯定对的、准没错的意思。后来“及见惇所陈，似相表里，极可惊怪。”向太后还说梁从政从圣瑞宫搬来的不是椅子，而是“从物妆具”之类用品。曾布说，梁从政这种做法是想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现在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这两个人都有灭族的顾虑，章惇是首相，梁从政在宫内掌握着亲兵，两人图谋不轨，只是没有机会下手。向太后问那怎么办？曾布说虽然不能轻举妄动，但也不能毫无防备。

四月宫中有一位十五岁的私身因争闹引起火灾，“乃圣瑞殿中人”，曾布与向太后讨论这个事情，向太后又提到“圣瑞宫中有七百余人”。五月，曾布说皇帝已指示容忍章惇到哲宗的葬事处理完毕，但现在有个问题，哲宗马上要送到巩义皇陵去下葬，章惇是山陵使，“而诸王亦皆从，及从政、熙辈又亦俱行”。这一趟来回将近一个月，章惇这个人粗疏暴率，即使章惇、梁从政、蓝从熙、赵似这些人没有勾结在一起图谋不轨，只是章惇与赵似有私下联系，也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到时候皇帝处理章惇还好办，如何处理这些皇弟就会很头痛，“陛下兄弟之间，未免伤恩，此不可不虑”。徽宗说向太后也在担心这个问题，还派了一两个卧底到梁从政身边。徽宗又提到已经改封蔡王的赵似品质很坏，说“蔡王尤不循理，亦颇有污秽事，太母深病之。作亲王却多在殿侍房中出入，以此亦深忧之”。曾布说这些人还是要尽量保全，但首先得保证他们不再做出轨的事情，哲宗下葬这个环节必须有所考虑。徽宗说那就多派人暗中侦察防备吧。曾布说可能还得从御药院派些人比较可靠一些，徽宗说这个问题也要请示向太后。曾布又来请示向太后，向太后说梁从政是入内都知，宫内所有人都畏怕他，派人侦察他恐怕是没有用的，不如就不要让蔡王赵似参加这次活动了。曾布说“圣虑高明，非臣所及。”不过唯独不让蔡王参加会很奇怪，定王赵偲年龄更小，让这两位都不参加就看不出嫌疑了。向太后说这个主意很好，反正这两人“皆未出居外第。”到时就这么说好了。

总而言之，章惇当年提出由赵似继位，绝非个人的政治观点，而是与朱太妃联手推行的定策大计，但被向太后与徽宗所挫败。徽宗继位之后，向太后、徽宗与曾布联手秘密调查并严加防范这个集团再有轻举妄动。九月，徽宗便以章惇在安葬哲宗时出的差错为由将其罢相，“章惇为山陵使而丧舆陷泞暴露。”开始是以守本官知越州，后来干脆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三月梁从政被解职，罪名是“佐佑章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