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为了适应新的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为了将日本侵略者尽快驱逐出中国，中共中央号召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在政治文化宣传领域，毛泽东认为，值此民族危亡之际，要立足国情、民意，大力进行普遍而又深入的抗击日寇的政治动员。鉴于此，把那些进行抗日宣传的队伍、团体组织领导起来，使其更有效用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成了我党着眼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此不感兴趣，觉得这些团队讨嫌，“影响社会秩序”，早就有强制解散它们的意向。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总理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在武汉开展统战工作，并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任政治部副部长。随之，周恩来副主席遵照毛泽东的相关指示，利用国民政府给予的职权，把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打算解散的一些抗日宣传团队聚拢到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名下，组建成“抗敌演剧队”。同时，周恩来副主席要求第三厅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在这些抗日热情高涨的团队中，建立秘密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以实行党的领导。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8月，“抗敌演剧队”在湖北武汉正式成立时，周副主席到场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中，他要求“抗敌演剧队”的所有成员，都要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武装自己，矢志不渝地进行“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政治宣传。

周副主席还秘密指示“演剧队”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深入前线，随军行动，到国民党的抗战队伍中去演出；要坚持原则立场，向所到之处的军民广泛宣传我党的抗战政策；要占领文化阵地，行之有效地开展统战工作；要充分利用“合法身份”，努力争取政治宣传活动的种种自主权益。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抗敌演剧队”第三分队到了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并成功地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慰问、宣传演出。过程中，毛泽东、朱老总及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观看了“抗敌演剧队”的演出后，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

当年4月，党组织动员“抗敌演剧队”第三队重返国统区，继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时，有不少队员思想不通，不愿意再回国统区，希望长期留在延安工作、生活。这是因为，延安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了他们。

毛泽东得知后，亲自接见了“抗敌演剧队”第三分队的全体成员，并对他们进行了说服教育。

毛泽东高屋建瓴地说，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到英勇抗击日寇的队伍中，去大力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抗日主张。故而，你们应该尽快回到国统区工作，去占领那里的文化宣传阵地，发挥你们应有的作用，而不应该滞留在延安这个敌后根据地。

毛泽东还诙谐地跟大家说：“你们现在可都是了不得的人物，身穿国民党发的服装，端着国民党给的饭碗，却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工作、为全国广大民众工作，这可是一件难得的大好事！你们现在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都是有‘合法身份’的人，比换派别的同志去国统区搞宣传工作，要方便得多！”接着，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说：“统战工作，有困难，也会有尖锐的斗争。不过，这种工作能磨炼意志、促进成长。”最后，毛泽东强调指出：“不管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演剧队’的每位同志都要切实注意统战工作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你们要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秉持我党的斗争方针、原则，善于自主地开展工作。”

经过毛泽东的谆谆教诲，“抗敌演剧队”第三分队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恋恋不舍地离开延安，又斗志昂扬地奔赴国统区，一如既往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如此一来，“抗敌演剧队”其他各分队的思想也得到了稳定。他们不再申请去延安，而是安心于国统区的抗敌斗争及宣传工作。

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策划、发动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后，周副主席亲自派专人去联系“抗敌演剧队”的地下党组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我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与顽固派作斗争，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法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

综上所述可知，“抗敌演剧队”是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由当时奋战在国统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副主席亲自组织领导的一支“不拿枪的抗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