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此时国民党军残兵败将败退台湾，根基不牢、人心惶惶。

为尽快解放台湾，我军在制定攻台计划的同时，更加重视策反工作，期望不战而屈人之兵。

其中，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的孙立人因其特立独行的性格与活跃开放的思想，以及过硬的军事实力，成为“策反”的第一人选。

而作为孙立人内兄龚意农，则是前去策反的最佳人选。

当龚意农被接到上海后，先后被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谈话，讲述此次任务的重要性。

谁料，龚意农听罢拒绝了这次行动。

“我与孙立人早已多年不往来，此次前去恐怕得不到预期效果，建议找潘仲文前去，他与孙立人之间远比我要亲近得多。”

然而，就当潘仲文前去台湾，顺利见到孙立人，拿出陈毅的亲笔信并说明了此次目的后。

孙立人将军接过信，便随口说了一句，“怎么不是朱德亲笔写给我的？”

而正是他的这句话，就从侧面证明了这次策反行动绝对不可能成功？那么其中缘故何在呢？

若提起孙立人将军，他的叛逆和自傲，自学生时代至战争时期便为人所熟知。

儿时，父亲孙熙泽就给教书先生一把戒尺，提到只要儿子不好好学习，尽管惩戒。

孙立人从此被困在书房里，除了吃饭、上厕所、见家人，连睡觉都只能在房中凑合。后来，考上清华大学，父亲带着他去见清华校长，恭恭敬敬地作揖：

“请把我这个孩子，就当作您自己的儿子，有什么错误就打，打死我都不心疼。”

孙熙泽

可能正是由于儿时家庭教育过于压抑，导致孙立人在日后的性格尤为特立独行。

虽然他听从父亲学了土木专业，但后期还是放弃学了十年的本专业，义无反顾地前往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军事。

孙立人不仅在学业上开始忤逆父亲，在感情生活上，更是有自己的想法。

1919年，正在清华就读的孙立人回到合肥与龚夕涛结婚。

孙立人与夫人的婚姻是由父亲孙与龚夕涛异母长兄龚积柄包办的。因此，长期被父亲压迫的孙立人对这桩婚事心有不满。

在孙立人清华求学期间，因一次意外导致输尿管破裂，只能休学一年。

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孙立人与龚夕涛同居的四年生活中没有孩子。后来，孙立人赴美留学，夫妻分开。

都说日久生情，可是四年了，孙立人对龚夕涛的感情依旧不冷不热，是龚夕涛配不上孙立人吗？

龚夕涛

当然不是。龚夕涛出身名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仅知书达理，还善于料理家事，对于公公婆婆也极为孝顺，深得孙熙泽的喜爱和孙家上下的尊敬。

孙立人赴美后，龚夕涛就随着公婆回到安徽庐江县金牛乡下老家，帮着孙立人照顾二老。后孙立人回国，探望父母，并要接龚夕涛同走。

可是，公婆舍不得儿媳远离，龚夕涛也挂念公公年老、婆婆体弱有病，同意暂时留下。

没想到，1930年，孙立人在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宪警教导队上校大队长时，在舞场上认识了南京汇文中学高中学生湖南姑娘张晶英。

当时的张晶英只有18岁，与孙立人相识不久后，两人便结了婚。

在老家的孙熙泽听闻孙立人再娶后，气得一蹦三尺高，不顾年迈和路途颠簸，一定要找儿子当面质问。

但是，孙立人早就不想听从父亲摆布，再加上木已成舟，孙熙泽只好愤然而归。

孙立人与张晶英

身为公公的孙熙泽都如此生气，那龚夕涛哥哥更加气愤。

龚意农在京时与孙立人共同读大学，孙立人在清华读土木专业，龚意农读中国大学的商科。

抗战爆发后，为抗日救亡，龚意农投身新四军，并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金融、财经、贸易方面的领导工作。

龚意农没跟孙立人翻脸的原因，也是因为后期他对自己妹妹还算尽到一定责任。

1935年，孙熙泽夫妇相继在金牛病逝，均是妻子为二老送终。

孙立人姗姗赶到，回家奔丧，父母早已被安置好。

孙立人对龚夕涛既感激又愧疚，但龚夕涛以宽容待之，没有一句怨言，更赢得孙立人的敬重。

丧事办完兄弟分家，分在孙立人名下的家业，均由龚夕涛掌管，并为他顶立门户。

也正因如此，龚意农在接到“策反孙立人”这项任务的时候，选择了拒绝。

一是因为，龚意农确实在孙立人娶了张晶英后，两家不太来往，担心自己贸然前去会导致此次任务的失败；

二是龚意农实在看不上自己妹夫为人处世的作风，目中无人、恃才自傲，而且辜负了自己那么好的妹妹。

龚意农

龚意农婉拒了此次任务后，思考良久，向陈毅推荐了潘仲文。

华东局对潘仲文做了调查后，很快同意他的建议。

潘仲文同孙立人有多重亲戚关系：潘仲文的夫人是孙立人的姐姐，潘仲文的姐姐又是孙立人的堂兄孙雨人的夫人。

在孙家，潘仲文既是“姑爷”，又是“舅舅”。

当时的潘仲文在苏州的一家面粉厂当老板，龚意农得知后迅速赶往苏州与潘仲文商量此事，随后一同去往上海。

孙立人

一切就绪后，1950年，潘仲文带着陈毅的亲笔信，扮成富商经广州到香港，再乘客轮顺利到达台湾。

顺利到达的潘仲文先在孙立人哥哥孙伯亨家暂住，两天后二人见了面。

一开始，两人叙谈各自的近况，当孙立人问到潘仲文还回不回大陆时，潘这时才说明来意，把陈毅的信递给孙立人。

孙立人见信后，沉思了一会，就问潘仲文：“怎么不是朱德写的呢？”

正是孙立人这句话，注定了这次策反行动要失败。

在孙立人的观念里，就是要等级对等，这样重要的事，最起码也得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亲自给自己写信才对。

因此，就没有即刻动身作出反应，孙立人想的是先保证潘仲文的人身安全，将他护送出台湾。

潘仲文从台湾回来后，先向龚意农汇报了情况，随后一同前往上海向陈毅、刘晓汇报。陈毅听后松了一口气：

“潘先生你不虚此行，这一趟没有白跑。”

随后，华东局有关部门将潘仲文安置在上海汇丰银行任襄理，并打算派他再去台湾。

但是此时，蒋介石将那套在大陆实行过的“白色恐怖”，开始在台湾岛内如法炮制。

当时的蒋介石被打倒台湾气急败坏，而且“疑心病”严重。

听着孙立人对自己信誓旦旦地说：“有我在，台湾就是安全的。”

又想到对方曾于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后来在缅甸与美军配合默契，与美国人走得过于亲近。

蒋介石便怀疑孙立人“心里有鬼”，要么就要跟美国人一起把自己搞下台。

怀疑一旦开始，罪名已经成立。

不久后，他的秘书黄钰和黄正姐妹二人便被逮捕。

孙立人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嘱咐手下人，“行事一定要万分小心，绝不要让蒋介石抓住任何把柄。”

但令孙立人没想到的是，蒋介石在最短的时间内对他第二次出手。

孙立人曾经新一军中的李鸿、陈鸣人、彭克立等人也被捕入狱。其实，蒋介石疑心病虽重，但他怀疑得不无道理。

根据近年来解密的美国档案披露，在1949年初的美国多次国家安全会议上，美国人的“弃蒋保台”计划中，就打算由孙立人取代蒋介石。

1949年2月初，麦克阿瑟曾派出副官专程前往台湾，邀请孙立人去日本东京，共同就台湾防卫计划进行商议。

但是，孙立人拒绝了：“我只会打仗，不会搞政治。”

不仅如此，孙立人还将此事告知了陈诚，让他如实禀告给蒋介石。

蒋介石知晓此事后，在陈诚面前说了这样一句话：“抚民（孙立人字）忠心可鉴，可绝非长久之计。”

因为蒋介石搞的这一出，实施戡乱戒严，加强了对入台人员的严格审查和限制。

潘仲文几次到香港试图再去台湾都没有成功。

因为孙立人当时纠结“怎么不是朱德写的”，一念之犹豫不决，让他再没有回到过大陆。

随后，在1955年，孙立人因为一个叫“郭延亮”的人，被蒋介石囚禁33年之久。

郭廷亮是孙立人的部下，曾在入缅作战期间表现出众，战功无数。孙立人珍惜人才，提拔他为营长、贴身侍从、步校教官等职。

但在国民党军中，贪污腐败横行，为了权力互相倾轧的情况屡屡发生。

这一现象引起了郭廷亮的不满，于是他联合一大批青年军官，决定向上层呼吁，进行“改革”，整顿军队，否则必败无疑。

1954年5月，在“陆军总司令”任上的孙立人期满卸任，本应该担任参谋总长一职，却被安排为“总统府参军长”。

实际上就是“明升暗降”，这彻底惹怒孙立人。

孙立人也早对这种状况看不惯，于是默许了郭延亮在军中的煽动，不仅嘱咐他要办事小心些，还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他们提供便利。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怎会逃过蒋介石的眼睛。

此时，老蒋已经进入“半癫狂”的状态，凡是对他不满者，可先斩后奏。

1955年5月25日，郭廷亮、江云锦等7人被捕入狱。

当时抓人，不仅对他们进行酷刑打压，还要让彼此之间互相检举揭发。

只要他们写“自白书”，并且再供出“三名”同谋，就可以被放出去。

可哪有那么多间谍，很多人为了自保，就开始胡诌一些根本不曾发生过的事，把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战友一同打成同谋。

犯人胡乱招供完，也不会放他们走，因为不久后就与被“背叛”的人在牢里相遇。

因此，孙立人出现在郭延亮的“自白书”里，他承认了自己的“间谍”身份，还供出了“兵变计划”，主谋就是孙立人。

就这样，孙立人将军从此被软禁起来。

孙立人的结局，与他自己的性格有一定关系，但更多是家庭和时代的悲剧。

但是，孙立人将军因为自身心高气傲的性格，一念之差，再也没有回到过大陆，着实令人惋惜。

即使孙立人将军被称为“东方隆美尔”，但是其特立独行的性格，却让他无论是哪里，都吃到了苦头。

“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在破译恩尼格玛机的时候，就觉得同办公室的人都不配与自己说话，唯独与“密码天才”琼·克拉克聊得来。

琼却对图灵说：“你必须让周围的人喜欢你，他们才可能帮你。你一个人永远无法破译恩尼格玛机，哪怕你无人能敌。”

艾伦·图灵听进去了，同事协助他研制出了世界第一台计算机；孙立人不回头，结果被软禁33年，才重新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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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水】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