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这是1975年7月1日，周恩来病中与医疗组和医院工作人员、乔冠华、李先念等一起拍合影时，突然蹦出来的一句话。周恩来说这话时，语气十分平缓，和在场所有人在听到这话后，都忍不住心里一颤。
周恩来并没有和人开玩笑的习惯，他说这种有点像玩笑的话，自然会让人多想。人们对他的这句话费了一番猜测，大家都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周恩来的最后合影
没人能猜出周恩来那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大家都确定：他说这话，与他与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有关。这场动乱中，他经历得实在太多，这已是他与之鏖战的第九个年头了。
他再坚强，也终究是个癌症晚期病人，他的身体里有过多负面的能量需要被释放。他努力把那些负面的能量化为了愤怒的声讨和抗争，可这些负能量实在太多了，它们长久地被积压在他的心底，他终承受不住了，以至于终于忍无可忍地在与这些常年跟随自己的工作人员、老部下和老同志合影时，“宣泄”了出来。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在305医院住院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多里，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且经常一批又一批地会见中外宾客。
周恩来不敢停下来，他非常清楚：若自己停下来，四人帮就会如饿狼一样扑上来，到时候局面将极不利于国家和人民。
就在这张合影被拍下后两个多月，即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进行了人生的最后一场大手术，有人曾详细算过，自1973年3月10日在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后，直到他1976年1月8日辞世，他总共经受了大小手术13次。
也就是说：生命中最后的19个月里，他平均不到两月就要经受一次手术治疗。
而这最后大手术前，周恩来的膀胱癌已经由原来的“移行上皮细胞癌”恶变成了“鳞状细胞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他的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并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所有医护人员都清楚：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在这生命倒数第110天，即周恩来进行最后一次大手术前，他已骨瘦如柴，实际上，拍摄最后一张合影时，他的体重就只剩下61斤了。
进手术室前，周恩来一直牵挂着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此前四人帮不断利用“伍豪事件”污蔑周恩来的事。“伍豪事件”是国民党1932年为了瓦解中共实力制造的阴谋，具体就是用“伍豪”（周恩来化名）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等报刊上分别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
江青本清楚这段历史，可为了整垮周恩来，她完全忽略历史，甚至在周恩来拿出铁证、毛泽东出面的情况下，仍以此反复折腾周恩来。
周恩来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十多天，江青还在以此做文章。被“伍豪事件”反复折腾得周恩来，在手术前竟当着守候在身边的人激愤地大声说：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这次手术后两月，周恩来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医疗组的专家们都感到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们向党中央书面报告了周恩来“已处于垂危时刻”，这一报告和“病危通知”一样，它意味着：周恩来随时可能离世。
12月中旬，周恩来进入弥留之际，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
医疗组的各科专家都紧张起来了，他们24小时守在周恩来身边，他们制定了详细的紧急状况下才会实施的方案。
这期间，始终忧心国事的周恩来，依旧不时会见要人，可他的身体实在太差了，又是他要见的人到了病房，他却已昏睡过去。有时，他与人正谈工作时，竟也撑不住昏睡过去……
1976年元旦，即周恩来去世前7天，他在半睡半醒中隐约听到电台广播声，他得知毛泽东发表了两首诗《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他赶紧让身边人找来。
那天，周恩来反复让人读毛主席诗词，偶尔还议论一两句，他的眼里似乎又有了光。可他的“好精神”却让医护人员反而有些担心起来：他们担心这是回光返照。
周恩来与毛泽东（最后一次握手）
他们格外担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之前四天的深夜，即12月27日，周恩来突然昏厥，经医生全力抢救后，他的生命才暂时维持下来。
果然，就在1月7日，周恩来的病情出现了持续恶化的境况，他的气息越来越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当晚11点，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并微睁开眼。他认出守在身边的吴阶平后，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句话，而这句话，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言，他说：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1月8日这天早晨，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发现了异常：周总理的血压为90／50毫米汞柱左右。如此低的血压，只有在人的生命垂危，即临终时才会出现。
张佐良
张佐良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旁边的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麻醉科专家商德延，他们迅速将所有医护人员全部集合到了病房内：抢救周恩来生命的紧张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担任现场总指挥的，是医疗组长吴阶平。
抢救期间，谢荣教授提出要给周恩来作气管内插管，并请张佐良向周恩来报告。张佐良原以为周恩来已不可能有力气进行回答，可让他意外的是，周恩来听到问话后，竟睁开眼，并用力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周恩来的反应让所有医护人员都激动起来：都到这种时候了，他的意识居然还是清醒的。而且，能够插管，就有利于治疗，这是多好的事。
谢荣教授迅速而准确地将管子插了进去，并立刻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可吸出来的痰并不多。谢荣教授不得不改用粗一些的管子，吸出一些痰后，他不停地用手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吸氧，同死神争夺周恩来的生命。
其他的医护人员也都在紧张忙碌着，测血压、注意心电图变化，商量用药……他们都在为抢救周恩来尽全力。
可心电图波仪上仍然发生了显著变化，周恩来的心跳波幅不断变小，渐渐地成了一条直线，并再也没有任何起伏。
突然间，有人使劲地喊：“总理！总理啊！……总理！”周恩来再也没有任何回应，他的双眼永远地闭上了。
吴阶平看了看手表，同身旁几位专家交换了意见后，表情极凝重地宣布：
“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全身上下的氧气管、输液管、引流管和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等都撤掉，用新床单将总理全身都覆盖起来。”
此时，时针指向了9点58分！
吴阶平的话未说完，大家长久挤压在心中的悲痛情绪一下就爆发了出来，整个病房突然地沉浸在了无限的悲痛中，哭喊声响彻了整个病房……
医疗组的抢救工作停止了，人们用一条新的白床单将周恩来的遗体覆盖了起来。
邓颖超来了，她是陪伴了周恩来半个多世纪的亲密战友、妻子，她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进病房，她满面泪痕，边走边用手绢擦眼泪。
邓颖超见周恩来已被白床单覆盖了全身，立马哭出了声。一位护士一边哭一边走来替邓颖超把白床单揭起，周恩来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的上半身露了出来。邓颖超无比疼惜地看向她的亲人，只见，他的稀疏的头发整齐向后梳着，脸擦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得像是“睡着”了。
邓颖超没有嚎啕大哭，她努力控制着自己心底的悲痛，她知道自己不能过分宣泄情感，还有很多的事情等着她去处理。周恩来早已将后事交代给了她，他特别提出要火化不保留骨灰，她得去帮他完成这最后的心愿。
邓颖超在周恩来遗体前
邓颖超扑到周恩来床头，用哆嗦的双手抚摸到周恩来已冰凉的面颊时，她终于没能忍住地嚎啕起来，她的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她的嗓子已嘶哑：“恩来呀！恩来呀！你走了，我来晚了啊……”
邓颖超的哭声，让病房内的悲恸再次达到了顶点。邓颖超弯下身子、低头吻着周恩来的额头，不停地抽泣着。大家担心她心脏病发作，纷纷过来宽慰，几个护士主动搀扶着她离开病房到隔壁房间休息。
随后，中央领导人陆续来医院向周恩来遗体致哀、告别。期间，邓颖超一直亲自守候在旁。
周恩来去世后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当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仪式的情景，全国的广大观众都在电视机前跟着哭泣。
当人们看到谭震林等老同志进门见到周恩来遗容就痛哭不止，无人搀扶几乎会跌倒时，他们泣不成声。人民注意到，江青脸上不仅没有丝毫悲哀，还连帽子都未脱。江青有意怠慢周总理的举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无数观众竟忍不住对着电视机大声吼叫着：“把帽子脱下来！脱帽！脱帽！”
江青的行为激起了百姓的严重不满和愤怒，而这，也成了“四五”事件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1月9日晚，警卫同志为周恩来挑选了他平时最喜欢穿的旧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内衣和鞋袜等物，征得邓颖超同意后，这些衣物被送往北京医院的太平间，它们就是周恩来的寿衣。
之前给周恩来理发的朱殿华也带着他的徒弟赶来了，他怀着巨大的悲痛为周恩来最后一次理发、刮脸。
9日晚11点，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周恩来遗体，被安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
1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赶到北京医院，同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当日，他的遗体被安放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
11日下午5点，周恩来的遗体被从医院运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其灵柩所经之处，街道两旁站满了前来送别他的群众。那日的天气极其寒冷，可人们很早就自动站到了路旁等待灵车经过。
东西长安街直到八宝山，沿途挤满了人群，男女老少长时间站在刺骨的西北风中流着泪迎候着周总理。
周恩来的遗体被火化后，载着周恩来骨灰的灵车驶出，此时已经过了午夜12点，可灵车所经之处，马路两旁依旧站满了人群……
邓颖超手捧周恩来骨灰
1月15日下午3点，是周恩来的追悼大会。追悼会后，邓颖超亲自将周恩来的骨灰分成三袋，交给了周恩来生前党支部成员。
随后，他们手捧着周恩来的骨灰登上一架农用小飞机，按照事先的约定，飞机升空后，他们应听从驾驶员的命令，分别在北京、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等处，将骨灰全部撒干净。
那日，邓颖超久久站在寒冷黑夜中，目送那驾小飞机逐渐消失在夜空，很久后，她才乘车返回西花厅。
周恩来的骨灰就这样全部被撒完了，他无儿无女，也没有遗产，有人说：“周总理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须保留自己”，他似乎没有留下任何。
然而，没有留下任何的周恩来，实际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是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世世享用不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