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中国并没有外交意识,有的也只是理藩院与鸿胪寺这样的机构,完全没有平等看待其他国家的意识,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满清才开始有了现代外交意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专门设立了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设有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光绪二十年设立日本股,但没有专门的外交大臣,实施的集体领导,直到光绪末年,才专门有了外交大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正式成立。也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遣大使,光绪元年,郭嵩焘成为第一任英公使,同一时期,满清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这些人后来成为清末时期满清高级外交官,其中就有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梁敦彦,他是满清最后一任外交大臣,还包括满清首任驻美大使周自齐,北洋政府首任总理唐绍仪。
在清末这一批高级的高级外交官吏,最值得一提是许景澄,他是同治七年的进士,虽然没有留学生涯,但却并不保守,思想十分开明,因此光绪十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曾任出使法、德、意、荷、奥五国大臣(兼驻比利时公使)。出使期间,主持勘验接收“定远”等舰,光绪十六年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他作为中方谈判代表,驳斥沙俄侵略中国的帕米尔高原,最后代表清政府与沙俄议定维持现状的协约。光绪二十四年,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之一,也就是满清的外交大臣,此时就在两年之后,义和团运动爆发,致使八国联军入京。
五月二十日,朝廷召开两次御前会议,军机大臣徐桐与端王载漪竭力主战,对此兵部尚书徐用仪反对开战,并表示:“用兵对中国绝无益处,并且衅不可自我先。”
五月二十三日,召开最为关键的一次御前会议。此时八国联军已经向满清政府发出最后照会:拆除大沽口炮台以及归政光绪,这是慈禧绝对无法接受的事情,廷议风向骤变,显然已不再是单纯的战和之争,而是权力之争,慈禧于是直接批准了载漪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奏请。
慈禧一开始便跳过讨论环节,直接批准了载漪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奏请,并愤恨道:“今日之事,诸位大臣也都听见了,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若力战之后江山社稷仍然不保,诸公今天都在场,应当体谅我的良苦用心,不可归罪于我一人,说什么皇太后葬送了祖宗三百年天下。”
话音未落,主和派大惊,合着要打仗的是你,提前甩锅的还是你。
总理衙门大臣联元冒死劝谏:“倘若使馆区各国使臣不保,一旦他日洋兵打进京师,必定鸡犬不留啊!”
因为联元的这句话,亢奋的主战派立马炸锅,齐声高呼:“杀联元、退洋兵!”
主战派声势达到顶峰。
此时,早已失权的光绪帝也不再顾及他人的脸色,一把拉住苦劝无果的许景澄,心急如焚,皇帝的反常行为犹如火上浇油,令老太后更加愤怒,一定要对西方国家动武。两天后,八国联军攻克大沽口,决战已成定局,慈禧遂在当天颁布宣战诏书:“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至此,局势再无回转余地。
让时间倒回到五月二十一日,在义和团的不少乱民公然纵火焚街,顺带着将财货一洗而空,京师局势越发崩坏。这一日,许景澄与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那桐奉慈禧之命前往丰台,意图劝阻八国联军退兵,不想联军司令没见到,反而被义和团拳民给缉拿了,二人便被拳民们以通敌的罪名押到附近一处坛口祭天,堂堂外交使节落到这步田地,也可见北京混乱到什么地步。万幸的是,祭天焚表不成功,二人得以侥幸脱险,这在许景澄看来简直就是不可理喻,这些乱民必须加以围剿。由于一片混乱,许景澄与那桐只能返回北京。
慈禧既然主战派,那主和派就必然被清算,载漪胞弟载澜上书慈禧,要对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汉奸”即刻正法,以儆效尤。为表明朝廷主战决心,同时也顺带着敲打结盟互保的东南督抚们,慈禧于七月初二下诏逮捕许景澄、袁昶,未经司法审讯便于次日将二人公开处决。七月十七日,慈禧再发上谕,将徐用仪、联元、立山三人斩首示众。
然而仅四天后,即七月二十一日,联军便攻入北京城,光绪与慈禧仓皇西逃。攻克北京后,八国联军立刻开始严惩主战派官员。在后来《辛丑条约》第二款中,欧美各国严令清廷发上谕将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一,直隶保定府。直隶总督廷雍被八国联军的士兵缉拿,在直隶总督衙署召开审判大会,决定以“庇纵拳匪、滥杀教士”的罪名处死廷雍,作为主战派,廷雍哑口无言,审判完毕后,联军当堂判处护理直隶总督廷雍、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三人死刑,并决定以中国刑罚代替枪决,当即将三人押赴城南凤凰台斩首示众。
这一天,距廷雍出任直隶总督仅五十三天。堂堂直隶总督竟被洋兵枭首,死后更惨遭悬首示众,远遁西安的清廷敢怒而不敢言,也只能咽下了这口窝囊气。当时的报纸也哀叹:“真是国耻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耻辱的!”
在《辛丑条约》里联军明确表示了要惩戒的主战派大臣,各国公使联名向满清外交机构发出照会,要求严惩载漪、载勋、载澜、溥静、毓贤、李秉衡、董福祥、刚毅、启秀、徐桐、徐承煜、赵舒翘、英年这十二名主战大臣。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慈禧为求自己的活命,不得不按名单惩处,众大臣不是夺爵圈禁,就是革职查办。可即便如此,在十二月,在京和谈的外国公使严正警告李鸿章、奕劻,要求清廷将宗室载漪、载澜发配新疆;载勋必须自裁;而刚毅、李秉衡、徐桐、英年、赵舒翘、毓贤、徐承煜、启秀诸大臣均当斩,否则双方和谈将无法达成。尤其点名了赵舒翘。
李鸿章无计可施,只得连番向朝廷发电,请旨处死赵舒翘等人,这时候,处死赵舒翘是一个极为艰难的抉择,为求和而处死主战大臣,必定举国激愤,朝廷将更为颜面扫地,由于二赵舒翘又是西安籍官员,且在当地颇有威望,在听闻洋人欲置赵舒翘于死地后,西安群情激愤,士绅联名上书请求赦免赵舒翘,百姓更是云集鼓楼,为其击鼓鸣冤。慈禧也是有心保住赵舒翘的。
可处死赵舒翘也是八国联军的首要条款,在列强最后通牒的威逼下,慈禧最终不得不以光绪的名义,在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三颁布上谕:载漪、载澜斩监候;令载勋自尽;刚毅、启秀、徐承煜斩立决,徐桐、李秉衡斩监候;英年、赵舒翘赐自尽。
在听完陕西巡抚岑春煊的宣旨后,赵舒翘根本不敢相信慈禧会真要了自己的性命,于是赵舒翘先后吞金自尽,吞鸦片自尽,可赵舒翘生命力过于顽强,尽管因毒发疼得满地打滚,却依旧坚挺不死,最后,监刑的官员以桑皮纸沾水覆面,最终用酷刑将赵舒翘活活闷死。
这里最值得一提是时任甘肃提督、武卫后军统领董福祥,他带兵保护慈禧一路前往西安,为此慈禧曾多次单独召见董福祥,对其褒奖有加,董福祥对此感激涕零。但与赵舒翘一样,董福祥毫无悬念地位列战犯榜单,也是被各国点名要求严办的罪魁。
此时素来与董福祥政见不合的东南督抚们也纷纷下起了死手,向朝廷发电请求严惩董福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分别上疏弹劾,直言此番寻衅误国董福祥难辞其咎,并催促朝廷早定大计,以平各国之愤。董福祥对外扬言:“我就是一武夫,只知奉命行事,何罪之有!”态度十分强硬。
而慈禧却是一明白人,她知道如果处死董福祥,就再也没有武将愿意辅佐自己了,她可不能学完颜构,在这一点上,慈禧顶住内外压力,力保董福祥不死。慈禧的异常强硬,洋人也不得不接受了暂缓惩处这一现实。
可即便如此,在光绪绪二十七年腊月二十五日,光绪颁布上谕,将董福祥革职留任,并命其领所部人马克日返回甘肃,于是董福祥也只能谨遵圣旨,返回甘肃。最终,去职罢官后的董福祥再没能等来朝廷起复的圣旨,而是一直被软禁于固原老家。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七,弥留之际的董福祥向清廷递交了最后一封奏折,并命家人将个人存银四十万两、洋枪一千六百余支捐予朝廷,嘱咐完毕,董福祥于次日病逝。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下旨免除督董福祥生前的处分,同时给予其孙董恭分省补用道的待遇,并在军机处存记。
但这个时候无论清廷再干什么都没有用了,就连满清自己都只剩下三年的寿数,而无论是主和派还是主战派,实际上面对一个衰落的国家都是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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