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公安部收到了中央办公厅传来的一份由毛主席亲自签署的命令：迅速查清古柏同志牺牲的经过，并严惩凶手。

由于是毛主席亲自签发的文件，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高度重视，因为毛主席很久没有亲自签发过这种命令了。

在查阅档案后，罗瑞卿这才发现毛主席命令中的“古柏同志”身份不简单，他竟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秘书，也是毛主席最信任的秘书之一，只不过在1935年离奇遇害，凶手至今没有落网，如今毛主席亲自下令彻查这件20多年前的旧案，足可见毛主席的重视。

古柏1906年生于寻乌的一个贫苦家庭，从小就对地主恶霸充满憎恨，深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古柏被父母寄养在外公梅洪馨的家中。古柏从小不仅乖巧，而且还很聪明，外公也很喜欢这个小外孙，在他长大后，就将其送到县城的一所新式学堂读书。

14岁时，古柏又在外祖父的帮助下，到梅县的广益中学就读，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古柏在这里大大增长了见识，受五四运动文化的影响，古柏开始接触到进步思想以及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纷纷响应，古柏也利用这个机会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并在他们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踏上革命之路，成为一个合格的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物。

在放暑假时，古柏回乡到基层农村宣传革命思想，当地一位颇有文化的老者见他如此“卖力”便劝说：“孩子，自古以来，每一个政党在刚建立的时候，都要牺牲不少人，这样才能实现所谓的主义，难道你真的想成为共产党的铺路石吗？”

古柏能理解这位老者说的话，但他坚定地说：“我愿意，如果没有人来铺路，怎么会有后面的康庄大道。”

从短短的几句交谈中，足可见年纪轻轻的古柏，已抱定参加革命的决心。

大革命失败后，虽然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地破坏，但这并不影响共产党人革命到底的决心，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

在白色恐怖的背景下，上级党组织认为寻乌位于福建、广东、江西三地的交界地区，交通不便，反动派一直无法有效地管理这一个地区，可以利用这个特点，发展和保存一股革命力量。

想要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最合适的人选当属熟悉寻乌的党员；随后，上级命令古柏、刘维铲、刘维锷等寻乌党员秘密回乡，并成立了党支部，古柏担任支部委员。

同时，为了伪装身份，古柏在县城附近创建了一所中学，很多共产党都到学校任教，不仅可以隐藏身份，还可以借此机会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发展新的党员。

古柏的掩护工作做得很到位，在寻乌的多个乡镇都开设了分校，巧妙地将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分散在寻乌的各地，培养了一大批的骨干，为后续的“寻乌暴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进入1928年后，上级党组织认为寻乌发动暴动的时机已到，命令寻乌党支部做好一切准备，并将暴动的时间定在3月25日。

为统一领导暴动队伍，在古柏的建议下，成立了总指挥部，由刘维铲担任总指挥，古柏等人担任副总指挥。

3月25日，随着一声令下，拉开了寻乌暴动的序幕，6路队伍同时开始行动，很快就取得暴动的胜利；古柏在庆祝大会上高兴地说：“这次胜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得继续战斗下去，解放全中国。”

寻乌暴动的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当局，随后便调集大军反扑寻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力量，古柏等人率起义武装退出寻乌县城，化整为零，根据上级的安排，古柏来到梅县工作。

不久后，他就回到了家乡，联络寻乌暴动的同志，恢复了已停止工作的农协，带着底层农民反抗地主的压迫，并组建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游击队，利用阳天嶂大山的天然屏障，与反动派作斗争。

1929年，朱毛红军来到了寻乌县境内的葛蒲圩，古柏得到消息后，下山迎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这是古柏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汇报完寻乌的革命情况后，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古柏的工作，为加强游击队的力量，毛泽东从红四军抽出部分同志以及枪支弹药留在寻乌，帮助古柏发展游击队。

随后，古柏将游击队与红四军留下的同志合编成红军21纵队；队伍壮大后，给寻乌附近的地主恶霸带来很大的威胁，他们联合反动派正规军，反复围剿21纵队。

好在古柏在寻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利用秘密交通站监视敌人的行动，只要敌军来围剿，古柏就带领游击队撤离。

敌人见“硬”得不行，只能来“软”的，改变过去的直接围攻的方案，派大军直接将阳天嶂大山包围，在所有上下山的路口全部设立路卡。

由于敌人的封锁，给21纵队带来严峻的考验，古柏的弟弟也在与反动派的作战中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队员产生了悲观的情绪，认为“与其被困在山里，还不如下山与敌人拼了…….”

就在这时，朱毛红军再次经过寻乌，毛泽东得知古柏被包围后，立即指挥部队从背后攻击敌军，帮助21纵队解围。

古柏脱险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了寻乌县军事委员会以及中共寻乌县委员会，由古柏担任主任委员以及县委书记。

古柏在寻乌的工作成绩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会被他亲自调到身边做秘书，还与著名的《寻乌调查》有关。

1930年夏，朱毛红军第三次来到寻乌，赶走了城内的反动武装，建立了红色政权，在朱毛红军取得节节胜利之时，赣南、闽西的革命也取得很大的进展，一块块的根据地建立了起来。

为有效管理这些来之不易的根据地，毛泽东决定进行一次全面的农村社会调查；在选择调查地点时，毛泽东认为寻乌位于三省的交界地区，这里的情况与周边各县不会相差太远。

得知毛泽东要进行一次全面的社会调查，古柏全力协助，首先召集11位在各个阶级都有代表性的人物，毛泽东与他们一一进行深入的交流，除此之外，古柏亲自担任调查会的记录，有时还要给他当翻译（因为方言问题）。

除了召开调查会，古柏还陪同毛主席实际深入各个阶层；在这次调查中，毛泽东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农村土地分配观点，并明确指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能完成这份调查，其中就有古柏的一份功劳，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明确说明：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经过十多天的相处，古柏给毛主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完成调查后，就将古柏以及他的妻子曾碧漪调到红四军前委工作，两人都先后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

从下面这件事，足可见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在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反动派为离间红军内部的关系，专门找了一位“大师”，模仿毛泽东的笔迹，给古柏写了一封信，称朱德、彭德怀等已经叛变，要立即处决。

虽然这封信很快就识破，但可见古柏当时的地位。

1931年，王明、博古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否认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提出要向大城市发展。

作为帮助毛泽东完成《寻乌调查》的古柏，深知他的主张才是最正确的，自始至终都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但也因此遭到打压，被“开除党籍”，调到地方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准备开始长征，古柏奉命留守，担任闽赣红军游击纵队的司令。

主力部队离开后，中央苏区兵力空虚，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调集大军展开大清剿，苏区逐渐被反动派占领，古柏被迫率游击队进入深山中继续斗争。

但在1935年，古柏在前去广东联络游击队时，却在龙川离奇遇害，凶手迟迟未能落网，成为一桩悬案。

1956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古柏的妻子曾碧漪；在交谈中，毛主席得知杀害古柏的凶手仍逍遥法外时，当即下令，要查清古柏牺牲的经过以及严惩凶手。

公安部在得到命令后，安排曾与古柏并肩战斗的副部长周兴亲自督办此事。周兴命令龙川公安局组成专案组，一定要将这桩20多年前的案件查清。

事情已过去过年，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专案组的同志根据公安部提供的线索，来到古柏牺牲的鸳鸯坑以及家乡寻乌等地，寻访知情人，并派人到北京，拜访古柏的夫人曾碧漪，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终于查清了古柏牺牲的真相，并上报给了公安部。

当时由于古柏所率的游击队大部分都已牺牲，只剩下不到10人左右，为保存革命的火种，古柏决定带着这些人回到自己熟悉的安远、寻乌一带活动。

在中途休息时，古柏打听到寻乌与龙川交界附近有红军游击队在活动，便派了几个人前去打探。

几天后，队员回来报告，称在龙川上坪附近有一支叫“五兴龙游击队”在活动，并已和他们取得联系。

当天晚上，古柏就决定到龙川联络五兴龙游击队；在行走了五六天后，古柏终于来到了上坪鸳鸯坑的一处破旧的竹棚，与队长刘国洲、队员刘邦开相见。

在了解后，古柏才得知游击队在前段时间敌人的围剿中损失惨重，这里曾是他们的秘密据点之一，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中央红军。

几天后，古柏与刘国洲、刘邦开一行人来到了赣粤交界的鸳鸯坑赤米畲纸厂，准备给这里的工人做思想工作，传播革命思想。

但不巧的是，几位师傅当天都下山回了家，只有一个叫王应湖的工人留守。

在漆黑的夜晚突然见到三个陌生人，王应湖难免有些紧张。古柏连忙说：“师傅，你不用害怕，我们只是路过的，白天赶路流了一身汗，想在这里冲个凉”

刘邦开也说道：“师傅，我是龙川本地的，是五兴龙游击队的队员。”

见刘邦开是本地人，又是游击队，王应湖这才松了一口气，因为在当时的乱世下，抢劫事件经常发生。

古柏趁机向王应湖传播革命思想，几人聊到了深夜，王应湖还主动将他们送回了古柏的住所。

但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却带来了“杀身之祸”。

王应湖表面上老实巴交的，实际上却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想到之前政府发布的举报红军有赏的公告后，第二天就到乡公所找乡长王敬卿密报了昨晚的情况。

“乡长，我发现了红军活动的踪迹，这几天经常有红军来纸厂洗澡，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枪”王应湖说道。

王敬卿知道红军的厉害，乡里也没有这个实力可以“围剿”，便没有表态。

王应湖急了：“乡长，你可以让王保去，他身强体壮，可以趁红军不注意把枪夺过来....”

“现在先不要去夺他们的枪，你先照常去做纸，如果还有红军来，你再来报告”王敬卿说道。

见乡长不为所动，王应湖回家后又怂恿两个村民，但这两人得知要去抢夺红军的枪，立即拒绝。

王应湖在纸厂做完最后一批纸后，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当时刘邦开几人在这里洗澡，就问他：“做完纸，你还会回来吗？”

“会的，明天带你们到毛里良住”王应湖说道。

在回家的路上，王应湖遇到了地主王福均，将发现红军的事儿告知了他；王福均着急地说：“你快去乡公所报告，否则我就去告你与红军有牵连。”

王应湖再次来到乡公所汇报。

“上面有多少红军，有多少枪？”王敬卿问道。

“有十来人，枪的话，我看到的只有七八支”王应湖回答。

“我知道了，那里的地形你最熟悉，敢不敢带路？”王敬卿问。

“我敢，那里的地形有点类似于畚箕，只要人手够，往两边一包围，红军肯定逃不了”王应湖说道。

“那好，晚上你就不要回家了，我向县里报告一下”王敬卿回道。

当天晚上，王敬卿就叫来县警卫队的小队长黄居成、黄卓一起商讨“围剿方案”，在经中队长曾开华同意后，就开始了行动。

1935年3月6日凌晨，在王应湖的带领下，县警卫队的人已秘密将竹棚包围。

当时天刚刚亮，古柏起床准备为大家做早餐；这时哨兵突然大叫：“有敌人”。

紧接着，周围就响起了枪声；古柏知道被敌人包围了，马上回屋大喊：“大家赶快从后门冲出去”

见敌人不断压上来，古柏指挥大家边打边退，并主动留下殿后。

待大家都撤离后，古柏也起身准备撤退；就在这时，敌人的几颗子弹击中了古柏，鲜血瞬间染红了衣服，倒在了地上，壮烈牺牲。

因为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鸳鸯坑战斗后，附近的村民没有人敢到这里来，直到多年后，一位叫刘润旭的村民，上山时看到有一些人的骨头，才捡来树枝火化掉。

几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得知了古柏的噩耗，提笔写下了：“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案件的来龙去脉已查清，龙川公安局认为古柏遇害案，是由王应湖告密，黄居成积极推动的结果，而黄卓也是同谋之一。

随后，龙川法院判处黄居成、黄卓、王福均三人死刑，立即执行；王敬卿判死缓，王应湖判处无期徒刑。

至此，这桩发生在1935年的悬案终于查清，凶手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进入80年代后，寻乌县政府在镇山公园修建了“古柏烈士纪念碑”，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其写下了“古柏烈士，永传不朽”的碑文。